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告別段永基

　　1994年的變化
　　時間到了1994年，由於計算機技術的應用，中國的IT業和通信業得到了迅猛發展，整個業界開始重新“洗牌”。
　　當年3月19日，楊元慶出任聯想微機事業部總經理，年銷售量達到4.5萬台。聯想開始進入電腦業前三名。同年，柳傳志又把郭為派到廣東惠州聯想集團新建的生產基地鍛煉，聯想第二代領導集體開始崛起。
　　1994年，華為大面積進入農村市場，當年銷售額達九個多億，人數從不足二百人增加到七八百人，逐漸在通信業嶄露頭角。
　　而1994年的四通，主要利潤來源的打字機開始淡出市場，同時多元化和盲目擔保使公司深陷泥淖，於是轉頭把產品開發重點放在了稅控機和商業收款機上。但此時已是夕陽西下。
　　這一年年初，我被調回北京四通總部，擔任金商本部部長，主持商業收款機的銷售，兼任四通集團產業委員會副主任，同時仍然擔任深通公司總經理。直到此時，我仍然希望四通能有所突破，便再一次向段永基提出進入電腦領域的建議，但此時的段永基已經聽不進去我的任何進言了。我猜測此時他已經把我不再看作“他的人”了。“6·11倒段事件”之後，他的疑心開始加重，他信得過的只有身邊的司機、秘書等。
　　1993年12月的時候，“新天地電子信息技術研究所”的副總經理兼總工程師王志東（一個程序員出身的年輕人，曾經在北大方正參與過王選的科研專案）找到了段永基，希望四通投資他正在研制的新一代RichWin中文平台軟體。段永基一下子投資了500萬港幣。應該說這是四通在香港上市後的所有投資中，唯一正確的、前沿的一次投資。四通利方抓住了互聯網在中國發展的機會，就像當初四通抓住了打字機一樣，先是並購了北美最大的華人網站華淵網，並於2000年4月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成為國內第一大門戶網站。
　　和四通早期的創業者不同，王志東屬於中關村的第二代，他們對物質的要求是明確的，對企業經營中的權利和制度問題認識是十分前衛的。王志東等創業者向投資方四通集團提出了四點要求：首先，對新成立公司的投資力度要大，以保證公司起步時在資金上有一定的實力；其次，只做高新技術（後來這一定義又被慢慢縮小，從只做軟體一直到只做中文軟體），除此之外的一律不做；第三，管理上要獨立，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開，由懂得這一行業的人來運作企業，公司有獨立的人事權和財務管理權，採用總經理負責制，由總經理通過董事會向所有股東負責；最後，新公司在分配體制方面應有所突破，投資方應給公司的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一定的股權。
　　為了吸引王志東等人加盟，四通集團的領導層慨然應諾。但是，年輕的王志東們並不了解四通和它的領導人，他們懂技術，也比王緝志更懂經營管理，但是他們不懂權力鬥爭。2002年6月，段永基以一套熟練的“太極拳”就把王志東推出了新浪網。
　　1994年，我在商業收款機方面雖有一定收獲，但在稅控機方面卻步履維艱，內部協調十分困難。當我向段提出，將收款機、稅控機的研發、生產、銷售歸到一個系統，以加強統一領導的時候，段想了想後只同意我來做這幾個方面的協調組組長。而當時負責開發和生產的兩位負責人都曾是我多年的部下，對此我十分郁悶。1994年下半年到1995年上半年，稅控機市場打不開，商業收款機市場做不大，我的進言無人聽，四通前景日益暗談，那是我在四通心情最為苦悶的一年。
　　決裂海南飯店
　　1995年5月2日，本來想好好休息一下，在家陪陪老婆。沒成想段永基臨時召集總裁辦公會議，地點在四通自建的海南飯店。
