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霸權統治了市場經濟

　　貨幣金融霸權與市場經濟之間的關係是獨特的：一方面，金融霸權全面支撐當代市場經濟，為市場經濟的運行提供了渠道和體系保證；另一方面，金融霸權已經成為市場經濟的駕馭力量和控制手段，金融霸權雖然是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但它經過長期的演變，在市場體系內部從一般的市場主體逐步成為市場中具有決定性力量的領導者。

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離不開金融力量的促進與支撐。市場為兩個層面要素的結合：一層是人們主觀思想上對利益的追求和理性判斷，每個主體對經濟行為的意義在認識上千差萬別，市場經濟在精神上是自由和平等的；另一層是具體的實物要素，它們是被動固化的，需要按照市場主體的意志予以配置才能發揮其效能。實現兩個層面融合的媒介就是貨幣和金融體系。實物要素是固定的形態，而貨幣金融制度將其擬制成為可以轉變的貨幣或者證券等形態，通過金融體系流轉，人們在自由市場中的意志能夠按照預想實現，這成為市場配置資源有效性的前提條件。

在市場建立和發展的過程中，貨幣金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在現代高度發達的市場體系中，金融為市場的高效運轉提供了可能和現實渠道。市場各種要素如同散落的珠寶，若要成為完整的藝術品，需要金融將其組織起來。我們強調“貨幣金融”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市場”又需要在貨幣金融“體系”支撐的框架內部運轉，沒有金融體系的支撐，市場就無法建立。

在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中，金融資本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它說明國家籌集戰爭費用，組織社會大規模生產，投資於高風險的科技創新，融匯社會資本，將資本的力量與科技創新、追求財富的動機結合起來，促進了社會的快速發展。英國在17世紀海外貿易中的公司式籌資，18、19世紀初對外戰爭中國債的發行，美國在19、20世紀的鐵路、電話、電力、電氣、汽車、化工直至今日的網路、信息產業發展等等，都是金融資本與實業資本結合的實例，它們產生了無窮的創造力，為國家和社會發展中的資源配置提供了恰當的解決途徑和方式，對此我們不應當抹殺。

但萬事萬物的發展都存在一個限度，超過限度，事物發展就會走向它的反面。隨著金融資本不斷擴張，在為社會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時，它也在逐步實現資本本性的極度擴張。

100多年前，金融資本不過是市場經濟中自由平等的主體，它提供金融服務，獲取與實業資本相近的利潤率，與實業資本沒有本質區別，實業資本作為金融資本的客戶，對金融產品的品種和複雜程度要求有限，金融公司作為市場資源配置主體極大促進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和壯大。

但是，貨幣金融在與市場的互動中，自身在發展變化，一方面需要滿足不斷變化的市場需要，另一方面，其自身的發展在不斷影響著市場形態，同時也影響著金融體系內部環境，產生了各種金融創新。在市場經濟內部，貨幣金融力量從市場要素平等的主體逐步變換角色，從配置資源功能中逐步演化出控制資源的能力，這是西方市場經濟在最近幾十年中發生的一個重要而深刻的變化。

在當代，金融資本將股票、債券、期貨、貨幣、衍生品等各個層次和相互聯動的市場體系整合起來，實現金融資本在這些市場中的自由穿越，經濟主體的發展需要在金融市場中尋求路徑，同時，金融資本實現了全方位連通，如同遍佈身體的血管一樣，它滋養著各個器官，但同時為自身取得了控制性權力。小到個人能否找到工作，大到企業在本行業中能否盈利，再到國家在國際經濟中的實際地位，都可以通過金融資本運作和制定政策予以調整。金融決策在不同市場主體之間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它對金融資本實施保護，也可以對債務方造成損害。債務的發生、利息的高低、融資的難易等等，決定了在經濟劇烈波動時發生所有權清算，並進而改變債務人的實際地位，產生轉移所有權的作用。從這個層次上來看，金融資本制造的金融危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算是一場不流血的微型革命，它產生了社會財富整體轉移的效果。

金融霸權與其他主體的關係類似於任何霸權與附庸者之間的關係，霸權能夠獲得確認與服從，一定是獲得了其他主體在某種程度上的主動認可，並同意追隨霸權邏輯。這是由金融霸權對市場經濟的支撐作用決定的。金融霸權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整合市場、促進發展、配置資源、創造財富、鼓勵創新等提供了條件和說明。但作為霸權，它的核心利益卻在於成長自身，在與自身利益發生沖突的情況下，不符合金融霸權邏輯一方的利益即會被舍棄。

金融體系也是與特定市場經濟相結合而發生作用的。市場經濟無疑是人類歷史上能夠創造最大財富的經濟模式，以市場為配置資源的主要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調動人們的積極性，並將個人本性與社會發展的邏輯有機結合，在幾百年內，將人類社會發展提高到一個全新高度。

