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望佳：在這個轉折點前後的中國社會結構都有哪些不同？孫立平：可以這樣說，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是在正在形成中的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基礎上萌生出新的社會結構因素，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處在一種主動的位置上；而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社會結構開始定型化，定型化的社會結構開始左右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的變動，這時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的變化往往是在開始定型的社會結構框定的架構内進行的。這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會結構定型化的過程。當然我不是說現在中國的社會結構就完全定型下來了，而是說處於定型化的過程中。但這個定型化“過程中”就非常重要。李蘭：具體來說，中國社會結構定型化是個什麼樣的過程？孫立平：說得具體一點，其實就是貧富分化和社會結構的關系。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貧富差距，但是一會兒他窮了，一會兒他富了，總是在變化，今天的情況就不一樣了，社會的門檻高了，人們改變自己地位的機會相應就少了。與20世紀80年代或90年代初不同，現在的貧富差距已經不是單純的貧富差距，而是已經開始定型為社會結構。即誰是窮人誰是富人，已經開始落實到人頭，而且不太容易發生變化了。認識到貧富差距定型為社會結構是重要的，因為僅僅是貧富差距的話，靠調節貧富差距的政策就可以解決問題，但在貧富差距定型為社會結構的情況下，僅僅用政策來調節貧富差距就不夠了，同時需要優化社會結構。嚴望佳：那您認為定型化的標志都有哪些？孫立平：從理論上來說，定型化的標志可以概括為四點：第一，階層之間的邊界開始形成。最顯而易見的是不同居住區域的分離。如果說由居住分區形成的階層邊界是可見的，那麼，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階層邊界則是無形的。但這種無形的邊界，不僅可以作為階層邊界的象徵，而且如法國著名社會學家佈迪厄所說，還是階層結構再生產的機制。第二，内部認同的形成。階層内部認同的形成是與階層之間的邊界聯系在一起的。因為人們正是從這種邊界中萌發“我們”與“他們”的概念和意識的。第三，階層之間的流動開始減少。在20世紀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階層之間的流動是相當頻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後期，情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種變化的表現之一就是社會中一些經營領域的門檻加高。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時候，只要很小的資本就可以進入一個經營領域，現在的一些大房地產開發商，有的當初就是借幾萬元錢就進入房地產領域的，而在今天，已經完全沒有這種可能了。第四，社會階層的再生產。也就是說，過去人們常說的“農之子恒為農，商之子恒為商”的現象開始出現了。李蘭：就是說，在社會結構開始定型的背景下，利益關系形成的機制已經不一樣了。孫立平：是的。最近幾年中，一場空前規模的財富分配過程正在展開。以“百萬富翁”這個詞為例，我們原來講這個詞的時候，還會覺得離我們很遠。但突然之間，人們環顧左右，發現很多人都是百萬富翁了。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樣的大城市，你有一百平方米以上的房子不就是百萬富翁了嗎？雖然看起來不像，但是你的財產真的值百萬了。財產是哪來的呢？就是在財富分配的過程中產生的。兩年前你有一百萬，買了一百萬的房子，現在這房子值二百萬，就算給你分了一百萬。假如說我這兩年沒有買房，我就在建築工地上搬磚頭，那我就一分錢也沒有分到，而且，還得承擔這一分配過程的代價。什麼代價呢？你得按照現在的價格買豬肉吧!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這樣大規模的財富分配是在開始定型的社會結構的框架内進行的。這和20世紀80年代的白手起家、勤勞致富已經大不一樣了。李蘭：事實上社會結構的定型化不僅僅影響到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的形成，同時也影響到社會階層的各個方面。您認為社會的變革和進步都與哪些因素相關呢？孫立平：一般來說，大規模的社會變革總會涉及到兩個相關的過程:一是體制的變革，也就是有關社會生活規則的改變;二是社會力量構成的變化，就是社會結構的變遷。但在社會變革的不同階段，這兩個過程的關系是不一樣的。而這種關系的變化又反過來會對變革的過程產生重要的影響。概括地說，在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過程中，是體制的變革推動著社會結構的轉型，即新的社會力量的形成以及構成新的組合關系。而在整個90年代，在體制變革仍在繼續進行的同時，新形成的社會力量及其組合關系已經開始逐步定型下來了，至少說現在已經開始形成依稀可辨的雛形了。
本文摘自《2009·中國企業外部環境》
跟蹤調查與實證分析研究，了解企業家對宏觀經濟、經濟政策、改革熱點及企業外部環境的認識以及擔憂，反映企業家眼中的中國企業外部環境，同時根據調查中反映出來的問題，邀請政府官員、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管理學家、心理學家等，幫助企業家深入地把握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企業外部環境的發展變化情況，從不同的角度為企業家應對危機提出了非常及時和重要的建議，有助於企業家理清在當前瞬息萬變的經濟形勢下企業面臨的真正機遇和挑戰，更好地進行企業戰略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