　　會議從當天下午2：30一直開到第二天淩晨3點。主題是讨論和研究四通投資中產生的一系列問題。
　　這是一次冗長且令人傷感的會議，段永基主持，集團職能部門部長以上的幹部都來了。段在會上提出來讨論的問題幾乎沒有一個有解：老沈及集團財務公司連帶擔保產生的債務問題；儲忠代表四通投資房地產留下的債務和砸在手里的土地、房產問題；集團投資醫藥行業的失敗如何善後的問題；四通參與發起的對民生銀行的投資此時投不投的問題；還有一些其他類似的問題，會上都沒有人能拿出像樣的辦法來。其中很多事情大家都是第一次聽說，由於這些投資及其產生的問題大多是段永基一人決策的或由於他管理不善造成的，所以會議讨論中，有人難免將矛頭指向了段永基，怪他決策不規範、管理不到位等等，這讓段永基很不愉快。
　　時間已到後半夜，人困馬乏，大家無計可施。在副總裁鄭洪如發言之後，段火了：“老鄭你才是農民意識，你有什麼權力指責我？我是總裁，對外投資我有權力決定。另外，你們也不要把我的智商估計得太低吧。”明明是自己把公司拖進這樣的難解境地，不僅沒有半點檢讨，反而指責別人批評錯了。此後沒有人再發言讨不自在。
　　悶了好一會兒，段永基問大家還有沒有要發言的，意思要散會了。這個時候，我忍不住了，這是我在四通公開場合的最後一次發言。
　　我站起來大聲說道：“今天是5月2日，仍然是大家的休息時間，開了十二個多小時的會議，仍然沒有結果。今天讨論的問題，有哪個是我們造成的？大家為什麼還來開這個會？是來說明你總裁解決公司面臨的問題的！讨論了這麼長時間，有一點是明確的：這些問題基本上都是你老段和高層的幾個人造成的，你們決定這些問題時沒和大家商量，出事了你們也無人出來承擔責任。今天大家抱著解決問題的態度參加會議，不管說得對與錯，你們都應該虛心聽取，可是，開到最後，你卻把每一個發言的人都申斥一遍。”
　　說到這里，我停頓了一下，然後加大嗓門說道：“既然你自己說，你的智商比大家高，我們都是農民，我建議以後這種會不要再開了，你老段一個人做決定自己擦屁股就行了，用不著讓我們陪綁，弄得大家都很難受。今後我也不準備參加這類的總裁辦公會議了。”
　　在座所有的人都呆了，包括老段在內，想不到我會說出這樣一番幾乎與他決裂的話來。其實我自己也沒想到這麼決絕。說完這些郁積已久的話，我感到無比痛快，盡管我知道自己在四通日子已經不多了。
　　把自己放到人才市場上
　　這次會議之後，我知道四通氣數已盡，繼續幹下去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了，就開始琢磨著找一份新的工作。妻得知開會的情況，也勸我：在四通不幹就不幹吧，這樣郁悶下去你會得病的。
　　同時發生的另一件事也讓我不快，一位在我手下工作多年的深通副總經理，也許嗅到點什麼氣味，或是受到什麼人的點拨，開始收集我的材料，準備整我。我得知此事，更覺得四通不值得待下去了。
　　正好從報紙上看到北京國展中心有一個人才招聘會，我就跟妻說：“明天星期天，咱們叫上司機，一塊到人才市場看看去。”
　　堂堂四通的副總裁，主動把自己放到人才市場上，這在四通的歷史上也許是第一次。
　　我們一塊來到國展，從上午9點一直找到11點，沒發現什麼合適的工作。妻不斷向我推薦銀行、房地產，包括聯想等高薪職位，我都搖頭，那都不是我心儀和可以一展身手的地方。我對愛人說：算了，看來找個合適的工作還不太容易。
　　就在這時，我們走到了展台的最後一排幾乎是最後一個攤位，我看到深圳華為公司在招聘高層管理者。我對妻說：“這個可以考慮，要張表咱們填一下吧。”妻問：“一上午沒看中一個，為什麼要填這個？”我說：“兩年前，我在深通工作時，他們曾經到深通加工過電路闆，是一個正在成長中的企業。”
