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四通的拐點

　　最後一次見萬潤南
　　大概是1989年5月中旬的時候，我因工作壓力，以及與段永基在工作上的一些矛盾（此時老段對我工作上的事情頗多指責），心情很不好，腦電圖極不正常，於是就申請休息一下，段永基答應後我就上了香山別墅休養。當我還在山上漫步的時候，“六四”風波發生了。
　　從5月18日到6月5日，我見到萬潤南四次。戒嚴開始的前一天5月18日，我被通知參加人民大會堂的勞模報告會，萬潤南作為北京市勞動模範在大會上發言，畅談四通對改革的理解；5月20日，在四通大廈一樓大廳召開的幹部會上，萬要求幹部們血可以熱，但頭腦要冷靜，堅守崗位，公司不要卷入；5月26日我從山上下來，到天安門廣場一帶轉了轉，回到集團聽到人們的一些議論，正好在走廊上碰到萬潤南，我問他：“聽說你組織了有關會議，這樣的介入似乎與你前幾天的講話相違背，這是否對四通不利？”他解釋說：“我擔心學生們的對峙會激化矛盾，也擔心中國的改革進程會倒退。改革如果不再繼續，四通將不复存在。我只是盡力而為，成敗非我能逆料。”
　　我最後一次見到萬潤南是在1989年6月5日。這一天，四通的高層在合資公司北塢村的會議室召開了一次會議。大約上午9點鐘的樣子，我見萬潤南等集團高層的幾輛車進來，都是董事會的成員，彼此間簡單打了個招呼，便匆匆進入會議室。我知道此時跑到這里開會一定與前一天發生的事件有關，估計也與四通的命運有關。
　　段永基後來告訴我，在那次會上萬潤南做了最後一次安排：“這次事件，公司肯定受牽連。如果我出事了，公司由段永基負責；如果段永基也出事了，由儲忠負責。”（後來有人說，萬潤南離開時並沒有做這樣的安排）據說會議之後，萬潤南改乘弟弟儲忠的車到機場，取道深圳到香港，再未回來過。
　　沈國鈞填補權力真空
　　與萬潤南同時離開的，還有副總裁殷克、副總裁崔銘山、副總裁曹務奇、副總裁郗建民等，據我所知他們這幾個人並未涉事太多，應當不至於非走不可。為何離開，有無必要離開，沒人知道。但這樣一批高級幹部的離開，無疑對四通有重大影響。
　　當時我有一種大難臨頭的感覺。但我相信四通不會垮，四通只是在政治風暴來臨的最後幾天，沒能堅守住自己一貫堅持的原則——遠離政治。在中國的土地上，尤其“文化大革命”過去才十年，讓人們完全置身事外，的確很難。但對於企業，隨著一代領導人的離去，企業的前途常會自覺不自覺地發生變異和動蕩。這恐怕是萬潤南沒有想到的。
　　“六四”之後，四通的領導權並未移交於二號人物段永基，而是由一直在南方的沈國鈞（“六四”期間頭腦最冷靜的人）擔任了董事長和總裁，這自然是出於企業安全方面的考慮。對此安排，段永基及大家當時並無異議。這一安排符合當時的情境。但在事情稍一好轉，新的問題浮上水面。
　　“六四”之前，四通內部的矛盾已經有逐漸公開的迹象，高層之間因為股改的糾紛已經形成暗傷，那時矛盾的集中點是其他高層對峙萬氏家族。後來一位四通人分析說，如果不是因為“六四”，四通可能早就分裂了。萬潤南的離開使四通突然間變得群龍無首，而沈國鈞的威信和能力還不足以駕馭四通這條大船。
　　1989年6月27日，我被派往深圳組建新的打字機生產基地，7月中回北京開會，在惠州軍用機場（當時深圳尚無機場，到廣州坐飛機又很難，於是很多時候就到惠州乘機飛北京南苑機場）的候機廳，看到一張貼在牆上的通緝令，最後一個名字就是萬潤南，通緝令發佈的時間是6月9日。唯一記住通緝令上面的一句話是：此人溫文爾雅。