市場經濟模式也是多種多樣的。在發達經濟國家範圍內，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與歐洲式強調社會功能的市場經濟不同；而在歐洲內部，北歐四國與南歐之間又存在著重大差別；日本在二戰後實行以政府為主導的市場經濟；“亞洲四小龍”指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亞洲的香港、新加坡、韓國和臺灣推行出口導向型戰略，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的騰飛，成為全亞洲最發達富裕的四個地區。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是以政治威權主義奉行市場經濟的；除此之外，還有印度模式、東南亞模式、中東模式、北非模式、拉丁美洲模式。人們往往將市場經濟等同於美國和歐洲模式，這是一種誤解。

美國具有自由資本主義的特色，從理論到實踐以自由主義為原則，在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之前，奉行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極端市場化的資本主義，這起源於20世紀80年代的里根主義和撒切爾主義，強調市場是衡量一切的標準。從其歷史發展及在世界經濟中的現實地位來看，美國自由市場經濟無疑是成功的，它激勵創新、保護產權，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遍觀當今世界的衆多產品、科技發明，其中很大部分是美國經濟體制下的產物。即便在當前美國出現嚴重雙赤字的情況下，其企業也在不斷創新，在為社會提供日益改善的新產品。

但美國的市場經濟是否可以複製呢？美國模式是否放之四海而皆準呢？

在市場經濟的構想中，存在著一種“市場原教旨主義”以市場為核心，取消管制和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預，提高資本的自由流動程度和激發企業家精神，放棄政府的任何管制，以效率為目標。的烏託邦，持此論者普遍認為美歐市場經濟是世界通行的可以複製的模式。如果我們將市場經濟放到世界範圍內觀察，就會發現市場經濟成功的比例是有限的，西方市場經濟的成功需要具備嚴格條件。更要看到，美國體制的積極作用與其消極作用都是巨大的，在促進全球一體化、自由貿易的同時，它也帶來嚴重的不平等和分配不公問題。我們需要避免這樣的思維模式：看到美國體制中促進經濟發展、提高效率及民衆民主的一面，便對美國整個社會制度產生膜拜；或者走向另一個極端，看到美國體制中貧富懸殊、掠奪及虛僞民主的一面，便對美國整個制度進行憤世嫉俗的指責。

在經典經濟學中，紙幣本身是一種借據，表明接受紙幣的人可以以其換取實物資產，所以，紙幣本身應該以實物財富作為發行的儲備。但是，現在許多貨幣是以他國貨幣作為儲備，即以紙幣為基础來發行紙幣，實體財富內核被悄無聲息地抽掉了。國家發行貨幣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財富多少，而是人們相信能夠以貨幣獲得財富的信心。就這樣，紙幣完成了從實物資產為儲備向以信心為基础的模式轉變，信心成為貨幣價值的重要標簽和估值手段。

作為貨幣儲備的貨幣成為了貨幣的貨幣，它衡量其他貨幣價值，是其他貨幣的價值尺度。而成為儲備貨幣，成為信心標的物，需要具備衆多的條件，既包括實物財富的要求，又包括流通能力、國家實力等條件。換言之，並不是所有國家的法定貨幣都能夠成為國際支付手段，大多數國家的貨幣雖然抛開了貴金屬本位，但它們仍然需要找到一個標準，以比較相互之間的價值。目前，只有以美元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貨幣，憑借國家實力與外部的依附，具備成為儲備貨幣的基础和條件。

這樣一種以國家實力為背景的終極權力，卻不是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控制貨幣金融權力的力量不是形式上的民選機構，而是相對於政府半獨立的美聯儲與以高盛、花旗等為代表的金融資本勢力集團。這種資本勢力滲透在各個領域，成為彼此協助、自我實現的循環。它們具有絕對的優勢，具有推動國家政策的力量，在經濟上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大力輸出西方民主制度，在文化上宣揚普世價值觀。

在這樣一個滲透一切、占有一切而又統治一切的勢力下，西方政治體制中三權分立原則也在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在其影響下，西方國家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能夠達成更多的妥協，而這種妥協的成本，將外部化為其他國家的負擔。這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盜竊和掠奪，但是西方意識形態卻將其實質內涵掩蓋起來，把贓物標榜為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觀的功勞。

貨幣金融霸權是一個強大的權力，首先它意味著在各國之間分配財富的權力，它為美國帶來了巨額財富，讓美國人過上了其他國家人民難以企及的富足生活，使其享受充分的社會保障；而通過這種權力獲得的財富，卻被美國金融資本和政客們標榜為美國社會制度和民主制度優越性的結果，借此美國可以向世界宣傳、輸出它的普世價值觀，從而提高了美國自诩的軟實力。同時，通過源源不斷的財富流入與世界市場的貢獻，美國又打造了舉世無雙的軍事實力，保證國際秩序在金融霸權統治下以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式運行。

