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1）

    同樣的主要經濟政策選擇也發生在複雜的其他世界中，如（不是那麼準確地說）第三世界中。不準確是因為這個世界確實不是一個單一實體，更像是複雜的、參差不齊的國家集團，其間的差異性事實上比其他兩個世界中的差異性大得多。盡管存在差異，但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大多數至今在解決主要的選擇問題時，還是有利於政府對主要（資源）配置決策的控制。也有一些數量上相對較少的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①），是例外，如中國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和土耳其。盡管這些新的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存在偶然的倒退（部分是因為貿易條款的臨時變動，部分是因為國際石油價格的臨時波動，部分是因為國際資本市場的臨時緊縮），但總的來說，它們是第三世界中經濟持續發展的唯一成功範例。它們的成功突出地表現在：在解決主要經濟政策選擇中，更註重市場價格和競爭（尤其是國際出口市場競爭）的重要作用。自20世紀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以來，其他幾個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和泰國——一直積極地向同樣的方向邁進。在這些國家中，政府政策通常是激勵，而不是妨礙市場的主動作用。因為各種特殊的原因，菲律賓顯然是其中的特例：市場和價格競爭已經相對活躍，然而，過去30年的經濟表現卻令人沮喪。

    在大多數的其他約140個第三世界國家中，維持著強烈的中央經濟統制論的（statist）、（政府對國民經濟）干預主義（dirigiste）的傾向，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中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反殖民主義的運動之間的歷史聯繫。國家在這些經濟體制中的突出作用，還通過它把利益賦予那些追求並最終獲得超越政府機構的那些人而得以增強。由於有古巴、越南、東歐和蘇聯的中央計劃指令經濟的令人失望的經濟表現為依據，在最近幾年中，中央經濟統制論的這種影響已經減小。中央計劃指令經濟在那里依然存留，並且對傾向於有利於政府，而不利於市場配置，有利於“神學的”或“正義的”或“政府決定的”價格，而不利於市場價格來解決基本的選擇問題產生了普遍的影響①。

    如果是完全市場和不完全政府之間，或者是完全政府和不完全市場之間的選擇，那問題將會更容易。事實上，正如已經指明的那樣，實際的選擇涉及到不完全市場和不完全政府之間的妥協。本書試圖表明：如果不是罪惡之間的選擇，那麼充其量就是必定具有缺陷的選項之間的選擇。更準確地說，目的就是要產生一個非市場失靈理論。這樣，不完全的政府表現能夠加以清楚地分析和準確地預測，更接近在分析不完全的市場表現中已經達到的程度。

    在思考基本的經濟選擇中，我們應該考慮與每一個選項有關的總的結果，而不是只與單個選項有關的缺陷②。我們需要懂得：或多或少可以預料的政府缺陷並不亞於市場缺陷。

    在這個方面，政治學已經超過了經濟學。盡管有一些證據表明，20世紀90年代政治鐘擺也許出現過倒擺，但美國、英國和德國保守黨政府的重複選舉授權（repeated electoral mandates）就反映了政界對過度的政府缺陷的反應。無論如何，這些反應與其說是分析與理智，不如說是感情和挫折。要是在確定公共政策中分析並不比感情更重要，那麼，我認為值得在它們之間創造更好的平衡。在此過程中，正規的經濟學的內容能夠把握選舉政治的本質。本書之所以更侧重於論述政府的缺陷，是基於下述判斷：許多經濟學家、大多數其他的社會科學家和政策分析家所提倡的現代經濟學和政治學在分析市場的缺陷和非市場的缺陷時，通常都把重點放在市場的缺陷方面。矯正一種不平衡需要另一種不平衡①。

    我強調政府失靈，並不意味著它們比市場的失靈更嚴重或更不嚴重。更確切地說，這種強調源自這樣一種信念：在經濟學文獻中，市場的失靈盡管已經從邏輯和形式上得以充分地闡述，但非市場的失靈並未得以相似的分析。

    因此，盡管下面的章節提到許多的市場失靈，但與更多地暴露非市場失靈相比，它們被有意地簡化了。因為前者在別的地方已經得以充分論述而為人熟悉，但後者——非市場的失靈——卻並非如此。我因此並不對兩者給予同樣的論述，而是有意集中論述後者。

    圍繞本書的大體構想，第二章評述了現有的市場失靈理論，並對下面人們普遍熟悉的解釋作了概述：為什麼可以預料市場的結果既不是有效率的結果，也不是配置公平的結果？為什麼公衆對這些失靈的理解可能誇大了事實？

本文摘自《市場失靈不一定非政府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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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美國的民間智庫，蘭德公司享譽全球。其研究成果在美國乃至全世界都有一定的權威性。本書是該公司最著名的研究成果之一，主要論述經濟政策制定的根本問題，即在經濟體制的運作中，如何在市場和政府之間作出恰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