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財稅改革的真實挑戰

　　燕京華僑大學校長　華生
　　財經界也有另一類的空話、套話
　　我近期專門浏覽了各類會議的議程和歷年年會的介紹，看完後有一個感覺：現在政府開始意識到要少說空話、套話了，而財經界其實也有另一類空話、套話，並且仍在說個不停。前幾年的發言拿到今年也一樣可以用，不同的就是每年都有更加出位和聳人聽聞的標題。永遠旨在吸引眼球、嘩衆取宠的假大空，是不是也到應該改革的時候了？
　　坦白地說，現在媒體辦的研讨會，其中很多話我都不太懂。比如今天這個年會，大標題是“重返民富之路”，我昨晚琢磨了半天，沒有弄懂是什麼意思。“重返民富之路”意味著我們曾經有過民富的時代，後來沒有了，原來民富過，現在不富了，所以要尋找“重返民富之路”。但是就我活的這幾十年和我讀過的中國歷史的這幾千年而言，我沒看到以前有過什麼民富，所以不知道往哪兒重返。
　　從近處看，改革開放以來，民衆中靠勞動掙工薪的普通員工，典型的如農民工，十年、八年前還是五六百塊錢的月工資，現在都是幾千塊錢了。由於勞動成本持續增加，企業家都喊生產成本上升得太高太快了，所以很多產業要向東南亞轉移。亞行和北大的一項合作研究認為，近年來實際工資的增長率已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因此我們顯然不能說一線工人變窮了。那麼，富人是不是變窮了？好像也不是。前兩天我看央視評選的年度經濟人物，大佬們賭一件不大的事情，張口就是拿一個億起價，而現在一個貧困縣一年的財政收入也就是一個億左右，所以富人顯然也沒有變窮。所以，我就不明白了：我們今天那麼多重量級嘉賓高談闊論“重返民富之路”，想說的是什麼意思？
　　再回到我今天參加的這個分論壇的主題，叫作“深化財稅分權”，這個我也沒有搞太懂。財稅分權這是政府內部的事情，政府研究財稅分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經常開會，他們也不請我們去，人家自己把這個問題該讨論的都讨論了，真是用不著咱幫他們操心。中國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關係，如果和國際上比起來，比例很正常，跟別的國家差不多，中央財政占的比例並不算高，轉移支付的情況其他國家也存在。我在英國生活很多年，它的中央財政的集中度比咱們還高，然後再做轉移支付。中國的財稅分權體制固然還有問題，比如需要減少專項轉移，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故確有改進的餘地，但中央和地方之間永遠有矛盾、博弈，這似乎不是我們要研究的主要問題，不需要我們去為某級政府爭利益。
　　從整體上說，中國的財政稅收體制是有問題，而且是大問題。但很可惜，就如我們現在的城市化問題、收入分配問題、國企國資問題、證券市場問題一樣，媒體上讨論很熱鬧的往往並不是真問題，流行的反而是一些空話、套話甚至以偏概全、以假亂真的噱頭。前幾天一位媒體朋友對我說，好多話其實他們不採訪自己也會說，只是迎合讀者需要借名家之口罷了，因此他們自己去採訪也覺得挺沒勁。如果我們財經界擁有話語權的人落到這種空話、套話代言人的地步，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中國財政體制首要問題在於賣地財政
　　下面我先講財政體制。中國的財政體制現在面對的首要問題是什麼？我認為中國財政體制現在有三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要解決賣地財政問題。財政收入中相當大的一塊是非稅收入，而不是稅收收入。稅收是國家的法定收入，非稅收入本來就不夠正規，只能是偶然性和零星性質的。非稅收入搞這麼大，這就很不正常。同時，我們這個非稅收入非常重要的一塊是靠倒賣土地得來的。我們學的是香港的辦法，香港的地本來就是官地，就是港府的地，我們這兒還不是自己的地，是徵收了農民的地倒賣，所以準確地說咱們不是土地財政，我們是“倒地財政”。