　　沈國鈞管企業不行，但不代表其他事情不行。有一件事從他主政開始，在段永基的配合下就做得風生水起——批判萬潤南的“遺毒”。他們一唱一和，對萬提出的辦公司的一些思想、理念、口號、做法一一批判，似乎四通什麼都錯了。一開始大家以為是政治需要，是做給人看的，是為了保護四通。後來發現是真的要否定四通當年正確的東西，以至於完全擰著勁做事情，在用人、經營、內部關係上，都盡量採取與過去不同的做法。包括完全排斥萬家的人，這就進入了誤區。萬潤南有政治上的問題並不一定說明做企業也錯了，他錯了不等於他家裡的人都錯了。如果錯了，四通之前的成功怎麼來的？如果錯了，之前怎麼沒有人站出來反對？如果錯了，豈不連你們自己功勞也被否定了？硬著頭皮非要逆著來，把正確的說成錯誤的，至少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後來竟然宣佈取消萬在四通的一切利益時（政府也沒有這樣做），人們這才意識到，原來在批判的背後隐藏著對利益的觊觎。記得為此，我在深圳還給段永基寫過一份很長的傳真，指責他毀了四通，以及在這件事情上的不地道——即使沒收萬的股份也是政府的事，政府尚沒有沒收，一起奮鬥過的同事首先這樣做，就是不講良心，也不夠厚道。
　　挽救四通行動
　　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四通人非常擔心，主要是擔心四通還能不能做下去，四通的財產會不會被沒收。
　　此時頭腦清醒的段永基做了以下幾件事：帶領合資企業的員工到武警總部慰問戒嚴部隊；把庫存的打字機藏到天津的倉庫；把打字機的生產轉移到深圳；安排合資企業總經理助理徐建平到廣東中山註冊一個保證大家後路的公司。他說：“四通牽連這麼大的事情，後果怎樣難以預料。四通能否辦下去也未可知，四通的財產政府說沒收就可能沒收，大家辛辛苦苦幹了這麼多年，利益得不到保障。能不能從合資企業里拿出一些錢來，讓總經理助理徐建平到南方去註冊一個公司，算是我們所有幹部的股份。一旦四通有個三長兩短，大家不至於身無分文。”從當時的情況看，這種擔心是對的，其用意是為大家著想的。記得徵求我的意見時，我是同意的。
　　1989年6月7日，凝重的氣氛仍然籠罩在北京的街頭，段永基親自帶隊，冒著危險，押運兩車打字機藏到天津的一個倉庫（倉庫是家住天津的範為強說明找的）。6月9日，又由我押運兩車打字機去天津。當時心裡忐忑不安，街上幾乎看不到什麼車，也很少有行人。車到接近天津的河西務還遇到了荷槍實彈的軍人，路上還鋪有刺胎鏈條，我不由得一陣緊張，他們檢查了我們的車輛和證件後才放行。我和段永基前後兩次總共藏起了將近3000台打字機，約合人民幣3000多萬元。
　　6月24日，段永基代表公司董事會找我談話，要求我三天之內趕到深圳，盡快將打字機轉移到那里生產。我平生第一次體驗什麼是臨危受命，二話不說於6月27日趕到深圳。
　　9月份徐建平帶了大約300萬元到廣東中山註冊了一個公司。但是兩年後，徐建平把這個公司據為己有。
　　段永基得知此事非常生氣，派我和財務經理汪世平去珠海找徐建平理論。可是徐建平並不認賬，由於當初做這件事本身不規範，我們對他毫無辦法。知道事已無可挽回，我對他撂下了這樣幾句話：“徐建平，你對四通和大家做了不講信義的事情，你的心裡是清楚的。將來有一天，你一定會為今天的不仁不義付出代價的。”果真，又過了兩年，徐建平的部下造反把公司從他手里奪走，他落得人財兩空。