　　我當時的判斷是：這個公司地處深圳，為什麼還要到北京來招人呢？肯定是他們發展太快的緣故。一個發展很快的企業，做的又是方興未艾的通信產業，需要的又是高層管理者，與我的職業追求相符，這個企業值得考慮。
　　填表時我就寫了某公司副總裁，沒敢寫四通。說實話，有點怕被人知道而又走不成丢臉。填完表之後，我就回到了深圳，因為5月10日深通要在日本開董事會，我需要去準備一些材料。
　　回到深圳之後，幾天沒有訊息。我是個急性子，覺得有必要實地考察一下華為，將來如果他們要我，我不至於稀里糊塗。另外也想驗證一下我當時的判斷是不是正確。
　　後來有人問我：“聯想不是很好嗎？當時為何沒有考慮？”聯想初期一直與四通毗鄰而居，在中關村“兩通（四通、信通）兩海（科海、京海）”如日中天時，聯想還排不上號。聯想後來的成功，我以為得益於兩個主要因素：一是領導班子的穩定，二是產品方向的穩定。他們沒有像四通那樣連綿不斷的權力鬥爭，瞎折騰，亂折騰；也沒有像四通後來那樣亂了方寸，什麼都做。天下事，一心一意，踏踏實實，才能做出名堂來。聯想的波瀾不驚，以及他們在電腦領域的樸實耕耘，對我的好奇心和好勝心缺乏挑戰，因此我寧可選擇遠在深圳的華為，選擇完全不懂的通信領域，所以從來沒有動過去近在旁邊的聯想的念頭。
　　約見任正非
　　一天下班之後，我在宿舍裡面給華為總裁辦打了個電話，接電話的是個女秘書。我說我要見見你們任總。她問我是誰，找任總有什麼事。我當時只說有事要談，秘書便說任總很忙，不是什麼人都見的，然後把電話挂了。我被氣得不行，心想：堂堂四通副總裁居然遭到如此冷遇，任總也太狂了吧。憋了15分鐘，又打電話過去，直接說：“請你轉告任總，四通副總裁李玉琢求見。”她說你再說一遍，我又重複了一遍，然後就放了電話。過了一會，一個電話打過來，那個秘書的口氣變了許多，說：“任總說明天上午8點在深意大廈五樓見你。”
　　那時四通很有名，華為還沒出名。我在華為幹了幾年後，有人告訴我，任總當時以為我是去和他談四通與華為合作的事。
　　第二天，我直接去了任正非在深意大廈的辦公室。任正非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氣質不凡，高大魁梧，一米八左右，滿臉絡腮胡子，有些老相，但很威嚴。穿著很樸素很隨便，談起話來滔滔不絕，經常會冒出一些你想不到的見解。
　　我開門見山地說道：“我是四通副總裁，在深通公司擔任總經理，你們曾在我那兒加工過電路闆，我想來看看你們公司。”任正非也許是第一次見四通的副總裁，向我介紹一番華為的情況。當時在座陪同的是副總裁郭平。
　　聽完以後，我問能不能去看看他們的企業，他立即安排郭平陪我到新能源大廈的研發中心參觀。在新能源大廈四層的整個一層樓里，大概有三四百個工程技術人員，每人面前一台計算機在忙碌。我也算出過國、見過世面的人，這種壯大的開發場面還是令我非常震驚，因為當時四通雖然比華為名氣大得多，但是全部的開發人員加起來也不過才百八十人，差得遠。另外我還註意到一個細節，正在工作的每個人都很認真，井然有序。我的第一判斷就是這里的管理水平很高，員工的工作狀態很好。
　　然後，郭平又帶我去深圳二道關外的西鄉生產基地。當時的西鄉很落後，一棟六層大廠房，每層的面積至少有3000平方米，生產飽滿，物料、生產設備、半成品、產成品擺得滿滿的。我是四通合資公司生產部長出身，看得出他們做的通訊設備工藝很像樣子。
　　回來的路上，我內心已經對華為產生了好感，琢磨在什麼場合、以什麼方式順理成章地表示希望到這里工作的願望，畢竟我來的時候並沒有透露自己的真實意圖。
　　中午，郭平請我在南海大酒店吃飯。席間，郭平問了我一些四通的情況，我一一作答。我也談了對華為的印象，然後試探道：“郭總，如果我到華為來，能幹些什麼呢？”郭平大概沒想到我會提出這個問題，愣了一下，然後說：“這個事兒得由任總來決定。”