　　這個倒地財政我覺得是財政體制改革的第一件事情。有沒有決心、有沒有毅力來動這個倒地財政，這是新一屆領導人在經濟上第一個大的挑戰。很可惜，媒體，包括學界，對這個問題說法不一，起碼沒有把它視為重要問題，更不是首要問題，而去扯一些什麼分權之類的雞毛蒜皮。在我看來，新一屆政府的改革如果說在政治上是反腐敗，那麼在經濟上面能不能有突破，第一個試金石、最重大的考驗，就是對倒地財政採取什麼態度。不先對自己開刀，土地亂局就不能拨亂反正。就目前來看，可以說“倒地財政”在新型城市化的口號下還在蓬勃發展，媒體也在推波助瀾，市場上炒作的基本也都是這一套。
　　其實，倒賣土地的財政是和原來的舊式城市化配套的東西，新型城市化是不能搞這個的，這是財經媒體並沒有搞清楚的事情。這就跟計劃經濟一樣，計劃經濟是專門為那個“一大二公”時代配套的，現在倒賣土地的財政也是為少數人服務，不能給新型城市化配套的。2006年我曾經給政府提過批評和建議，我說你們講的新農村建設不是當今這個時代的主要矛盾，21世紀上半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龍頭是新型城市化建設，抓住新型城市化建設才是抓住了城鄉統籌的龍頭，相應的新農村建設才有空間和合理性。
　　那麼，什麼叫作新型城市化？原來那個舊在什麼地方？這個新又新在何處？我覺得政府還只是剛開始有了點兒模糊的意識，如果媒體和學界自己更糊塗就沒希望了。當時我說，新型城市化最主要的就是要新在不能光有數量沒有質量上，這就需要解決城市的科學規劃和佈局問題，特別是解決人口和戶籍問題。舊城市化的要害就是土地的城市化與人口和戶籍的城市化脫節，少數人利用土地發財牟利，把地價房價搞得很高。現在要搞新型城市化，其核心就是要讓土地為外來人口落戶服務，讓土地的成本、城市化的成本大大地降下來，這樣農民工和其他外來人口才可能安居落戶，人力資本才能積累提高。但是直到今天，我看過的所有的文件都還基本沒有這個內容，媒體上渲染的也是開發商怎麼瘋狂拿地為了迎接新型城市化——那不是迎接新型城市化，那是迎接舊式城市化。因為新型城市化首要是解決人落戶的問題，解決土地制度的改革怎麼轉過來的問題，從過去為大樓大廣場服務、為開發商賺錢服務、為城中村和城郊農民補償服務、為囤了土地和多套房的城市精英服務，轉到低成本地為城市化的主體即農民工及其家屬和其他外來移居的人口服務，這才是新型城市化的本質。
　　財政體制要為新型城市化服務，我認為要打的第一個大仗就是改變倒賣土地的財政，但是現在這方面可以說還沒有什麼準備。如果沒有這方面的準備和動作，所謂的新型城市化最後必然還是走老路，還是少部分人獲益、大多數人被排擠在外的城市化，就是我們今天的狀態。所以，我認為財政體制要改革，第一仗就是要動搖倒賣土地的財政。動搖這個東西會帶出來一系列的問題，因為批評它是容易的，但是要替代它，問題是複雜的。我們現在土地還在招拍挂，如果按照中央文件裡面說的“嚴格區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用地”（當然這個口號其實也是有問題的）去做，很快就沒有經營性土地可賣了，就不能招拍挂了，那麼城市建設、城市發展怎麼辦？現在我們在這方面可以說沒有做任何準備。沒有準備就只能沿著現在這條老路走下去，一方面被迫付出的土地補償費越來越高，一方面招拍挂又進一步推高城市土地和房產價格，結果只會造成土地資源的集中和一部分人的暴富，從而堆積越來越大的資產泡沫、地方債務和金融風險。
