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霸權的體系

　　美國金融霸權的核心是美元，維護經營美元體系的主體包括美聯儲、壟斷金融所代表的金融資本和國際經濟組織。如果說貨幣美元是經濟體系的血液，那麼美聯儲相當於心髒，美國金融資本相當於血管，國際貨幣金融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則將以美元等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開拓到新體系和新領域。對於美元，我們在後文將詳細闡述。構成支配美元流動的組織體系展現出立體、全球化且高效能的特色。

在這個龐大的體系中，最神秘之處莫過於美聯儲的身份和角色了。一直以來，很多人，包括許多美國人在內，都認為美聯儲是陰謀的結果，是金融資本統治世界的核心手段。盡管存在各種爭議，但我們還是認為，在巨大的金融體系中，利益、組織等交錯繁复，美聯儲無法如陰謀論所言，成為如此龐大體系中依賴於家族、種族、個人或者小團體陰謀所能控制的主體。美聯儲是美國民主制度和金融資本共同運作的產物，但是，從它誕生時起，它特殊的組織結構和運作方式決定了它並非民主體制內的絕對服從者，而是結合民主體制、金融資本與專業精英的某種複雜變幻體。

在歷史中，美聯儲是為避免銀行體系週期性資金流動危機、防止系統性金融危機導致癱瘓而成立的，這一功能曾由摩根銀行承擔並起到相當大的作用。但在1929年的大蕭條中，美聯儲未能及時履行職能，從而導致銀行大面積倒閉，貨幣緊縮。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美聯儲實施寬鬆貨幣政策，使美國能夠快速從危機中掙脫出來，同時保護了衆多金融機構在重大危機中安然無恙。

美聯儲成立於1913年。1935年，美國國會創建了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以協調華盛頓與各分行之間的聯繫。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中有投票權的成員包括7名聯儲理事會理事和12家聯邦儲備銀行中的5位行長。作為國家最核心部門，其理事委員並非選舉產生，而是由總統提名、參議院認可後任命。各儲備銀行的行長由監管和代表各地方金融機構的儲備銀行董事選舉，但聯儲理事會可行使否決權。這種結構是為了政治家任命的理事委員與政治機制之外選定的儲備銀行行長相互制衡，從而保證公開市場委員會的獨立性。委員會決策可以獨立於立法與行政權力之外，不僅如此，它的決策甚至可以影響大選中誰成為總統，誰又會黯然離去。

美聯儲最主要的工作是提供貨幣政策，保持貨幣穩定和促進經濟增長，這是中央銀行在任何社會中應具備的正常作用。因其貨幣政策的重要性和對社會各階層、派別的經濟影響力，在美國的民主體制下，貨幣政策反而需要某種神秘主義，即它表現為中性而且艱晦難懂，如同抹平了政治價值上的傾向性和財富分配上的立場一般。但事實上，從美聯儲委員會的產生方式以及服務對象來看，它無法與金融資本割裂開來。它本身雖然兼顧國家經濟政策，但又屬於金融資本體系的一部分。

創造貨幣的控制權掌握在美聯儲和金融機構手中，通過市場的倍乘效應，在美聯儲的微幅調整中放大到整個市場體系。這相當於將創造貸款和貨幣的唯一特權授予了由私人企業組成的精英團體——商業銀行體系。雖然美聯儲通過這種方式調整經濟發展，但是，金融資本作為貨幣核心的附屬體系，天然具有獲得優先保護的優勢和地位。在美國，銀行是最安全的商業企業，無論規模大小，倒閉後都會受到政府保護，而其他經濟實體卻享受不到這樣的待遇。2008年金融海嘯中像雷曼倒閉的例子屬於個案，而花旗、摩根、美國保險公司等等還是受到了美國政府的重點保護。這種保護因雙方密切的關係而加入了保障內容，即金融公司不僅不會輕易倒閉，而且美聯儲政策能夠保障金融行業的利潤和盈利能力。美聯儲雖然不應當持有政治立場判斷，但是，具體的政策在說明一部分人的同時會傷害另一部分人。12家聯儲分行行長中，有5位雖然在委員會中不具有絕對投票權，但是，他們代表了其所屬地區千百家金融機構的利益。美聯儲的決策需要平衡經濟發展和金融安全之間的關係。但往往經濟形勢發生動蕩時，經濟控制力量卻越來越集中，貨幣政策具有了清算和再分配功能。比如1980年代沃爾克擔任美聯儲主席期間，其提升利率、抑制通脹的政策導致大量中小型企業破產和被收購。