　　無論怎麼說，在那樣一個危險而複雜的時刻，以段永基為首的四通領導人不顧個人安危，從容應對，表現了應有的勇氣和能力，這是四通最讓人難忘的篇章之一。
　　四通前途未蔔
　　1989年6月初在北京及全國各地引起的動蕩風波，四通是重災區。以萬潤南等人的思想認識以及四通的民營企業背景，不聞不問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卷入之深卻是沒有想到的。
　　此一事件從5月18日演變到6月初，終於以軍事管制戛然而止。6月下旬，北京市派出25人的工作組在胡昭廣（後任中關村管委會主任，北京市副市長）的率領下進駐四通。據說同時進駐工作組的還有人民日報社。
　　後來知道，四通的主要問題大致有以下四條：萬潤南等在國際大廈兩次召集學生領袖開會；週舵、高原兩位四通幹部參加廣場絕食；四通研究所所長曹思源串聯人大常務委員會開會；四通對街頭活動提供了一定的通訊設備。這樣的介入對於一個企業來說，其後果可想而知。
　　記得風波初期，萬潤南專門在元器件大廳開會，告誡四通幹部保持清醒頭腦，不要介入，避免牽連公司。但後來的事態發展，竟然連他自己都赤膊上陣了。上述情況對於四通的大多數人來說，是不可能知道的。
　　工作組來了。人們以經歷過“文革”的常識判斷：四通兇多吉少。
　　胡昭廣與四通主要幹部的見面會，頭一句話就是：“四通是四通，萬潤南是萬潤南，四通還要辦下去。”我們懸著的一顆心稍稍放了下來。工作組沒有因為萬潤南等個別領導人的卷入“六四”而牽連企業，這在中國是一個很重要的進步。工作組於一年後撤離，其中一個重要舉措是成立了四通新黨委，派來的黨委書記是馬明柱，在新一屆黨委中，我被定為五名黨委成員之一。
　　受命於危難之際
　　面臨生死難定的關鍵時刻，我受沈國鈞（當時的董事長兼總裁）、段永基的指派，到深圳組建打字機生產基地，重啟四通的生命線。
　　1989年初，段永基在田志強副總裁的推薦下，認識了一個叫王興俊的人，此人與田志強一樣畢業於哈爾滨軍事工程學院，曾在深圳辦過公司。段永基還讓我見過此人。不久段永基讓他回到深圳辦一個公司，名字叫深圳索泰克有限公司，同樣生產四通打字機。為何要這樣做，日本三井知道了怎麼辦？當時似乎並沒有說清楚。
　　我到深圳的時候，這個公司已經註冊完成了，除了賣一些北京發來的打字機，並沒有做其他什麼事。這次就要利用這個公司，將四通的打字機轉移到這里生產，以防四通在北京出事，打字機事業被連根掘了。
　　第一次到深圳，兩眼摸黑，原以為原來公司的幾個幹部可以依靠，但在我到達之後發現，總經理王興俊在忙著用公司的錢為自己買了兩套房子，一週之後他又和行政部長因走私打字機零部件，一個逃走，一個被抓。公司也差點被牽連進去。後來段永基專門派人來處理此事，而沒有讓我介入，似乎不想讓我知道什麼。至此我才隐約覺出，這件事情段永基恐怕不僅僅是知情的。
　　在那樣一個內外交困的時刻，我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北京先期派來的叢敏、於心平等幾名幹部和自己對四通事業的堅定信念。記得第一批從天津港轉到深圳公司的8個40英尺的集裝箱貨物，我們完全是靠人背肩扛，走樓梯搬到公司的五樓和六樓。深圳索泰克經過大約半個月的裝備，在極其簡陋的條件下開工了。
　　那時候深圳用電緊張，最嚴重時一週停電三天。但是為了保證四通打字機對全國各地的供貨，我們曾在有電的時候連續加班。記得我們做飯吃飯都在車間里，用煤油爐做的飯菜充滿了煤油味兒，十分難吃。但沒有人叫苦，也沒有人有牢騷。我們在公司危難時，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