　　中國財富榜上有那麼多大房地產開發商，這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只有中國香港有，因為我們是從香港學來的拍地模式。這個模式就是把土地資源集中給少數大開發商，所以中國財富排行榜才會有這麼多地產商，政府一說新型城市化，地產股都上漲。我說這完了，這不是新型城市化，這是舊式城市化。許多人沒有意識到，新型城市化其實首先是對財政體制的重大挑戰，即我們的財政體制用什麼來替代過去我們稱之為“土地財政”的舊模式？土地如果不用徵收和拍賣的方式，用什麼方式？現在又有新的建議，說可以搞城郊農民自主城市化，還有人推薦深圳原住民自發城市化的模式。但深圳富起來的只是城中村的農民，他們成了千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深圳外來打工者是本地戶籍人口的近十倍，房價那麼高，有幾個能安居？擠在工棚、握手樓和地下室里能叫安居嗎？我們不能打著農民的旗號，為只占很少數的城郊農民謀利益。如果只是讓少數人受益，只是讓政府、開發商、城市精英以及城中村和城郊村農民這些既得利益者進一步分利，是解決不了新型城市化問題的。
　　這就是我說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倒賣土地的財政問題。現在土地財政在發達地區和大城市已經占很大比例，如果不從根本上動搖這一塊，設計一套新的制度完全替代這一塊，那麼新型城市化拉動經濟發展的設想就會完全落空，因為靠少數人發財拉動不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只有幾億農民工和他們在農村的家屬、留守的兒童，還有大量從中小城鎮轉移到一線大城市的外來人口，這些人分享到了土地權利、住房權利、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的權利，才會真正拉動國民經濟的增長，才能夠實現可持續增長。從根本上說，這本來並不是一個經濟增長問題，而是他們自己的選擇和不可剥奪的權利。他們是國民，他們在這個城市有工作，就有給自己搭一個窩的權利。所以我認為財政體制第一個問題，也是最大的挑戰，就是對倒賣土地財政的態度和措施。
　　財政資源的歧視性分配與特權分配
　　財政體制的第二個問題，是財政資源歧視性的分配。這些可能都不是現在媒體上讨論的熱點，但我認為這是主要問題。我們中國之所以貧富差距大到今天的程度，除了市場本身的馬太效應，很重要的是因為財政資源分配加重了一部分人更好、一部分人更差的境況。財政資源的分配首先跟剛才說的我們的住房分配有關係。我們城市保障房主要是針對戶籍人口，外來就業人口基本上住在地下室和工棚裡面，教育方面現在還在爭論外來人口能不能參加本地高考的問題，醫療更是向城市人口特別是體制內人口傾斜，社會保障體系也是如此，這一切大大加劇了我們財產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客觀地說，這一點是跟我們國家的計劃經濟歷史相關聯的，因為我們從計劃經濟時代保的就是城市戶籍人口。當年很困難的時候，城市戶籍人口有佈票、有糧票、有油票，保證了至少最基本的供應，但其他人是沒有的。我們的公共醫療資源主要是集中在城市，而且主要是集中在體制內，這些人口佔據著絕大部分的醫療資源。所有這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東西，跟我們的財政體制都是有關係的，就像廣州市財政，稍微公開一點兒，馬上暴露出來其財政裡面有一部分資金，有幾千萬元是拨給省級或者市級機關幼兒園的，其實像這類財政資源分配嚴重不公平的現象太多了。其他國家財政資源的分配可以減弱市場本身分配所造成的差距，而我們的財政分配從整體上強化資源分配的不平等，這是我們財政體制的一個主要問題。
