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衆民主化的逆向選擇

　　大衆民主化似乎已達到全民民主的境界，每個公民具有平等的政治權利，政府對所有國民負責，應該是最完備的民主形式。實際上，當代西方民主在促進國內社會公平、政治清明的同時，自身又產生了新的弊端，而且，這樣的弊端，結合西方貨幣金融霸權的強大功能，對社會發展產生反向作用。

大衆民主化在兩方面造就了其負面作用：一是導致西方國家選民對權利邊界認識不清，在政客的競選宣傳中無法分清國家長遠利益與短期利益的界限，導致社會過度福利化；二是在固有神話中對民主的膜拜導致其對民主制度的過分自信和傲慢，而西方民主不過是民族、國家利益的外部化合適的工具。

“主權在民”，以民為本，但“民”不是抽象的人，一方面從消極層面看，他要保護自身固有權利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從積極層面看，他是有血有肉充滿了各種訴求的普通人。現代選舉制度決定了，政治家和政客必須獲得多數選民的認可才能獲得掌握權力的資格。而“為人民服務”的競選綱領需要滿足大多數人的訴求，這些訴求涵蓋經濟、社會生活中諸如醫療、教育、安全、環保等各方面保障，它們在維護基本權利方面提供了充分保障，是社會的進步。但訴求應當與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提供能力相匹配，社會能力是提供利益、滿足訴求的基础。

現實卻遠非如此，當代選民所處的高速信息化社會一方面提供了快速、全面的海量信息，另一方面，將世界形象展現於所有人面前，為所有人追求內心認定的美好生活提供了樣闆，經濟不平等、貧富懸殊、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差異，使其期望值與現實社會存在著巨大差距，而信息化社會加劇了這種差距。這種期望有兩方面作用：在激勵一些人為實現夢想而努力工作的同時，卻使其他相當多的人要求國家和社會提供“最低的保障”。期望轉換為要求，轉變為天然的“權利”。

表面上，是國家保障民主所訴求的權利，但歸根結底，所有用來保障權利的成本付出應落實到選民的勞動付出中，選民應該清楚，他提出的要求越多，付出的勞動就應該越多，這種付出不僅體現在稅收上，也體現在勞動強度、休息時間、退休年齡等各個方面。當然，國家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合理分配經濟負擔和資源，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稅負比例的承擔、財政支出比例等等都對具體政策產生影響，但不論實際情況和理論如何複雜，都存在選民通過民主要求的權利與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不相匹配的可能。如果這種不相匹配僅僅是微小的，或者源於經濟的短期波動，那麼政府可以通過發行債券等手段予以調整，或者通過對富人徵稅等措施予以彌補，但如果是結構性的錯配，那麼，就有必要對整體收入結構、經濟發展模式進行改革。

從選民訴求角度來講，民主權利的行使結果是否就完全是合理的呢？如果此種訴求超出社會提供的能力和範圍，即訴求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又有哪個仲裁機構來判斷合理與否呢？在經歷過長期的經濟繁榮並實現大衆民主化進程後，美歐社會面臨大衆民主的社會要求與國家經濟發展程度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西方學者強調，不論民主制度好壞，政府至少對大部分公衆是負責的，不至於被某些利益所操縱。而正是這個對大部分公衆負責的制度，在極端情況下卻是過度負責，不能或者不敢違逆大部分公衆的自我幻想。

歐債危機爆發後，很多有識之士明確指出了福利開支過大是其主要原因。而福利開支過大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除了經濟制度方面的原因外，在政治領域，我們應該反思的正是西方的大衆化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成為一種倒逼機制，構成對政黨的壓力，任何違逆中產階級意願的主張，都將面臨中產階級的抵制，進而在民主選舉中被淘汰。這是一種逆向選擇，競爭性的選舉變成了競爭性的承諾，越是承諾將給予選民無所不包的利益的政客越不能兌現承諾，越不能保持國家經濟的正常健康發展，但這種政客卻越能贏得選民的認同與支援，負責任的政治家講述實情並指出需要國民做出犧牲，反而在沒有發生重大危機的情況下無法獲得執政資格。沒有人告訴選民“你們的要求太多了，憑國家的條件滿足不了”，沒有幾個政治家能夠像丘吉爾那樣，告訴英國公衆類似在二戰初期“我帶給你們的只有血、汗水和眼淚”這種實事求是的表白。

