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南國三年

　　再次派我到深圳
　　1991年3月，我又回到了合資公司。回到合資企業接手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組織MS-2403打字機的開發。當時的設想是要讓產品系列化，如果能搞出一種萬元以下的打字機，市場可能更為廣大。最後，在與日本人的合作下完成了MS-2403，體積雖小價格卻並不怎麼便宜，這種打字機後來賣了大概6000多台便結束了。主要問題是，打不了蠟紙，打印頭壽命短，價格不理想。
　　1991年6月，段永基動員我第二次去深圳，籌建與三井及富士通合資生產MS-2401打印頭的深通公司。我說我不去。“我1989年去過一次，現在又派我去，這麼多副總裁都在北京，為什麼老派我一個人去深圳啊？”此時我已隐約感覺不大對頭，老讓我去深圳，並非像他們說得那樣“非我不成”。我搞不懂為什麼，於是就百般拒絕。但是段永基在這一點上似乎中了邪一樣，不斷打電話給我，甚至還用送孩子到國外上學來誘惑我，動員王安時來說服我，這反而引起了我的反感和警惕。
　　這樣堅持了大約半個月，我對愛人說：看來不去是不行了，這樣頂著，跟段的關係會更糟。看來在北京也做不了什麼，到深圳“山高皇帝遠”，如果能做出成績，也許更能證明自己。愛人同意了。就這樣別別扭扭地我第二次去了深圳。這一去就是三年。
　　後來發生“6·11”七董事罷免段永基事件，我才從王安時的揭發里知道，段永基當時非要讓我到深圳去是別有用意的。
　　辦個企業叫“深通”
　　我從北京合資公司抽調了四五個人，記得有範為強、叢敏、王植柄、週怡軍等，一起南下深圳，創辦深通打印設備有限公司。
　　四通在銷售打字機的過程中，發現打印頭是用量比較大的消耗品，而給用戶換打印頭上的一根針就一百多塊錢，潛藏很大的商機。於是，就借口增加國產化比例，要求把打印頭的生產和打印機架的組裝也從日本轉移到中國，就像當年把打字機的生產轉移到國內一樣。
　　打印機架的國產化組裝工作之前已經在北京的合資公司做起來了，現在是更深入的一步——把打印頭的生產組裝也轉移到國內來。但這件事光三井說了不算，還必須把富士通拉進來（打印機的機械部分屬於富士通）。
　　深通公司的名字還是我起的，意思是深圳的四通。註冊的時候，四通集團占51%的股份，日本三井公司占25%的股份，日本富士通公司占24%的股份。深通公司從日本進口打字機機架、打印頭及打印針等散件，利用進口的一些專用設備組裝成打印頭和機架的半成品，經過測試後，再把打印頭組裝在打印機機架上，成為一台完整的打字機芯，然後賣給北京四通辦公設備有限公司（SOTEC），組裝成一台完整的MS-2401打字機投入市場。我任公司總經理和董事，段永基任董事長。公司位於深圳八卦四路。
　　這是我第一次擔任一個獨立公司的一把手。而且因為“山高皇帝遠”，四通高層很少來這里，所以也很少干涉我的工作。從辦企業的角度來說，深通公司的三年是我非常寶貴的經歷。這也算是因禍得福吧。
　　創辦北京合資公司的時候，我跑過營業執照，安裝過電話，改裝過廠房，組織過生產，主持過南北SOTEC兩個企業的日常工作；後來擔任OA本部部長，又管過銷售和服務，所以已經有了一部分辦企業特別是辦實業型企業的經驗，但畢竟是給段永基當副手，OA本部也只是管理一個營銷環節。創辦深通則不同，我不僅把所有辦企業的程序重新來過一遍，而且基本是最終的決策人。那時我在自己的辦公桌上立了一個牌子，上面是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一句話——“責任到這里為止”。