　　當然，這個改起來非常不容易，因為財政體制現在的分配完全是有利於城市居民的，特別是完全是有利於體制內人口的。體制內絕不僅僅是幾百萬公務員，更有文教衛生新聞出版等好幾千萬事業單位的從業人員，加上家屬人就更多。這樣會觸動巨大的既得利益，其中就包括我們各界精英的利益，而且這絕不僅僅是權力精英，還包括我們的財經精英、藝術精英、體育精英、文化精英，都是這個體制的受益者，要動搖這個難度是很大的。所以，我一直說收入分配的改革第一步不能盲動，要放到後面逐步去撼動。
　　這是財政體制第二個主要問題，就是我們財政資源歧視性分配嚴重地強化了我們的貧富差距。
　　第三個問題，就是我們財政資源的特權分配，這個就更難了。現在新一屆領導班子開始了新一波的反腐敗浪潮，受到了各方面的歡迎和好評。反腐敗本來就很難了，但腐敗還只是非法的權力濫用，而特權是合法的權力濫用，因為特權是法規承認的，因而可說是合法的。而反腐敗要深入，最後肯定會觸及特權。實際上從一開頭就觸及了，比如說過去領導一出門就要封路，現在不封路了。這個碰的是什麼？這個碰的不是腐敗，碰的是特權。當然，這二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總之，一個反腐敗，一個反特權，後者可謂更難。這兩件事真做到了，政治改革就完成一多半了。
　　我們原來的財政分配體制是向特權傾斜的。舉個辦公樓的例子，最近有的地方把辦公樓搞得富麗堂皇，比人民大會堂還氣派。這不是個案，全國的辦公樓都膨脹，這就涉及權力的濫用。我曾經去過日本衆議院議員辦公樓（日本衆議院議員不是我們的人大代表，首先人少，只有幾百人，更重要的是誰在議會裡面占多數誰就能組成政府，所以議員是真正的權力精英，他們的衆議院議員至少相當於我們黨的中央委員），他們的辦公室，每個議員一間房，當中挂一個佈簾隔一下，秘書坐外面，他坐裡面。我還上了一趟洗手間，廁所很小，不太方便。反觀之下，我們的財政資源用在特權方面的太多了，從辦公樓到各種各樣的樓堂館所，到各種各樣的培訓中心、療養中心，到給各種各樣的權貴安排的休息、療養、出遊的地方，再到各種高檔消費和各類禮品的饋贈，這些就是三公消費中公開和隐蔽的地方，耗費了我們財政資源相當大的部分。另外巨大的一塊，則是維穩和花錢買平安的財政開支，花費的隨意荒唐和支出的天文數字，更是令人瞠目結舌。
　　所以，反腐敗的深入必然要碰到對特權的限制，包括對人均辦公面積的限制，更不用說辦公以外大量的設施、安排等支出。我曾經應邀去參加過美國國務院開的會。美國國務院自己是沒有地方招待的，找一個公關公司安排全部議程，客人來了安排在商業化的賓館裡面，會議都是在外面開，而我們基本上都是用自己限制對外的內部設施。
　　所以，真正的財政體制改革在我看來是這三大問題。首先要突破的，我認為是第一個土地財政問題，因為它既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而且它的收益很明顯。我們現在想要經濟增長，想要持續發展，必須解決倒地財政的問題，否則就不能前進，其他的問題只能是循序漸進。所以財政體制的真正問題，根本不是什麼中央和地方分權，地方的錢是不是少了一點。我想全世界都有這樣的問題，其他國家也都是轉移支付的，中央財政占大頭，各個國家都是如此，這是很正常的現象，我們不值得在這上面耗費腦筋。關於財政問題我就簡略地說這些。
　　中國稅制的問題不是總量問題，而是結構問題
　　下面我再講稅制。如果說財政問題上是一片混亂，稅制問題上則基本是錯誤思潮占主導。剛才我們的主持人還在說結構性減稅只見結構不見減稅，我覺得這個套話其實並不客觀。因為營業稅改增值稅實際上就是在降低增值稅稅率，我們原來增值稅都是17%，現在推廣到服務業、交通運輸業，把17%降到了7%、5%，實際上也確實會減相當一部分稅。
　　但是，我要說實際上中國稅收體制的主要問題，並不是現在人們主要攻擊的稅負太重。在我看來並不多，中國的稅收現在占 GDP的 20%多，在國際上無論怎麼比都是非常正常的水平。我們的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出在稅收以外的非稅收入很多，所以加起來以後到了 GDP的 30%多。如果真正像我們剛才說的那樣把非稅收入（主要是土地收入）拿掉，稅收的主要問題就不是砍總量的問題，就不是減稅的問題。