如果說美聯儲在美國歷史中起到了保障經濟正常發展的作用，那麼隨著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終結，美元成為世界貨幣後，美聯儲政策已成為世界經濟政策的中心，而對於作為誕生美國聯儲分行的成千上萬家金融企業而言，成為美聯儲政策重點保護對象和一致行為人便是順理成章的結果了。金融企業是嵌入美國經濟體系的組成部分，但它又以市場原則為宗旨，不可避免地追求自身利益。隨著美元的世界性流動，金融資本利益將從美國國內延伸到它所能到達的一切領域。

當然，在美聯儲的歷史中，不同領導人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有的美聯儲主席執掌貨幣政策具有極強獨立性，獨立於白宮和國會，有的主席卻深谙政治權力之道，說明總統刺激經濟，希望總統連任之後反過來說明自己連任美聯儲主席。這些歷史細節表明完全隔絕於國家權力機構的獨立美聯儲並不存在，但這些並不能影響其發揮效能的主要方式，亦無法改變美聯儲與金融機構之間聯繫的性質。

在美聯儲外圍是以金融巨鳄所代表的西方金融機構，包括各種銀行、投行、保險公司、基金、政府擔保機構等等，它們已不是過去簡單的銀行，不再是以存款貸款業務為主的傳統金融機構。在繼續向企業貸款的同時，它們更多是以自有的影響力通過金融創新帶動更多更大的槓桿資金，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成為彼此默契的控制性力量。黃樹東先生在《大國興衰》中指出：“金融全球化導致金融資本的泛濫，過多的金融資本追求相對有限的盈利機會，結果導致預期收入下降。……回報率的下降是對資本生存價值的挑戰，迫使資本開始通過資產擴張、加大槓桿運作的方式提高回報利率。” “華爾街的投行無不以幾十億、幾百億的自有資金，運作起幾千億、幾萬億的資產。華爾街五大銀行，除貝爾斯登經營的總資產在2006年增長23%、2007年底再增長17%外，到2007年底，另四家投行經營著高達38 763億美元的總資產，相當於美國當年GDP的27.6%。”在這種模式下，自有資金與其所控制的資產不成比例，金融機構可以通過四兩拨千斤的方式置社會風險、系統風險於不顧，追求金融機構的私利。2013年10月摩根大通銀行同意賠償兩房50億美元，結合英國倫敦同業拆借利率（Libor）即在倫敦銀行金融交易市場上銀行間相互拆借英鎊、歐洲美元及其他歐洲貨幣時的利率，它常常作為商業貸款、抵押和發行債券等金融產品利率的基準，已經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一種關鍵利率，一些浮動利率的融資工具在發行時，以該利率作為浮動的依據和參照物。的操縱，我們對於這種白領犯罪只能窺視其一角。Libor醜聞給數千個金融基準各國金融市場中金融產品的定價依據，以此可以影響從汽油到黃金等商品期貨、從按揭貸款到國債等絕大多數金融產品的價格。投下了陰影，歐盟委員會阿爾穆尼亞說：“在Libor醜聞之前，人們認為金融基準是可以信任的。現在人們認為其中可能存在操縱行為。也許操縱不再是例外，而成了慣例。”《15家大銀行卷入匯市操縱調查》，載《參考訊息》，20131114，轉摘於《金融時報》網站《大銀行面臨外匯交易調查問詢》。在沒有證據和痕迹的情況下，能夠操控的產品和定價到底有多少，這只能依賴於想象了。通過保險、衍生品、對賭、期貨，這些國際金融機構創造出五花八門的金融產品，一方面它們聲稱在金融市場中這些產品的作用在於減少或者規避風險，實際上在發生系統風險的情況下，它們又無能為力；但另一方面，沒有危機或者風險它們又無法獲得槓桿化收益。所謂的風險，相當一部分要麼可以通過巨額的資本得到控制，要麼能夠通過資本和人脈關係事先感知或者分析。100多年前，美國農產品期貨市場是針對天氣的不定變化而對生產者和購買者設立的保險手段，而現在，外匯、石油、金屬等等所有重要品種的價格，幾乎都與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發展變化有著密切關聯。一方面，金融機構有著廣泛的人脈和知名研究機構，它們測知國際中的各種變化，另一方面，它們的資金實力不再是避險的被動接受者，而是成為市場的控制力量。它們既可以推動事物的發展方向與金融機構的預測實現對接，又能夠成為定價者；它們既是風險的規避者，又是風險的受益者。2008年，高盛出具報告，石油每桶價格能夠達到200美元，結果在147美元時掉頭向下，最低到33美元，難道高盛的高層會與發展中國家的普通交易者一樣對美國政府的伊朗政策、利比亞政策等一無所知？或者高盛的金融服務不會在給石油七姊妹公司又稱國際大石油公司，指的是標準石油分割所形成的三家較大的石油公司與另外四家石油公司所組成的壟斷性企業聯盟，曾對世界石油市場影響甚巨。包括埃克森公司、殼牌公司、英國石油、美孚石油、德士古、雪佛龍、海灣石油，經合並到2004年，七家中還有四家繼續營業，它們是埃克森美孚、殼牌、英國石油和雪佛龍。提供咨詢的同時窺測了解它們的生產計劃？防火牆不過是對具體交易人員的清規戒律，對於頂層決策者實際是不存在的。2013年高盛又有報告稱黃金價格能夠升至每盎司2 000美元，結果從1 700美元降至1 200多美元。市場價格劇烈波動，意味著從事這些產品的生產，以及依託這些產品的產業鏈中的誠實勞動將失去意義，勤奮的生產勞動反而成為人生中的巨大風險。在這樣的市場中，難以分清市場成分和控制力之間的區別。