　　公司建設期間，選擇廠址、地上畫線、裝修等基建籌劃工作，都是我親自帶領同事們完成的。記得當時在一個空廠房里畫線的時候，廠房缺氧。我畫了一會兒，居然喘不上氣，虛汗直冒。我問其他人：“你們有什麼感覺沒有？”他們都說沒有。於是我到窗口呼吸了一會兒空氣才能接著幹。現在想來，缺氧也許是我後來得冠心病的先兆。可以說，深通是我一磚一瓦建起來的，我一直把它當成親兒子一樣看待。
　　一個人只有放在企業老總的位置上，才有可能系統地全面地考慮、處理問題，才有可能磨煉出企業家必備的膽識和能力。
　　當時面對很多問題，包括進口、採購、通關、報稅，生產組織，行政後勤，財務制度，怎麼搞好員工管理，生產質量上怎麼做，以及如何建設企業文化、怎麼樣讓員工有凝聚力等。企業本身的內容以及客觀形勢迫使我不得不考慮這些問題。
　　深通公司的人際關係非常簡單。那時候大家大都單身在深圳，下班後員工們打球、下棋、甩幾把撲克，然後到金威啤酒屋，圍成一桌，叫幾碟涼菜，一人一紮生啤酒，喝得痛快極了。那時候在深通生活、工作都比較快樂，甚至讓我痛苦了好幾年的前列腺肥大都好了。
　　後來還成立了員工俱樂部組織各種活動，俱樂部主席、副主席由全體員工公開投票選舉產生，任期一年。每一次競選者都需要登台演講，張林、楊泓、梅秋生都被選上過。
　　考慮到員工的未來，深通公司還有一個政策，鼓勵員工業餘時間學習，凡拿到結業證書的，學費由公司承擔。這樣一些活動使深通這個企業大有家庭的感覺。那時候大家的工資都不高，但公司的氛圍非常的好。在深圳，人們把員工稱作打工仔、打工妹，深通的員工沒有被人瞧不起的感覺。
　　同時管理上也比較嚴格，記得深圳出現股票風潮的時候，從公司的窗戶就能望見搶購股票排隊的人群。公司嚴格規定，任何人因買股票排隊等原因影響工作的，除名。一直到今天我都認為，一個人把錢投到股票市場上，讓他專心幹好本職工作是不大可能的。
　　公司還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春節放假要求員工按時返回崗位，耽誤一天開除。結果工作出色的胡金茹買了車票沒擠上火車，第二天買了一張飛機票趕回深圳。怎麼辦呢？公司的規定總不能因此不作數。我想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胡金茹照樣開除，但允許在公司試用一個月，表現好可以重新轉正。
　　我適合這種文化氛圍，也創造了這種文化氛圍，後來還把這種文化帶到了利德華福。記得在華為的時候，任正非曾當面批評我玩撲克是“玩物喪志”，我當時就發了一個誓：將來我辦了自己的企業，決不採用華為的文化！
　　就是這樣，我按照自己的思路去理解企業，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管理企業，按照自己的理想追求去建設企業文化，按照自己的目標去尋求企業發展。深通給了我獨立操作企業的舞台。我充分理解了靠什麼、該如何去辦一個像樣的企業。
　　處理走私事件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深圳是個走私成風的地方。我剛到深圳的時候，有人就告訴我，在深圳，企業不走私就賺不了錢。我當即反驳道：“如果走私才能辦成企業，這種企業沒有必要辦。我也不會幹這種事。”我告訴他們，道理很簡單，走私的錢歸個人嗎？不歸，走私賺的錢都是公司的，可是出了事抓起來的是誰呢？是我，這樣的傻事我為什麼要幹？
　　我碰到的第一件走私的事，是1989年6月底我剛到深圳索泰克轉移打字機生產的時候。公司前任負責人把進口的一批打印機以非常便宜的英文打字機的名目報關，結果事發。這位負責人一到東莞海關就被扣下了，他借口向外面的司機交代點事，趁機逃跑了，司機被抓住蹲了28天。好在這位負責人走私時是用一個承包的貿易公司的名義簽的合同，深圳索泰克沒有牽連進去。而那位負責人被通緝、逃亡期間，女兒病死，老婆離婚，真正落得家破人亡。
　　1992年在深通，我又碰上了一次“走私事件”。