　　當然，喊減稅老百姓都歡迎。現在媒體上能看到的全部意見可以歸納為兩句話：第一，要求減稅，這所有人都歡迎，是個時髦的口號；第二，要求增加福利，大家也很高興。要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狀況怎麼辦？要增加補貼和福利，所謂提低擴中。限高增稅呢？那就難了，太多的人出來說這個不行那個有副作用，富人會移民之類，反正徵不得。其實放眼全球，現在美國和歐洲都有這個問題。美國和歐洲的全部難題就是一邊要減少稅收，一邊要增加福利，所以美國出了財政懸崖，歐洲出了債務危機。因為如果把政府自我消耗中多吃多占的那塊擠出來，政府本身實際上只是一個過路財神，它收多少就幹多少活兒。你可以增加稅收，然後增加福利，也可以減少稅收減少福利，但是唯一不能持續的就是減少稅收增加福利，這個是混不下去的，這也是今天美國和歐洲撑不下去的原因，它們至少在這一點上肯定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我們要在這麼低的發展水平上學美國和歐洲的寅吃卯糧，靠堆積如山的借債過日子，那肯定是死定了。
　　因此，盡管這些話不受人歡迎，我仍覺得在解決了非稅收入的問題以後，稅收本身的水平恐怕是降不下來的。按照現在政府所承擔的職能，包括對農村、對醫療、對方方面面大家所要求它花的那些錢，它這個稅收減不下來。就像美國現在一樣，共和黨說稅是絕對不能加了，砍不砍福利你們看著辦。但如果稅真不能加，只能砍福利。所以民主黨和奧巴馬說福利一定不能砍，因此必須增加稅收，現在還在讨價還價、內鬥糾結。
　　中國稅制主要存在什麼問題？和我們的經濟一樣，不是總量問題，而是結構問題。首先是稅收之外的非稅收入，把那一大塊非稅收入砍掉以後，稅收這塊在中國現在的發展水平上，20%多是很正常的，因此中國稅收最主要的問題是結構問題。什麼結構問題呢？我們現在是以間接稅為主體，基本上沒有直接稅，所以像調整經濟結構一樣，稅收制度改革最主要的是調整稅收結構，實現從間接稅向直接稅的轉變。這個轉變的口號大家也許不反對，但做起來沒有一個人歡迎，包括我們在座的人。間接稅都是老百姓承擔的，你去買個饅頭，買個消費品，都交稅了，相對於收入，富人消費的比重小，所以他交得少，窮人的收入幾乎全用於消費，所以交的比重就特別大。但是所謂間接稅，就是沒有直接從你口袋裡面掏，真從口袋裡面拿的時候，大家都不願意。所以，中國現在工薪階層當中只有 7%的人交個人所得稅，這 7%的人當中有 90%的人只交 5%，真正半角超過 5%的個人所得稅的人不到 1%。現在又有新建議，說把個人所得稅起徵點提到 1萬元，據說網民大多數都贊成。如果網民能代表民意，也就意味著中國人的偏好是最好取消個人所得稅，因為現在這個樣子已經只是很少的人在交，提到 1萬元是只剩百分之零點幾的人交稅。美國共和黨右派那麼強硬，新自由主義那麼流行，還是多數人都得交個人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如此，我們直接的財產稅也是幾乎沒有。美國剛結束的大選辯論的話題是“歐洲社會主義和美國資本主義”，因為美國人認為歐洲的國家干預和再分配調節太厲害了，搞的是社會主義，美國人是不幹的。其實中國的稅收更熱愛資本主義。我在政府的會議上就直截了當地說，中國的稅收制度是世界上最熱愛資本主義的稅收制度了。因為我們主要對勞動和消費大衆徵稅，對財產和資本基本不徵稅，所以勞動一輩子未必買得起一套房，但囤兩套房就可以移民了。勤勞不能致富，財產可以暴富，中國何來創新發展？從稅制來看，美國共和黨右派的主張拿到中國來也是很左派了。我們沒有遺產稅，沒有贈與稅，也沒有固定資產保有稅。