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是國家權力的代表

　　貨幣始終代表國家統治者的權力，貨幣的統一是人們交易的需要，同時也是統治者確立統治權威的需要；當統治者擁有高度權威時，在平常情況下，貴金屬貨幣與紙幣之間似乎不存在區別，兩者都能實現統一支付、結算。不管貨幣以何種形式存在，政府的作用都是至關重要的。從古羅馬時期到近代以來，即便是金屬實物貨幣同樣需要政府的認可和強制使用，貨幣成為國家統一和民族認同的重要標志。秦王朝統一中國時首先需要統一貨幣，而在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陝甘寧邊區也有自己的獨立貨幣（也稱邊幣）。貨幣制度成為國家的基础制度。

政府在制造金銀貨幣的過程中，如果缺少貴金屬，往往會通過減少貨幣中的貴金屬含量而變相抽取鑄幣稅，這樣做的後果就是導致通貨膨脹、經濟紊亂，最後國力消退。所以，政府既是貨幣最堅定的後盾，也是摧毀貨幣信用的最終推手。國家權力在建立和維系貨幣價值方面具有關鍵性作用。國家和政府無法擺脫的命運是人類歷史必將遭遇戰爭或者經濟蕭條等事件。黃金與紙幣之間的對應關係在發生危機時由政府強行扭斷，強令紙幣等於黃金。這樣一種強令是保證社會經濟運轉所必需的，但也是政府權力進入貨幣領域的終極行動。在面對戰爭等重大挑戰的時候，國家或政府為解決當下燃眉之急，往往通過貨幣手段避免擠兌或籌集費用，比如立法明確禁止兌換貴金屬，或者發行新的紙幣；同時，戰爭期間社會大部分生產投入以贏得戰爭為目標，而戰爭的毀滅性又破壞了大量社會財富，所以，投入貨幣缺少相對應的有效產出，通貨膨脹成為戰爭期間的普遍現象。

隨著生產力迅速提高和經濟總量擴張，充足的貨幣供應成為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貴金屬貨幣受限於存量逐漸不能適應這種情況。雖然通過金融機構循環可以倍生出新的貨幣總量，但無法避免金融機構的自我保護行為對經濟總體產生強烈沖擊。1929年發生的大蕭條是一種極為極端的情況，是貴金屬貨幣存量對經濟發展的強行矯正導致的極度通縮。這在客觀上產生了國家對經濟進行刺激和調節的需要。在20世紀大蕭條時，凱恩斯主義在美國得到了具體實踐，貨幣成為國家的一種調控力量和手段，貨幣的供應逐漸從客觀天然存量向人為調節轉變。

過去，緩慢的社會發展使商品總量限制在貨幣的限度和範圍內，而現在，貨幣成為經濟發展總量的跟隨者，它既要刺激經濟發展，又要限制自我膨脹。從權力角度看，它已經從一種自在之物轉化為自為之物，從古代王權的對立之物轉化為現代國家政權的操控之物了。在這樣的變化下，控制、發行及運營貨幣成為一種絕對的權力，發行貨幣、控制利率水平成為經濟領域的終極權力。一方面，法定貨幣為經濟發展提供了無限空間，經濟總量將以自身能力追求成長，大量財富被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但另一方面，金融力量並沒有從屬於實體經濟發展，而是成為一股獨立力量，遵循自身的發展邏輯。由於金融與實業的過分脫離，很可能發生高空墜落事故。

到底是金本位貨幣更適合經濟發展，還是法定信用貨幣更適合？每種體制都有利弊。凱恩斯說黃金是野蠻時代的遺迹，對此誇張的說法倒不必認真。黃金畢竟以其光彩奪目的外表徵服了人們的內心。有人說，它只不過是具有美觀的作用，實際並沒有實用價值，如果這種觀點成立，那麼世界上衆多美麗產業都將成為毫無必要的浪費。要知道，姣好俊美的容貌尚且人人追求，美麗物質自有其心理價值。金本位有其缺點，它在一定情形下導致通貨緊縮，社會發展空間受到貨幣空間的限制；但它又有明顯的優點，即它是一種穩定的、可以具有具體標準的貨幣制度，財富的多少、轉移、消費能夠被準確衡量，標準是世界統一的，貨幣的平等代表著各國人民勞動的平等。而法幣是依賴於政府信用發行的，政府作為必要的權力機構，它一方面通過貨幣政策主動介入，調整經濟發展的節奏，刺激經濟發展的脈搏，但同時，只要是人為控制的事物，總會出現失誤或者有意避免當下損失但卻造成長期不良影響的情形，而從長遠來看，往往人為的自信可能成為未來失敗的種子。從目前來看，只要科學技術還在不斷發展，社會整體生產率還在不斷快速提高，政府控制貨幣發行就永遠存在空間和必要。這也構成了主權信用貨幣的邏輯困境，它能夠充分發揮人類的主觀意志，對自我發展方向的掌握給予人們過度的自信。但也因為這種自信，埋下了未來一定時刻政策失調、無法控制的危機。