當然，西方發達國家以及亞洲國家後來的發展，沒有統一的模式，也沒有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重要問題的永久模式。我們揭露金融霸權的作用，並非否定市場經濟在創造財富中的激勵作用，也沒有否定西方法治社會對於市場經濟的保護和促進作用。我們所強調的，是在金融霸權的維護下，美國和歐洲獲得了太多的超額利益。其他國家也能通過本國人民的辛勤勞動，通過國家正確的政策，通過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為本國人民提供創造良好生活的條件，只是這種成功的過程更為艱辛。

西方金融經濟學提出了“效用決定價值”的概念，即任何東西只有針對人的效用而言時，才具有價值。對於沒有效用的東西，即便投入再多成本也一錢不值。這成為金融霸權獲得如此地位的理論基础。所以，不是勞動決定價值，金融資本獲得的回報不能與付出的勞動相關聯，而應當與其帶來的效用即財富價值相關聯。參見陳志武：《金融的邏輯》，5~6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這個理論將價值與效用相連，實際上是將價值與人們的主觀判斷挂起鈎來，所謂效用並沒有客觀標準，而是人們的主觀感受。我們不想過於追究理論依據，只是希望指出，這種理論將價值的客觀標準轉換為主觀標準，而人們的意識在某種程度上是能夠被引導的。在資本的強力引導下，價值將成為像時尚一樣的潮流，這等同於將對效用所做的宣傳和灌輸能力賦予了價值，將運作並激發人們追求臆想價值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思想創造力一方面得到認可，另一方面，將普通勞動貶低得一文不值。有了邊際效用理論，誠實的重複勞動成為供求關係的犧牲品，因為它提供的效用本身如此之低，在發展中國家隨處存在，沒有可以利用的效用；相反，西方國家的任何東西被賦予了過高價值，卻是人們賦予效用價值的結果。

邊際效用理論將人們的判斷提升到至高位置，似乎是提升了自我意志的價值，但是，就其本質而言，它否認了任何固有價值。首先，判斷和喜好是不確定的，所以供求關係也必然不穩定；其次，人們好惡等判斷可以通過外部運作、灌輸而形成，這又為任何人引導提升某物效用創造了空間。比如，相對高爾夫和乒乓球兩項運動，資本對高爾夫採用高投入、高獎金、高廣告費用等種種手段培養出新的群體意識，造就了高爾夫球星在西方的高效用和高價值；而對於乒乓球，由於時過境遷，人們對它從過去的狂熱演變為冷落，這就是低效用。這樣的例子在商業時尚社會比比皆是，胖瘦、膚色、發型、著裝等都可以成為效用的操控目標。通過對意識的有意引導，何為高效用、何為低效用等等成為雄厚資本能夠在市場層面操控的概念。當資本追捧古玩、家具、字畫、房產等資產的時候，它們就是具有高價值的東西；當意念抛棄它們的時候，它們就成為低效用的東西。比較極端的例子如荷蘭發生的郁金香泡沫，好惡在分秒之間發生轉變，但按照效用理論，極端地推導就會產生如何認為在泡沫破裂之前擁有郁金香，就沒有足夠的滿足感和效用呢？

價值成為主觀可以任意操控的概念後，有價值和無價值之間的界線劃分成為資本的絕對權力，通過資本運作，事物價值隨人們的感受而起伏不定。它可以通過理論界論證黃金沒有實際價值，因為除了作為裝飾品外，它沒有效用，黃金成為貨幣是落後文化形態的選擇；而紙幣美元，因其具有的高度流通性，則具備了高效用。推而廣之，股票價格、金融產品價格等都表明那個極端時刻的價值，價格變化則是其效用變化的反應。當價值成為可以通過運作、強化意識轉化為主觀形態後，西方的所謂軟實力也必然登上最高殿堂，成為西方意識形態優越性的理論基础。對西方普世價值的崇拜，成為金融霸權具備超級效用的現實註腳。將經濟學與社會心理學融合，構成需要如何影響主觀意識的學說時，所謂的價值、效用理論離欺騙還有多遠呢？

本文摘自《富國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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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作者認為，西方傳統的三權分立制度在現代和當代發生了實質上的巨大改變，金融霸權成為了傳統三權之外的一種缺乏約束的權力，這種權力在發達國家內部動搖其民主自由的根基，在世界範圍內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財富。西方國家宣揚的民主自由的價值觀與其貨幣金融霸權之間存在著完整的邏輯鏈條。 本書深刻分析了這一邏輯鏈條，並以衆多國家的經驗教訓為案例說明，這一邏輯本身成為西方國家獲取利益的工具，同時卻使發展經濟體受到經濟損失和社會傷害。本書獨特的視角和深入的分析為讀者了解世界政治經濟脈絡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參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