非市場供給的條件

    正如非市場需求的條件一樣，非市場供給也與幾個特徵有關，正是這幾個特徵使得它與市場供給相區別並促成非市場失靈。

    

    1．界定和衡量產出的困難

    非市場產出常常在原則上難以界定，實踐上界定不清，而且在數量的度量或質量的評價上尤其困難。當然，這就是為什麼非市場產出在國民核算帳戶（national accounts）中被度量成生產它們所投入的價值。非市場產出通常是中間產品，充其量只是預期的最終產品（如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對藥物和食品分配的限制或禁止、美國通信委員會頒發或吊銷的執照、軍方組建和雇用的部隊和設施、衛生和福利機構處理的病例和支付的款項等）的代理者。在每一個例子中，中間非市場產品對預期最終產品影響的程度是難以捉摸和難以度量的。

    非市場產出的質量尤其難以確定，部分原因是缺乏有關產出質量的信息，而就市場產出的情況而言，信息是通過消費者的行為和選擇傳達給生產者的。例如，難以確定現在的教育（或福利專案，或環境管制，或食品藥品管制等）質量比五六年前是更好還是更壞。

    當然，度量的難度在非市場產出中是各不相同的。例如，美國郵政署的績效（在成本和服務方面）就容易與聯邦快遞公司比較；盡管不是沒有困難，但公立學校可以與私立的和教區的學校比較；而且，盡管也有某些困難，但警務部門也可以與私人保安機構比較。

    然而，更主要的是，非市場產出（如國防、管制行動、社會福利專案等）的合適標準卻捉摸不定且爭論不休。一般來說，通過其投入來度量非市場產出可以被接受，因為產出價值的直接度量是如此地困難。

    

    2．單一資源（single-source）的生產

    政府的單一資源產出通常是由單一機構生產的，而它在某個特殊領域的排他性特權（壟斷）是法律賦予的、行政認可的，或兼而有之（例如管理機構、美國國家宇航局在太空開發中的作用、公立學校系統，在最後一個例子中只有來自私立和教區學校非常有限的競爭）。問題在於（例如在提供某些形式的戰場空中支援時空軍和陸軍之間）解決的方法常常根本與產出效率或質量無關。因此，持續競爭的缺乏造成了評價非市場產出質量的困難。

    

    3．生產技術的不確定性

    生產非市場產出的技術常常是未知的，或者說即使已知，也具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在教育領域就有不確定技術這樣的例子：科爾曼（Coleman）報告和其他研究專案通過參考考試標準分來評價學生的表現。曾經因為學生和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而安排了合適的補貼，而這些研究幾乎沒有解釋由諸如班級規模、或生均支出、或師/生比等變量所引起的學生學業成績的差異。我們仍然幾乎不知道如何“生產”教育，以及教育產品究竟由什麼構成。例如，對由標準化考試所衡量的認知和語言能力是否構成所追求的一整套教育目標存在著爭論；即使這方面意見一致，但在課程設定、教師的種類和培訓、教室或野外實驗和運用、從實踐中學，以及最適於提供教育產品的其他教育技術要素等方面，我們的理解仍非常有限。

    在國家安全領域，人們普遍假定：技術既先進又得以充分理解，但是，對（軍備、人力、訓練、後勤保障、命令、控制、通訊和情報的）投入和國家安全預期的最終產出之間的技術（生產—功能）關係，我們充其量只有有限的理解。從更精確和更學術的角度上講，最適於產生有效率、有效果的威懾力量的戰略防禦和進攻能力的合成，卻未被理解並引起廣泛爭論。

    與（在沒有對勞動力供給和接受者的心理安寧及動機產生不良影響的情況下）通過福利機構和轉移支付產生社會福利一樣，或者與（在沒有對制藥企業進一步的研發動機產生嚴重不良影響的情況下）充分顧及潛在消費者面臨的風險而提供食品和藥物管制一樣，我們對與生產這種其他非市場產出的技術的理解仍然是更加不實在的。

    

    4．缺乏結算（bottom-line）和終止（termination）的機制

    非市場產出通常與任何評價績效的結算（與市場產出的損益報告相似）相脫節。與這種結算的缺乏緊密相關的是當非市場活動不成功時，缺乏可靠的機制來終止它們。

    因此，許多與非市場物品和服務相關的條件和特徵都促成了其生產中各種缺陷的產生。這並非否認這樣的事實：盡管非市場供給的條件也許有時造成了這種出錯的動機，但政府絕大多數情況下還是由想努力做好本職工作的盡責的個人和機構組成的。

    以這些非市場供給特徵為背景，就可以合理地假定：存在著與市場活動正傾斜供給曲線相似的非市場活動作用機?。基於這一前提，非市場產出的供給［只得（faute de mieux）根據生產它們時支出的成本和預算來衡量］往往會隨著平均政府工資率（比如說，用平均文職人員工薪標準表示）和稅收收入的上升而上升。當政府薪金標準（Pay scale）以相對的幅度上升時，政府機構的雇員將增加，它們支出的總成本（即非市場供給的標準尺度）會上升；而且，當稅收收入和公共收入增加時，我們也可以假定，非市場總供給雖然吸收了額外的收入也將上升。（相反，諸如加利福尼亞州13條建議和其他限制徵稅這樣的改革，往往限制並阻礙了非市場活動。）

    最後，似乎有理由認為，非市場活動的供給受到國民收入和政府收入的積極影響，它們通常相互關聯。隨著國民收入的上升，產生更多的公共收入，非市場活動的供給（即支出的成本）往往將相應上升。新專案將產生，或者現有的專案將擴展，以吸收已經獲得的額外資源。顯然，某些非市場活動比其他活動更有可能擴展。例如，隨著國民收入的增加，也許衛生、教育和環境專案比再分配的福利專案更有可能擴展；而當收入下降時，相反的情況則很可能發生①。然而，隨著收入的上升和下降，很可能出現非市場總供給上升和下降的趨勢。

本文摘自《市場失靈不一定非政府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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