　　晚上吃飯時，估計郭平已經把我的話告訴了任正非，所以我更加直接地向任正非表達了到華為工作的意向：“看完你們公司之後，我非常震驚，公司發展不錯，這個行業將來會有前途。我在四通幹了八年，希望能到這兒做點什麼。”任正非聽了沒有馬上表態，而是說：幾天後我們在北京的香山開會，那時我們見一面。我事後判斷，他對一個四通的副總裁突然要求加入華為也不敢太相信。另外，是真是假也不知道。更不了解我是怎樣一個人。他需要調查。幾天後香山飯店見面，任正非正式邀請：我準備安排你把華為的一個子公司——莫貝克管起來，不知你是否接受？我倒不急了，說：最近幾天我要到日本開董事會，15日回國後再定。
　　拒絕日本人的邀請
　　我把將要離開四通的決定只告訴了一個人——忘年交華贻芳。他當時是中國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的秘書長，辦公地點在魏公村一帶，離四通很近，我雖與他交往不多，卻神交已久。他對民辦、民營、民有企業的奔走推動和深入的理論探索令人尊敬。包括後來辦《泰山通訊》，一直到70歲高齡仍保持一種昂揚的鬥志和少有的激情。我佩服他的人品、能力和水平，更為他的精神所感動。我認為除了他之外，沒有人可以商量。
　　華老聽到我的決定後，對我離開四通加盟華為表示認可。他告訴我，他心裡頭最滿意的人是萬潤南，萬走之後他對四通並不看好。不過在公開場合他還是說四通的好話，四通畢竟曾經是民營企業的一面旗幟。
　　5月10日，我們到日本開深通公司的董事會。去日本之前，段永基曾跟我說：“李玉琢，這次會上你把深通公司總經理一職辞了吧，讓別人去當，你回總部專心把這邊的事情做好。”我知道這一天早晚會到來，而且這可能僅僅是第一步。
　　我立即提出：“我想，這次不僅把深通總經理辞了，我希望把我在四通所有的職位都辞了。”
　　老段當時還沒想到我要離開四通，以為我的話只是一時的氣話，忙說：“別，別，你把深通總經理職位辞了就行了，其他職務保留。”
　　董事會會議結束後，其他人離開會議室去休息，我和日方董事中入纯共同整理董事會決議。近八年來，南北索泰克和深通的每一次董事會的決議都由我倆起草。中入纯是日方董事、副總經理，我們合作了八年，從他的身上我學到許多寶貴的東西，如他的敬業、他對業務的精通、他高超的談判能力、他對中國國情的理解等。我們也有過無數次鬥爭，但我們一直合作很成功。
　　當天分手時我對中入纯說：“中入先生，這是我參加的最後一次董事會，會議決議也是最後一次由我們倆整理了。”他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說：“這次會議之後，我將離開四通。”
　　“啊！李先生，這麼大的事情你真的想好了嗎？”中入纯非常驚訝。
　　我說：“我已經考慮清楚了，在四通我該幹的事都已經幹了，該說的話也已經說完了，我已經盡到力量了，沒什麼再留戀的了。”
　　晚上，中入纯先生和他們的部長中村先生一起請我吃河豚。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河豚。席間，他們繼續說服我：“李先生，我們合作了八年，與打字機相關的工作一直是與你打交道，相互之間已經很熟悉了，合作得很愉快，因此離開四通的事希望你三思。”當我表示回頭已不可能時，他們向我提出了一個顯然不是臨時想到的建議：“如果李先生非要離開，我們有這樣一個建議希望你考慮，由三井出資500萬美元在中國辦一個企業，由李先生擔任總經理，不知李先生願不願意考慮？”他們的提議出乎我的意料，我這才明白為什麼中村部長要親自請我吃飯，還吃這麼貴的河豚。我不得不佩服日本人決策的效率，以及對我的好意，但是我不想為日本人打工。