值得一提的是，當代跨國實業企業並非與金融資本相互隔絕，實業資本一方面通過不斷並購重組，規模越來越大，比如通過對所有權關係的分析，僅1 300家跨國公司即可構成全球經濟核心，而其中超級核心有150家，它們佔據全球財富40%以上；另一方面，跨國實業企業，諸如電信、軍工、石油、軟體等，它們已經實現了股權結構證券化，即能夠控制它們的，已經不是過去家族從事實業經營的股東，而是金融資本層層如金字塔般盤根錯節的控制關係，金融資本通過較少的自有資本即能夠在實業層面控制龐大的資產規模。在實業企業中，主管生產、經營等具體業務的是職業經理人，但選拔職業經理人，並決定公司發展方向的卻是金融資本。

在國際層面上，推行國際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是佈雷頓森林體系中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前身為關貿總協定），它們在20世紀80年代後，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的結構調整計劃將國際金融秩序植入到發展中國家，使很多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成為西方貨幣和金融資本任意馳騁的獵場。在這些機構的內部組織層次中，西方國家擁有絕對的控制權和影響力，配合以成體系的理論和意識形態，使發展中國家自願地開放核心金融領域。歷史中發生的歷次經濟或者金融危機，解決方法或者提供援助的條件都是更為開放和自由的資本市場。只是在鐵一般的事實面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才不得不承認對於一些國家，過快開放資本市場反而會帶來風險。盡管承認，但它們的最終結論還是委婉地要求開放資本專案。有趣的是，某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離任再擔任母國央行行長後，便改變原來的資本自由觀點，認為資本過度自由對具體國家的經濟無益。

對於美國經濟邏輯合理的制度安排，經過歷史中貨幣角色的微妙變化，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對他國卻構成了實質影響。總體來講，金融資本支撐的市場經濟為人類幸福生活創造了條件，但是金融資本作為最接近陽光的地帶，得到了最好的保護，同時又獲得了最大的利益；而其他經濟體，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經濟體，不是沒有成長，而是在發展的同時需要付出更多並承受更多的艱辛。

本文摘自《富國的邏輯》

---

　　 本書作者認為，西方傳統的三權分立制度在現代和當代發生了實質上的巨大改變，金融霸權成為了傳統三權之外的一種缺乏約束的權力，這種權力在發達國家內部動搖其民主自由的根基，在世界範圍內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財富。西方國家宣揚的民主自由的價值觀與其貨幣金融霸權之間存在著完整的邏輯鏈條。 本書深刻分析了這一邏輯鏈條，並以衆多國家的經驗教訓為案例說明，這一邏輯本身成為西方國家獲取利益的工具，同時卻使發展經濟體受到經濟損失和社會傷害。本書獨特的視角和深入的分析為讀者了解世界政治經濟脈絡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參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