　　接管深圳四通
　　1989年6月之後，有兩個與四通有關的企業宣佈脫離四通，一個是由四通承包、後來改名為南天公司的雲南電子設備廠；一個是殷克分管的、總部設在珠海的南方四通。前一個畢竟是“幹兒子”，為求自保，離開了雖然不仗義，但此時也不好說什麼；南方四通則不然，殷克是四通任命的副總裁，是拿四通的錢辦的公司，一向打著四通的旗號，此時脫離四通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但此時四通自身難保，且南方四通成立時別人都不了解情況。此時殷克也因“六四”出走國外，與南方四通打官司不大現實。
　　但1988年南方四通與四通集團簽了一份承包深圳四通的協議書，並安排幹部進行實際管理。深圳四通是1985年前後完全由四通投資的分公司，地址在深南大道統建樓。對南方四通的產權說不清楚，深圳四通的產權卻清清楚楚。
　　7月中旬，正當我在深圳索泰克為打字機從北京轉產到深圳忙得不可開交，以及處理前任負責人走私案件而焦頭爛額之時，董事長兼總裁沈國鈞的一紙任命到了，任命我為深圳四通法人代表兼總經理，解決深圳四通的財產安全問題。此時，我的壓力已經到了極限。但當此公司危難之時，只有舍命而為之。
　　為接管深圳四通之事我專程到珠海見沈國鈞，對如何從南方四通手上奪回進行了一番商量。這是我進入四通之後，第一次接受老沈的直接領導。
　　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的奪權經驗用上了。“奪權”的前一天晚上，我找來深圳索泰克的生產部長叢敏、財務部長張昌計等北京派遣的幹部，認真制訂了第二天的行動方案：我與南方四通派遣的總經理樓叙波談話，宣佈四通集團接管深圳四通的決定；然後召開全體員工大會，要求大家配合集團的工作；由叢敏負責庫房的盤點、登賬並換鎖、封庫；由張昌計負責與財務交接，接管財務賬本、印鑒、支票、銀行帳戶等；我本人接管公司文件、資料、公章、房產證明等。
　　沈國鈞也專程趕過來助陣，還帶著一個打扮時尚的秘書，抱著一條宠物狗，在那樣的場合很不合時宜。
　　當時代表南方四通管理深圳四通的樓叙波原本也是四通的老員工，但她拿的是南方四通的工資，自然替南方四通做事。不過面對四通名正言順的接管，勢單力薄，她未做過多的爭辯，只能眼睜睜看著深圳四通物歸原主。
　　不料第二天風雲突變，南方四通派來五員大將，氣勢洶洶闖進深圳四通總經理辦公室，一屁股坐下不走了。聲稱承包協議未到期，四通隨意中斷協議違約，深圳四通庫房里的貨物屬於他們南方四通的財產（當時庫房里最值錢的是53台四通打字機），要拉走，並拒絕與我談判。
　　看到來者不善，我也安排了一些幹部在另外的房間待命，以防不測。僵持到下午，我主動找他們一個姓王的領頭者對話：我們畢竟在一個旗幟下工作過，大家談攏談不攏，總要談一談，除非你們無道理。他們五個人七嘴八舌，輪番與我爭辯，大有舌戰群雄的架勢。我心裡有底，據理力爭。畢竟他們理虧，最後姓王的領頭者說：我們也是受命而來，這次來得匆忙，錢沒帶夠，可否到財務處領5000塊錢一用？我一聽這話知道事情有了轉機，便大方地說：不勞大駕，你們來了，就是我的客人，5000塊錢是小意思。我立即派人取來錢交與他們。姓王的說第二天單獨與我一談。第二天上午姓王的如約而來，他說：李先生，很高興認識你，你的爽快讓我們佩服。我們來了，也算盡到責任了。今天我們就回去交差了，特來告辞。說完，豪爽地與我握手作別，五個人走了。一場驚險竟這樣輕鬆度過了。