　　於是我說道：“非常感謝日本朋友的好意，可是我去意已決，我已經找好了出路。”“李先生能透露做什麼去嗎？”我說非常遺憾，暫時還不能，但肯定不在北京。我並沒有告訴他們我要去華為，他們看說服無效，便再次表示了他們的遺憾。
　　開完董事會，老段問我怎麼回國，我說從香港走。那時老段還沒明白過來，以為我是去深通處理善後，實際上我已經決定去華為了。
　　李文俊勸我別走
　　從香港回到深圳之後，我先到華為再次面見任正非，確定了工作崗位（主持莫貝克）。5月18日我先報了到，然後料理完深通手頭上的工作，準備給段永基寫辞職信。
　　5月20日，老段打來電話：“李玉琢，你還在深圳啊，趕緊回來，有事情要商量。”
　　我說：“老段，我要辞職了。”
　　老段聽完之後，“啊”了一聲，在電話那一端沉默了5秒鐘之久，也許他真的沒想到我會辞職。然後說：“李玉琢，有什麼事回來好商量。”
　　我說：“我都在四通幹了八年了，該幹的都已經幹完了，你覺得我還有什麼好幹的？”
　　第二天晚上，四通集團副董事長李文俊飛到了深圳，打電話跟我說：“李玉琢，我住在芙蓉酒店，代表公司來和你談談，你看能不能到我的酒店來一下？”
　　李文俊是四季青鄉長李文元的弟弟，是四通的創始人之一， 一直主管公司行政事務，雖然文化不高，但人品極好，是我一向尊敬的大哥。
　　我去了他下榻的酒店，談了有一個半小時，但是沒有結果。他最後勸說道：“李玉琢，你可能對公司有一些不滿的地方，對段總也有一些意見，其實我們對他也有看法，但這都是內部的事。大家在一起共事這麼多年，有什麼事回去好商量。你也快五十的人了，抛家舍業到深圳從頭幹，何必呢？”
　　他們之所以挽留我，是擔心我的辞職影響太大。我不是四通的董事，從未進四通最高決策層，但是在副總裁以上的幹部中，還是頗具影響力的：我參與創辦和領導了四通最重要的企業——打字機的合資公司；在公司危難之際，是我在深圳恢復了打字機生產；當四通打字機銷售遇到困難時，我做過OA本部部長，在我手里實現打字機的賣方市場並主持十萬台慶功大會；我創辦和領導了生產打字機核心部件的深通公司；擔任作為四通後來的押寶產品商業收款機和稅控機的金商本部部長；我在剛進入四通時的演講，我在“打工意識”問題上的辯論，都是讓四通人難忘的記憶。但是我知道，我留在四通已不可能再做出那些業績，不只是工作機會，更主要的是我已得不到過去的信任，或者四通已非我這類人生存的環境。我更無力挽救四通，繼續留下只能是碌碌無為。我不願浪費生命。
　　李文俊的勸說並沒有動搖我的意志，我告訴他：“文俊，謝謝你跑這麼遠來勸我。我也知道，這也並非是你一個人在挽留我。我去意已決，希望允許我換個環境再做點什麼。”
　　後來有人問我，你為何不在四通泡上一段，把好處撈到手再走。我說，對不起，那不是我的風格。而且等四通真的敗落了，我便是敗軍之將。再到任何地方，不僅不值錢，而且不光彩。
　　哭四通
　　在我到華為工作幾天之後，四通內已傳開了李玉琢離開的訊息。
　　在四通歷史上，非經大的事件或變故而主動離開四通的副總裁一級的幹部可能只我一人。各種猜測和議論自然也就在所難免。終於當上深通總經理的範為強不知從哪里得到我新的電話，非邀請我回深通參加一個給我開的歡送會不可。我猶豫再三還是去了。
　　會上，範為強回顧了我們一起抛家舍業，從北京來到深圳創辦深通的艱辛與快樂，表達了對我的敬佩和留戀，然後說：“李總在深通工作了三年，立下汗馬功勞，深通贈送一塊匾作為紀念！”
　　匾上大書“大鵬展翅”四個大字。十年過去了，匾丢到哪里我已經記不起來了，但我清楚地記得接過那塊匾的時候，所有藏在內心深處的情感，一瞬間全部迸發出來，我的眼淚奪眶而出，繼而當衆號啕起來。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當衆大哭。在長達兩三分鐘的時間裡，我的眼淚不停地流，什麼話也講不出來，在座的一百來人鴉雀無聲，有人伴我一同啜泣。因離開四通而當衆號啕的人，我恐怕也是唯一一個。