　　那時深通組裝打印頭和打字機架的零部件都是從日本直接進口的，只有一些集成電路芯片從香港進口。有一次，我們從香港採購了10萬元的芯片，正要去辦理報關，沒想到對方的送貨人背著裝有芯片的袋子直接過關時被海關扣住了。海關問他芯片是給誰的，他說深通公司。海關便以為是深通公司走私，通知深通公司派人去海關處理問題。當時集成電路芯片的關稅很低（7%），10萬元的芯片不過7000元關稅，沒有人會走私這種東西。我當即安排主管生產的副總經理範為強去海關看看情況，範為強說他也沒處理過這種事請，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心裡明白：其實他是不敢去，怕被抓起來。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再派別人去顯然不合適，要是再推辞不去，豈不尴尬？只有我去。很多人聽說我要去，堅決反對。他們以為去的人肯定回不來了。我安慰大家說：“放心吧，不會有事的。如果我進了監獄，你們知道我是為公司的事被抓的，別忘了給我送飯就行了。”
　　到了海關詢問了情況後，我告訴海關人員：我們的報關單都填好了，沒有誰通知對方闖關；如果是走私也是對方走私與深通無關；問題是有沒有人會傻到為7000元走私？我們的公司不是個人的公司，省下這點錢又不歸個人，我們沒有為此走私的任何理由。
　　聽了我的一通解釋，海關人員點了點頭說：說一千道一萬，畢竟還是走私吧？這樣吧，罰你們點錢就算了。經過我的一番據理力爭，最後以罰款1萬元了事。
　　兩個小時後，我平安回到公司。
　　與日本人的幾次較量
　　四通的發展一直沒能脫離開日本企業。無論是南北索泰克，抑或是深通公司，都有日本三井的股份。後來又與富士通、OKI、ALPS、OMRON、SANKEN等日本企業發生長期的業務關係。應當說日本企業對四通的發展是有過重要說明的。日方對四通的控制是為了利益；而四通的反控制，除了利益方面的考慮，還有企業尊嚴和安全方面的考慮。日本人清楚這一點，所以也時不時地“拿”我們一把。
　　四通打字機誕生以來，我們的字庫一直採用日立公司的芯片，由三井進口給我們。後來打字機賣火了，可能是日立的字庫供應不上，也可能是三井想多賺一點錢，在未事先告知的情況下，三井用一批韓國產的芯片代替日立的芯片。四通方面不知道，裝到機器上一用，發現出字不全，經過查對發現產地變成韓國的了，而且從示波器上看到韓國芯片反應速度慢，波形也不正常，壓根不是我們一向使用的日立芯片。
　　我們提出交涉，向日方要求索賠。日方百般解釋就是不承認錯誤，也不答應賠錢。大家僵在那兒，打字機貿易有中斷的危險。這無論對日方還是對中方都可能造成嚴重的損失。日方派中村部長帶著中入纯先生到北塢村的合資公司談判，我方參加談判的有段永基、我以及貿易部的一位幹部，談了一會兒段永基臨時有事先走了，留下我和那位貿易部的幹部繼續會談。段永基剛走出大門，日方的中村部長勃然大怒，拍著桌子指責我們不遵守合同。我是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如此發火，也許是他們覺得在這件事上中方太不通融、太不給面子了，也許是段永基走了他們覺得是一種侮辱。此時我已經是主談代表，見他們失態，我反而異常冷靜，堅持不賠償不行。最後日方只好同意，下批貨物我們可以少付一部分貨款。
　　另一次見日本人發火，是1991年中與三井、富士通談判深通公司合資條件的時候。地點是我們在深圳租用的宿舍區的會議室里。日方有三井的中入纯及富士通的兩個人，我方有我及範為強副總經理。日本人談判一向精細，準備充分，利益問題上從來不讓步。這一次為技術使用費的問題我們爭論得很厲害，一直讨論到後半夜才勉強達成一致。中入纯經常與我們打交道，有經驗了，還算沉得住氣，但富士通的兩位早已怒火中燒。當我提出協議的修改部分不能只有一份日文文本，必須同時翻譯出一份中文文本時，富士通的一位先生憤怒地把手中的鉛筆摔在桌子上，筆一下子就摔斷了。好在中入纯先生很快把譯文拿出來了，我看沒有問題了，便笑著說：這位先生不必忍耐了，我們簽字吧。