美元成為主權貨幣後，其發行本身就代表著“創造財富”。在此，先明確一下鑄幣稅的概念。“鑄幣”，原本是用在金屬貨幣的環境下，古代社會將打造貨幣稱為鑄幣。鑄幣時需要在原有貴金屬之上付出相當的勞動和管理成本，在貴金屬價值之上增加的這部分成本即是鑄幣稅最初的原型，但鑄造貨幣的統治者發現，降低貨幣的貴金屬含量，而幣值的表面價值不變超值發行，能夠給自己帶來更多收益，於是鑄幣稅演化為統治者憑借特權在鑄造金屬貨幣中獲得的收益。但不論怎樣，統治者還需要在貨幣中摻雜貴金屬、付出勞動。隨著金融的發展，現在鑄幣稅泛指钞票的面值與钞票發行成本的差額，或中央政府在貨幣發行業務中獲得的利潤。鑄幣稅在任何主權法定貨幣國家都存在，但美元由於其作為世界貨幣的特殊身份而具有不同意義。美國發行美元是在向世界徵收鑄幣稅，但其他國家的人民卻沒有任何投票權。借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的口號“無代表不納稅”，如果以此作為民主的基本原則，那麼各國確實應該依照持有美元的多少在美國貨幣政策部門派出維權代表了。

在衆多主權貨幣中，在從金銀鑄幣到主權貨幣甚至電子貨幣時代的轉變過程中，美元的發展歷程具有與衆不同的特點。美國從最初的獨立戰爭時期的“大陸元”即美國獨立戰爭前後13個北美殖民地成立的立法機構批準發行的不兌換金銀的紙幣，發行後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紙幣，到19世紀的金本位，經過南北戰爭中短暫的法定綠幣階段，之後又經過金銀雙本位的爭論，19世紀末也加入到金本位成員中。只是在二戰之後，美元代替黃金成為貴金屬貨幣的代理人，各國貨幣以美元為基準和儲備從而通過美元間接與黃金挂鈎，成為以美元的金本位為基础的金匯兌本位制。在這一歷史過程中，美元以黃金孿生兄弟的面貌出現似乎是歷史的一瞬。“這一政策一直延續到1971年8月15日，在那一天，尼克鬆總統成為忽必烈大汗的傳人，黃金窗口關閉了，尼克鬆以他自己的方式，掌握了點金術。”［美］彼得•L•伯恩斯坦：《黃金簡史》，203頁，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後，美元便憑借美國的信用和強大國力成為衆多主權貨幣中的定海神針。所以，現在我們所稱的貨幣，已經不是過去政治經濟學中的概念了，任何紙幣不再是貨幣的符號，紙幣與貨幣概念在內涵上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那種仍將美元和其他紙幣視為貨幣、認為其具有商品屬性的觀點，不過是字面表述上的表面一致，其內涵已經發生實質改變，而人們還是按照原來沉澱下來的邏輯含義去理解它。貨幣性質的變化，必然引起貨幣政策作用、經濟規律作用的深刻變化，甚至影響到市場機制的變化。在現有的國際貨幣制度下，以為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自由理論、市場經濟理論還能夠依照過去200年的邏輯繼續推動歷史，也成了蹩腳的假設。我們對那種依託表面的一致而對其基本條件變化視而不見的思維方式稱之為“邏輯沉澱”。比如，英國中尉在機械化部隊中發現每個大炮下總是站立一個士兵，了解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操作流程如此規定。實際上這種規定來源於馬匹牽引大炮的時代，那時需要一個士兵在大炮下控制馬匹，而機械化部隊早就不需要馬匹牽引大炮了，可這種流程依舊被傳承下來並成為定式，這種思維就是邏輯沉澱。對於結論而言，邏輯的假設前提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而人們還在過去認識的基础上談論它的發展，不是很荒謬嗎？對於美元在新時代的貨幣屬性，認識到它已經脫離過去的商品屬性，這是我們讨論的邏輯起點。

至於貨幣形態的歷史是否還會回到金本位的起點，我們尚無法預測，但是，世事往往證明，一種“邏輯沉澱”模式發展到極端，往往會走向它的反面。在以金本位與主權信用貨幣鑄造作為兩岸的河道中，歷史的潮流也許還會反复沖擊每一侧的堤岸，似乎會為一種制度的弊端提供反動的力量。只要這種弊端發展到極致，一定會產生強大的反作用力，將它推回到似乎曾經的邏輯起點。

本文摘自《富國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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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作者認為，西方傳統的三權分立制度在現代和當代發生了實質上的巨大改變，金融霸權成為了傳統三權之外的一種缺乏約束的權力，這種權力在發達國家內部動搖其民主自由的根基，在世界範圍內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財富。西方國家宣揚的民主自由的價值觀與其貨幣金融霸權之間存在著完整的邏輯鏈條。 本書深刻分析了這一邏輯鏈條，並以衆多國家的經驗教訓為案例說明，這一邏輯本身成為西方國家獲取利益的工具，同時卻使發展經濟體受到經濟損失和社會傷害。本書獨特的視角和深入的分析為讀者了解世界政治經濟脈絡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參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