　　並非所有在場的人都能懂得我內心的感情，包括當時站在我身邊、在我手下工作了近七年的範為強。我甚至知道，此時的他，更多的是為自己終於當上了深通公司的總經理而暗自高興也說不定。
　　有一個插曲能夠說明這一點。我到華為上班後，我原來的司機梁學銘依然每天早晨開車送我，然後趕回去上班。我說不必，他堅持。一週後被範為強發現了，讓梁學銘開卡車。小梁開卡車還是送我。不久，梁學銘憤而辞職。
　　我不光是舍不得浸透了我三年心血和汗水的深通，以及三年來與我共過患難的幹部員工們，我更舍不得在四通奮鬥的八年時光和創造的輝煌，我把自己最好的歲月（39—47歲）都貢獻給了四通。
　　在這八年中，我竭盡自己的全部精力與智慧，經常累得回到家連話都說不出來，也根本不曾計較過任何的個人得失。我幾乎沒賺過什麼錢，當了五年副總裁，才存了三萬塊錢。用“忘我”甚至用“獻身”這樣的詞匯來形容都不為過。但是我幹得很痛快，自己的潛能得到發揮。在那個年代，四通代表了中國企業改革的方向，它是一面旗幟，非常值得驕傲。能夠在四通這樣的平台上做事，人一輩子也只能趕上一次。我們共同創造過讓世人矚目的業績，我很自豪。
　　但是現在這個平台垮塌了，四通人的心血、一代人的希望以及曾經的輝煌，如今都失去了。除了失去親人，世上還有比這更讓人傷心的事嗎？我無法不痛哭。
　　我眼中的段永基
　　段永基是一個複雜多面的人，沒有誰能準確評價他。
　　在四通的八年間，段永基始終是我的領導，我們合作時間最長，是非常默契的工作伙伴，但我們並不是完全的同路人和不分彼此的朋友。
　　段永基跟萬潤南同歲，1946年生人，1970年清華大學化工系畢業。曾做過幾年的中學教員，再後來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讀研究生。畢業後到航天部621所工作，做到研究室副主任。四通成立不久段曾帶研究所的一個粉末冶金專案進來，但沒搞多久就下馬了，他也很快離開了四通。崔銘山認為：段是因為四通被查才離開的，說明段當時不堅定，是逃兵。但我從萬和其他人那里未聽到此說。
　　段永基第二次正式加入四通大概在1986年中，初期只是在進口採購部門做王安時的助手，這一段共同工作為二人後來的合作和緊密關係奠定了基础。
　　合資企業辦起來之後以及“六四”之前，這幾年，是段永基工作最出色的時光。無論在企業管理和企業經營上，都表現出相當的能力和才幹。他頭腦清楚，做事幹練。什麼事都成竹在胸，臨危不亂，總有辦法。同時主管集團的經營工作和合資企業的管理工作，應當說應付裕如，贏得廣大幹部的信任與敬佩。
　　他精力充沛，工作忘我。很少見他休息。任何短暫的時間都能睡覺，或者在車上隨便眯一會就夠了。聽人匯報工作時，常常閉著眼，你以為他睡覺了，其實沒有。他每天早晨8點以前必定出現在辦公室里，離開辦公室的時間一定是晚上10點鐘以後。而且有夜間開會的習慣。大家常常笑他：具有國家領導人晝夜颠倒的範兒。
　　那個時候他對下屬也很有親和力，大家之間很少隔閡。記得我和其他幾個人1987年底去日本考察回來，他親自到機場迎接，讓我們很是感動。
　　那時候我家住在中關村的筒子樓裡面，條件差，他有時沒吃飯，就到我家蹭飯，吃面條、吃烙餅；一起到日本開會，我們倆還經常到小攤上買便宜的領帶；經常到東京秋葉原去吃比較便宜的、他認為是“天下第一面”的牛頭面。
　　1988年春節放假，段永基打電話說：“玉琢，明天一塊去看看幹部們吧。”他讓司機到水果攤買了25袋水果，一家一家給索泰克的幹部們送去，令所有的人都十分感動。
　　四通八年，在外人看來，我和段永基是“鐵桿”。