　　偷回豐田面包車
　　兩天後，深圳四通豐田面包車的司機跟我說：“李總，我們的面包車被人搶走了。”“誰搶的？怎麼搶的？”“樓總（南方四通派的總經理樓叙波）說要去廣州，我剛送到，她就把我的車鑰匙拿走了。”我聽後真是後悔不叠，想不到他們竟鑽了這個空子。真丢面子！7月底，段永基、北京索泰克總經理助理江北光同我到珠海辦事。我事先打探清楚豐田面包在珠海停車場存放的位置，帶好備用鑰匙和有關證件，約好珠海新新公司陳嚴兩口子，決定把車搶回來。晚上在賓館里，我對段、江二人講了要把車搶回的想法，沒想到二人皆不支援，說讓人抓住怎麼辦？我說，車的證件都在手里，憑什麼抓我？晚上我跟陳嚴及他的愛人摸到停車場，半天打不開車門，原來車鎖被換過了。用鐵絲鈎車窗玻璃也打不開。第一次搶車失敗。
　　回深圳後，我對司機說車是你丢的，你要想辦法。他說他表哥在南方四通開車，可以幫忙。我說好，把車弄回來獎勵5000元錢。兩天後他告訴我，表哥不敢偷車，但他把車的後門弄開了，頂燈摘了，要弄車趕快去人。當晚我帶著譚玉林（深圳四通副總經理）、胡景昌（北京派到深圳的司機）等人趕到珠海，單等半夜人們睡了之後行動。
　　不想夜間12點大雨傾盆，他們問我怎麼辦？我說：看過電影嗎？大雨正好掩護我們行動，此乃天赐良機。於是我們幾個冒著大雨潛到水灣頭南方四通的宿舍樓下，由司機胡景昌過去把車開出來。不想車到珠海邊防檢查站被武警攔住了，要駕駛證，小胡說沒帶，要行駛證，急切之間也找不到。我們被趕下車，檢查站帶班的軍人聽出我們是北京人，便好奇地打聽起北京“六四”的情況，我繪聲繪色地講述一通之後，那軍官揮揮手，竟然放行了。我們一陣高興，一路經廣州（那時沒有直通深圳的高速公路），穿東莞，回到深圳公司樓下正好上午7點整。我讓大家休息，自己堅持上班。8點多，南方四通代理總裁宋衛平從珠海打來電話：“李總嗎？你的司機昨晚來珠海把車開走了。”我說：“宋總開玩笑吧？我的司機絕沒那個膽子。肯定是你們把車弄丢了，向我這里找轍。”我放下電話急忙通知司機將車開到停車場，一個月不許用。一會兒司機告訴我，樓下的車一點兒油都沒有了。我聽後驚出一身冷汗。
　　深圳四通經過一番曲折終於回到四通集團手里，在我和譚玉林、劉亞平等幹部的努力下，深圳四通很快恢復正常業務，重新發揮了分公司的作用。

本文摘自《我的企業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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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琢被譽為“中國第一職業經理人”，與走在時代前沿的萬潤南、段永基、任正非等企業家共事，本書是其24年企管人生的總結和思考。“每個企業家心上都結滿了繭”，把企業當做自己事業的職業經理人也不例外。閱讀本書，你可以了解到企業成功背後不為人知的艱辛與磨難，可以學習到面對管理難題時的解決之道。更為重要的是，在追尋管理者成功足迹的過程中，可以從中領悟到管理思想的精髓。作者24年的職業生涯精彩紛呈、曲折前行，其中折射出的關於職業經理人和企業家、關於資本家和實業家、關於公司政治和個人價值觀、關於信任和授權等問題……恐怕是每個職場中人難以回避的，本書也許給您一定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