遞增回報

    只要經濟活動服從於遞增回報和遞減邊際成本，市場將再次不能夠產生有效益的結果。在遞減成本的條件下，最低成本的生產方式將由單個的生產者實現。因此，一個自由的市場將導致壟斷。假設壟斷者不能夠在要價上對不同的買主區別對待，並且因此市場上由一種單一的價格主導著，那麼，無論從靜態上講還是從動態上講，結果將都是效率低下的。從靜態上講，結果之所以將是效率低下的是因為生產數量將更低，並且由壟斷者所索取的利潤最大化的價格將會更高，超過生產成本所要求的價格；從動態效率上講，正如前面所闡述的那樣，結果將也是不理想的，因為與在一個更具競爭性的體制下也許會成功的動機相比，一個安安穩穩且不受挑戰的壟斷者的創新動機將會更弱。

    只要遞增回報存在，各種類型的政府干預也許正是為了改變市場結果：（1）通過對“自然”壟斷（例如公用事業）的直接作用或規範調控，把價格或允許的資本回報率預定在更加接近競爭環境下的一般水平上；（2）通過法律的保護以防某單一企業贏者通吃並且鼓勵競爭（例如通過反託拉斯立法）。盡管這種類型的干預試圖接近有效率的結果，但理論上手段與目的不匹配①。

    經濟學最近的進展——可競爭市場理論（the theory of contestable markets）——表明，即使在遞增回報和壟斷盛行的情況下，也還維持著壟斷者追求有效的（或接近有效的）定價和生產決策的強烈趨勢，從而避免或減輕這種原因市場失靈的影響。威廉·鲍摩爾（William Baumol）已經發展了可競爭市場理論，而數十年前，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Franois Perroux）就已經預見了這一理論。佩魯認為，如果市場對新進入者開放，並且沒有什麼障礙和限制進入成本，壟斷者將受到可能進入的競爭者（“潛在對手”）的制約，他們將爭奪壟斷了的市場，除非利潤邊際一直低而產出量一直高②。

    因此，只要準入的門檻低，壟斷者利益的生產或服務的提供就不必然意味著它將能夠利用壟斷權。以航空為例，甚至服務較差航線上提供服務的壟斷者都已經不能索取壟斷價格，因為潛在進入者和競爭者的存在已經迫使現有壟斷者放棄這樣的做法。因此，在違背航線規則之後，服務較差航線所索取的價格，與服務好並且完全競爭的航線相比，並不具有壟斷價格或壟斷利潤的特徵①。

    甚至就熊彼特的動態效率的標準而言，遞增回報和壟斷的市場結構也許並不像通常所設想的那樣，遠遠偏離所希望達到的創新和提高生產率的目標。這里，由潛在的進入者（競爭者）所造成的市場競爭的影響也許再次把強硬的規則強加在壟斷者的頭上，迫使他們保持高水準的研發（R&D），並維持高速的創新，以便保護他們目前壟斷的市場。潛在的競爭也許因此對實際的競爭具有類似的影響。

    在漫長的訴訟之後（在此過程中，巨大的公司被裁定違犯反託拉斯法），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 Co.）的失利提供了前述的兩種市場失靈——外在性和遞增回報——沖突之間的一個有趣的案例。為了矯正市場失靈的一個根源（遞增回報），法院也許已經制造了另一個根源（外在性）。因為意識到在一個面臨遞增回報的行業（通訊）中缺乏有效的競爭，法院已經用從進行研發和創新而獲利這種狀況來替代它，以前大部分利益都被巨頭AT&T內化了，而現在大部分利益都向外流向了行業已被分割成的七八個區域性公司。因此，對通訊業新的競爭實體而言，在研發和技術進步（就像AT&T以前所做的那樣）上的進取心就被削弱了。各種阻礙也出現了，因為研發而產生的外在性：競爭者能夠搭由任何一家企業承擔研發費用的“便車”。相比之下，當AT&T控制整個市場時，研發和創新的結果由單一的公司獨自內化，它既產生這些結果，也從中受益。因此，避免了“搭便車”問題。

    同時，當每一個新的區域性公司與其他公司競爭以佔據更大的市場份額時，AT&T的敗訴也許能激發起技術效率和X效率。因此，敗訴判決一方面可以通過增強競爭而促進技術進步；但另一方面，同樣的判決也可以消弱這樣的進步，因為隨之產生的外在性和“搭便車”問題會削弱研發和技術創新的動力。

    AT&T的案例代表了公共政策領域一種常見的現象。由旨在糾正一種缺陷而引發的公共政策努力也許恰恰引發了作為副產品的另一種缺陷。在通訊業中建立起來的市場結構改變的情況下，將如何計算市場失靈的這兩種根源——外在性和遞增回報——之間的利益平衡，還要拭目以待。

本文摘自《市場失靈不一定非政府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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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美國的民間智庫，蘭德公司享譽全球。其研究成果在美國乃至全世界都有一定的權威性。本書是該公司最著名的研究成果之一，主要論述經濟政策制定的根本問題，即在經濟體制的運作中，如何在市場和政府之間作出恰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