　　那時候，很少有人對段永基無好感，也很少有人不敬佩他過人的精力和能力。即使後來對他有看法的王緝志也在文章里寫道：
　　當時（創辦合資公司初期）王安時對我說，科學院前黨委書記張勁夫說過，要有人為科學家提皮鞋，段永基就是為你提皮鞋的，各種雜事你都可以交給他辦。的確，段的工作能力很強，凡是與開發有關的非技術問題，我都交給他去辦，他總是完成得很好，工作落在實處，而且看來他與其他人不一樣的是，他很任勞任怨，很少看到他提個人條件，當時我們合作得很好。
　　此外，段永基才氣橫溢，講話有說服力，文章寫得也好。在四通，像他這樣能說、能寫、能幹，又有思想靈性的人，除萬之外，無人能及。
　　在合資企業的前期和四通的前期，段永基的工作是優秀的，其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他是萬潤南手下最得力的一員大將，對四通是有貢獻的。
　　即使在“六四”風波那樣一種可能危及四通存亡的重要時刻，段仍不顧個人的安危，挺身而出，採取各種措施，保全四通，避免可能的混亂和財產損失，表現了四通領導層從容應付危機的能力；在那微妙階段，當人們認為不便由他主持公司工作的時候，也能以大局為重，沒有過分計較個人權力的得失。
　　在“六四”的過程中，以及後來配合沈國鈞“批萬”和打擊萬氏家族的過程中，段永基反复無常的表現，一下子讓人們堕入五里雲霧中，此人正也，
　　邪也？
　　四通的權力鬥爭貫穿始終，由小的、暗的，到後來大的、公開的，別的角色（萬潤南、沈國鈞、王安時、七個董事）變來變去，他這個角色沒有變過。按理，他的能力，他做的工作，有目共睹。他的地位也一直一人之下，衆人之上，為何所有的鬥爭都與他有關？
　　仔細想起來恐怕與他強烈的權力欲有關，與他的一些不規範的行為和做法有關，包括後期對個人利益方面的過分追逐。對他而言，本來靠正當途徑可以做到，可以得到的東西，非要借助個人的權力和歪門邪道，必然會惹起麻煩和他人的忌恨。所以不是別人非要跟他鬥，而是他非得跟人鬥不可。把聪明才智和精力用在企業之外的事情上過多。這不是一個企業領導人應有的行為。
　　如果之前的問題，別人有一定的責任的話，1992年段永基得到總裁職位後，應當對發生的所有問題負主要責任。
　　尤其投資與管理上出現的失誤和混亂，雖然有一些事發生在別的領導身上，但作為四通唯一有可能制約他們的管理者，卻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在香港四通以及與王安時的關係問題上，很多做法是不妥當的。發生“6·11倒段事件”以及王安時的反目，都是段自己釀成的惡果。
　　應當說“六四”之後，四通失去了經營的方向，與沈和段的迷失有嚴重關係。他們都不是理智、清醒的企業家，都沒有很好地解決四通的產業方向這樣重大的問題。頭腦發熱、多頭投資，使四通這樣本來方向明確的企業，忘記了自己能做什麼，該做什麼。
　　以段的聪明、能力和地位，他完全可以把四通帶到另一條更為健康的路上去，如聯想、華為的領導人那樣，這兩個公司同樣建立於20世紀80年代，卻並沒有像四通一樣宿命般昙花一現。這與主要領導人素質、胸懷、追求都有極大的關係。
　　他是解決問題的能手，可惜他的精力和智慧過多地耗費在無窮無盡的“挖坑”與“填坑”過程中。他有異於常人的頑強鬥志，能屈能伸。無論多麼不利的局面，他都有辦法渡過難關。他的記憶力很好，自己說過的無論什麼話都能記得住，總能自圓其說。可惜這是小聪明而不是大智慧。
　　段永基曾對我半開玩笑地說，他將來要寫一本書，書名就叫《我所認識的蒯大富和萬潤南》。據說“文化大革命”中他曾是著名的所謂“五大學生領袖”之一——“蒯司令”的秘書。