美國人炒股一年以內賣出的要交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高達 40%左右，長期炒股也要繳 20%的資本利得稅，金融危機中特殊優惠了也是 15%，我們這個稅完全沒有。當然我們中國人如果不喜歡這些稅，也是可以的，但是貧富差距大家就得忍一忍，因為沒有這個調節，貧富差距一定很大，而且越來越大。不少人愛說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市場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好像市場化改革彻底了，問題就解決了。其實市場化發展到今天的美國和歐洲，其貧富差距在稅收和福利調節之前也是很大的。美國在一次分配結束的時候，基尼系數也是 0.5左右，是通過稅收和福利的再分配才調到 0.4左右。歐洲呢？在美國人眼里歐洲是社會主義，因為歐洲從 0.5調到 0.3以下，調低了20多個百分點。我們呢？剛才我講了，我們的財政體制的再分配是強化了一次分配當中的不平等，稅收該調節的完全沒有調節，而且我們也不喜歡調節。所以中國現在的基尼系數，前幾年我就說一定在 0.5以上，最近有人說過了0.6。雖然缺乏準確的數據計算，但是我想中國基尼系數在 0.5以上恐怕是沒有什麼疑問的，因為連人家完善的市場經濟在二次分配之前也是 0.5左右，我們肯定更高。
　　所以，我覺得我們稅收體制要解決的真正問題不是大家喜歡聽的自欺欺人的減稅，而是怎樣實現從間接稅向直接稅的轉變。中國現在的稅收制度相當於 18世紀美國、歐洲的稅收制度，就是對財產和資本基本不調節的稅收制度，這不要說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現代資本主義，還是原始資本主義，我們離現代資本主義還有很長的距離。現代資本主義從羅斯福新政開始，從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開始，從勞工保護到個人所得稅，到遺產稅，到贈與稅，到固定資產稅，有一系列對資本——更不用說對土地——等財產和收入調節的措施。
　　所以，我開頭為什麼要抨擊財經界流行的假話、空話、套話？因為當我們真正面對現實的時候，這個現實有時候是很殘酷甚至是很醜陋的。我們經常要面對的是一個兩難的選擇，而兩難才是現實經濟的真實狀態，也可說是經濟學研究的真正課題，如果全是一難那就太好辦了。因此坦率地說，如果我們的稅收制度還停留在 18世紀原始資本主義的稅收制度層面上，我們的貧富差距必然越來越大。如果我們想改變這個狀態，就必須在稅收制度上做根本的重大的變革。
　　順便說一個更難的問題，在沒有直接稅的時候，隐性收入的稅收徵管也是很難辦的。只有當一個稅收體制是以直接稅為主體時，隐性收入才能提上日程。有人計算中國隐性收入是 8萬億元、10萬億元，相當於 GDP的 20%，媒體上也熱炒。但隐性收入如果真有這麼多，居民收入占 GDP的比例就不低了。你不能一邊說隐性收入規模巨大，一邊又說居民收入占 GDP的比例太低，因為算上隐性收入的話就不低了。所以現在媒體上流行的許多套話其實都自相矛盾，就像一邊說工資收入徘徊不前，一邊又說企業用工成本上升太快一樣，這二者不能同時成立。就隐性收入而言，我個人認為是巨大的，這也是老百姓的真實感受。如果沒有隐性收入，全世界 27%的奢侈品能被中國人買走嗎？這一個指標就可說明我們隐性收入巨大。稅收體制以直接稅為主體，隐性收入才會成為稅收徵管的主要對象，同時它才能成為遏制腐敗的主要工具。因為在西方國家，反腐敗主要不是靠我們的紀委，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稅務局。西方人最流行的一句話就是“稅收和死亡一樣不可避免”，所有人最害怕的都是稅務，因為每個人都逃不脫。美國的富豪想移民，稅務局都會先讓他脫一層皮。