　　另一次是在深通運營半年之後，按當初與日方簽的合同，我們的進貨達到一定數量且國產化能力達到一定程度後，日方必須降價一定百分點。但我方條件達到後，中入纯突然從日本打來電話，不但不降價，反而因日圓升值要求提高進貨的價格，我當即拒絕。我們簽訂的合同相當於期貨的性質，無論後來發生什麼變化都應自己負責。但我考慮到日方的具體困難，同意暫時可以不降價，但決不同意漲價。僵持了幾天後，日方發來最後通牒，意思是到當天下午五點，如果我們仍不答應他們漲價的要求，下批貨物便無法提供。
　　事情到了千鈞一發的地步，大家開始擔心起來。因為弄不好可能會影響深通的出貨，也會影響四通打字機的銷售，損失太大了，影響也會很壞。但我同樣知道，如果這次讓了步，我們今後就被他們欺負定了。
　　下午了，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大家都看著我，我不動聲色。眼看快五點了，手下人問我怎麼辦？我說絕不讓步！他們說那影響可就大了。我說不會，我們受影響，日本人受影響更大，而且我們的要求是合理的。
　　五點整，中入纯準時從東京打來電話，問我：“李先生，那件事該你答复了，你到底怎麼想的？”我說：“中入纯先生，我們經過認真的考慮，我覺得我們不能再做任何讓步，你們必須按已經簽定的合同供貨。”中入纯在電話的另一端沉默幾秒鐘，讓步了，說：“好吧，我們按李先生說的辦。”
　　這一類事情和處理走私事件一樣，都鍛煉了我在重要時刻處理複雜情況所需的判斷力和意志力。
　　唯一的綠洲
　　南國三年，我偏踞深圳自成一統，雖然孤單，但卻是我24年企業生涯中最有收獲的歷程之一。用四通集團副總裁鄭洪如的話說，深通公司是當時“四通唯一的綠洲”。無論是企業文化、精神面貌，還是經營效益、管理水平，都是第一流的。四通集團旗下的企業盈利的後來越來越少，深通卻一直是盈利的。
　　1994年底，深通賬面上還有1400萬元現金沒有動。段永基知道了，對此大為驚訝：李玉琢你們賬上怎麼趴了這麼多的錢？他提出要調走一部分錢給集團用，我未同意。除了已經對他的不規範做法有了些警惕外，還因為深通公司畢竟也是合資企業，我要對它負責任。如果將來對不上賬，我將難以交代。這也許是1995年初要把我調開的重要原因。
　　這種外放的經歷，不管派遣者用意如何，對於被派遣者來說，都是一種難得的鍛煉。後來到華為，把並無市場競爭力的莫貝克調理到位，四年後以7.5億美元的價格賣給艾默生，得益於此；離開華為，接手濒臨倒閉的利德華福，並把利德華福辦成行業內旗幟性的企業，也得益於此。
　　而同一時期的四通，卻加速了它的衰敗進程。

本文摘自《我的企業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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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琢被譽為“中國第一職業經理人”，與走在時代前沿的萬潤南、段永基、任正非等企業家共事，本書是其24年企管人生的總結和思考。“每個企業家心上都結滿了繭”，把企業當做自己事業的職業經理人也不例外。閱讀本書，你可以了解到企業成功背後不為人知的艱辛與磨難，可以學習到面對管理難題時的解決之道。更為重要的是，在追尋管理者成功足迹的過程中，可以從中領悟到管理思想的精髓。作者24年的職業生涯精彩紛呈、曲折前行，其中折射出的關於職業經理人和企業家、關於資本家和實業家、關於公司政治和個人價值觀、關於信任和授權等問題……恐怕是每個職場中人難以回避的，本書也許給您一定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