福利制度本是社會的進步，但在某個點上，福利國家跨過了合理界限，以當代民主制度作為發動機的西方社會列車一頭紮入了債務深淵。民主是可以分解來觀察的，在使社會公平發展、政治清明方面，民主發揮著積極而正面的作用；但在當代全球化和貨幣金融體系下，民主成為選民向國外和未來不斷索取、訴求無度的決策過程，民主制度真正成為了威權制度的反面，威權主義下的人民是缺少民主權利，但在歐美民主制度下，人民卻成為了民主專制的主人，是法國大革命時期人民民主在國家層面上的變種，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另一種形式的腐敗，是民主的腐敗。

歐美債務危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缺乏可持續增長性，經濟可持續增長需要新的投資和創新機制。它與歐美的福利社會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一方面，對勞動者的過度保護使企業成本過高，在投資風險與成本不成比例的情況下投資乏力；另一方面，優越的生活條件增加了人們的道德風險，失業在西方某些國家成為謀生手段，努力工作的收益與付出之間無法得到普通人認可的平衡。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希望通過競爭性資本主義創業致富的想法被得到社會關愛保護的現實替代。福利社會培養了社會觀念，人們形成集體迷失的思想，對此糾正需要極為痛苦的社會變革，只有不對社會過度依靠、國家不過度扶持、無法寅吃卯糧，社會才能逐漸覺醒。

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對德國社會福利進行過大刀闊斧的改革，包括失業保險、養老保險、退休年齡、醫療費用等方面都做了削減福利政策的決策，改革方案雖然推行下去了，但他本人卻於2004年黯然辞職下台。施羅德畢竟完成了社會改革，令人擔心的是其他有改革志向的政治家還沒有實施實質性方案，便“出師未捷身先死”，改革者為了國家長久發展不惜得罪於民衆，卻為本國的人民所抛棄，這樣的民主制度，其弊端確實值得深思。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國不斷爆發民衆示威遊行，政治家或者政客走馬燈一般的上台下台，表明民主主體對權利的濫用已經傷害了民主制度本身。

當然，即便是歐洲，各國的情況也不完全一樣，一些以福利制度聞名的北歐國家並未在經濟上受到嚴重傷害，同時保持了福利制度的連續性，這說明了像挪威這樣的國家，其經濟體系與實行的福利制度之間達到了合適的平衡。

有人評論，美國的狀況比歐洲穩健，美國勞工市場更加自由一些，社會福利也沒有歐洲水平高，但要看到，美國的國家負債率要超出歐盟總體負債率，奧巴馬能夠在失業率達到8%以上時競選連任成功，同樣是依賴承諾增加財政支出說明社會中產階級而獲得勝利的。美國之所以目前沒有發生類似歐洲的國家危機，主要原因之一在於其擁有強大的貨幣和統一的財政制度，沒有類似歐洲各國需要協商的制度。但在其體系內部，2013年10月初“政府關門事件”又一次將民主協商推向了極端。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的政見之爭，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美國的稅收水平、債務水平和貨幣發行程度，將是其民主制度的另一個註腳。但不論怎樣，相信兩黨在2014年的協商結果仍將是向世界註入貨幣，最終解決國內的紛爭。

本文摘自《富國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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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作者認為，西方傳統的三權分立制度在現代和當代發生了實質上的巨大改變，金融霸權成為了傳統三權之外的一種缺乏約束的權力，這種權力在發達國家內部動搖其民主自由的根基，在世界範圍內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財富。西方國家宣揚的民主自由的價值觀與其貨幣金融霸權之間存在著完整的邏輯鏈條。 本書深刻分析了這一邏輯鏈條，並以衆多國家的經驗教訓為案例說明，這一邏輯本身成為西方國家獲取利益的工具，同時卻使發展經濟體受到經濟損失和社會傷害。本書獨特的視角和深入的分析為讀者了解世界政治經濟脈絡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參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