　　段永基對我的影響很大，正面的影響使我在四通八年而無悔，負面的影響讓我這個準備在四通幹一輩子的人也只好無奈地痛哭離去。他的前期告訴我哪些事情該做，他的後期也使我明白了什麼事情不該做。就在我和他最後一次到日本時，他曾對我感歎：“李玉琢，這麼多年了，合資企業的幹部還是沒有成長起來，是不是我們倆的班主任（我們兩人，還有萬都當過中學老師）當得太好了，幹部們太依賴我們了？”
　　在他的眼里，至少把我看做是一個已經成長並比較合格的幹部。
　　與老段話別
　　1995年5月底，段永基得知李文俊深圳之行勸說無望，從北京給我打過一個電話，他說：“李玉琢，我最近準備去美國辦點事，路過香港，你能不能過香港，咱們再談一談。”
　　在香港嘉華大廈的九層，段與我做了最後的談話。
　　他說：“李玉琢，能不能不離開？你離開的影響太大。”
　　我說：“老段啊，我都這麼大年紀了，做出這個決定也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我自己很清楚在四通已經沒什麼好幹的了。”
　　然後他問我準備到哪里去，我說去華為。
　　他說：“華為？沒聽說過，沒什麼名氣吧？”
　　我說：“當年我到四通時，四通也不出名，後來還是發展起來了。”
　　“你年紀也大了，可要想好。”
　　“在四通這麼多年的鍛煉和學習，估計也不會差到哪里去吧？”
　　最後，他向我提了一個要求：“我們兩人口徑一致，就說你到華為學習去了。你看怎樣？”
　　我同意之後他又說：“只要我段永基當總裁，你李玉琢隨時可以回四通；你的孩子在美國讀書，她的條件和其他副總裁一樣；深圳的房子你可以照住。”
　　他這麼一說，我的心裡還是有些感動。我說：“老段，謝謝你的關照。”
　　我的女兒李娲1993年秋天（14歲）與另外四個孩子一起被四通送到美國留學，中學三年直到她上大學前都是四通花的錢。那時我還真擔心因為我離開四通孩子被送回國。那時手里幾乎沒有錢，驟然讓我一個月為孩子掏幾百美元也是一個不小的負擔。我離開四通一個月左右還住在四通在深圳的房子里。
　　談話中我們自始至終沒有談到我為什麼離開四通，這個問題一般都難以回避，但他沒問，我也沒說。老段是有自尊的。
　　後來聽說，老段在四通幹部會議上講：李玉琢並未離開四通，他到外面學習去了。
　　談話之後，老段請我吃飯，算告別宴。作陪的有副總裁王玉钤。三個月後我回京辦事碰到段，他還跟我談回四通主持三菱四通半導體合資企業一事，但此時我不可能回頭。
　　我離開了心愛的四通，兩手空空，除了四通對我的影響，還有1992年國家科委、全國工商聯、中國科協、中國民辦科技實業家協會授予我的“中國優秀民辦科技實業家”的稱號。

本文摘自《我的企業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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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琢被譽為“中國第一職業經理人”，與走在時代前沿的萬潤南、段永基、任正非等企業家共事，本書是其24年企管人生的總結和思考。“每個企業家心上都結滿了繭”，把企業當做自己事業的職業經理人也不例外。閱讀本書，你可以了解到企業成功背後不為人知的艱辛與磨難，可以學習到面對管理難題時的解決之道。更為重要的是，在追尋管理者成功足迹的過程中，可以從中領悟到管理思想的精髓。作者24年的職業生涯精彩紛呈、曲折前行，其中折射出的關於職業經理人和企業家、關於資本家和實業家、關於公司政治和個人價值觀、關於信任和授權等問題……恐怕是每個職場中人難以回避的，本書也許給您一定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