　　有話語權的人都在既得利益集團中
　　所以在財政稅收體制方面，我們面臨的挑戰實際上是非常大的，其中有政府的阻力，也有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各界精英的阻力。因為講既得利益集團，那不是別人，中國有話語權的人都在既得利益集團當中。房產如果開始收稅，收 1%，很多人覺得已經很嚴重了。從第三套收，很多人就提出許多意見來，說這個有不合理之處。如果真像日本、韓國那樣從第一套就收，甚至別墅收 7%，住一個一億元的豪宅或別墅，每年交七百萬元，每個月交六十多萬元，我們很多人早就暈過去了。那種情況下還有多少人住得起豪宅？但是人家能夠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靠這套制度安排。我們現在設想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包括我們唱高調，說套話，講市場化，攻擊別人，都可以，但是當所有這些東西落到我們自己頭上的時候，落到有話語權的精英頭上的時候，我們到底是什麼態度？這是中國能不能真正前進的關鍵。
　　總而言之，我覺得今天這個年會，設一個財政稅收的分論壇是設對了，因為財稅體制改革確實是經濟改革推進的一個關鍵之所在，所以有領導感歎過，翻開真實的財政史，那才是真正的驚心動魄。我住在英國的時候，每次大選，包括每年政府公佈預算，所有人最關心的都是財政部部長的演說，因為他的演說裡面講稅，全國人都停下來看明年的稅又怎麼徵了，因為那是涉及每個人的利益的。你去搞選舉，最多四年、五年投一次票，而且到時候可能還不去，你說今天我要送孩子上學，就不去投了，但切身利益是跟你每天都發生關係的，你的基本權利在這里。所以，我覺得財政稅收體制是經濟改革的核心所在，但是這裡面的難度我們要有充分的預計，它不僅是經濟，也是社會，也是政治，解決好它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氣，而這些我們基本上準備得都很差。
　　所以，我個人覺得剛才我說的這些改革三五年內都很難，我希望能夠在一兩個問題上突破，比如在倒賣土地財政上突破，因為土地收益占我們財產和收入不平等的很大一塊。要使這塊收益不被我們的政府、開發商、城市精英以及城中村、城郊村的農民瓜分，而真正把城市化的成本降下來，讓城市化的主體，即農民工和其他外來就業人口獲益，能夠走出這一步，大局就會有比較根本性的扭轉。其他事情有待於我們統一思想，逐步形成共識，設計好制度，然後再下決心慢慢去做。
　　（根據作者在網易 2013財經年會上的演講整理）

本文摘自《改革升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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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十八界三中全會公告和《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問題決定》的公佈，中國新一輪改革已經開啟。國人的關註點也由是否重啟改革轉變為如何落實中央的政策。根據這一特點，本書選取各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企業家，就其所從事的研究、行業獻言獻策。為了力求拨開改革的迷霧，推動社會將改革的道路堅定走下去。書中選取的文章尖銳而犀利的指出中國在各領域所面臨的問題以及應當採取的措施，學者、企業家思維力度之強，行文尺度之大，充分展現了改革的勇氣與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