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到社會現代化的視野中去看，也許我們可以將這個過程看作是世俗化過程的一種表現形式。但這種世俗化的過程是與從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聯系在一起的，是與從以階級鬥争為綱的時代轉變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聯系在一起的，因而具有特殊的背景和含義。第二，利益格局的形成越來越取決於圍繞利益進行的博弈。這也需要首先作一點澄清。利益博弈的行為，其實在任何社會中都是存在的。這裡所說的利益博弈行為，就是個人或群體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進行的種種努力。就此而言，這種現象確實在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存在，在改革開放前的再分配時期也是如此。但我們要註意的一個根本性區別是，在改革開放前，我國是一個再分配體制的社會，在那樣的社會，社會中的各種資源首先要經過中央集權的行政權力將其集中起來，然後再根據某種原則在社會成員中進行分配。這就是再分配體制的基本涵義。在這種再分配體制中，盡管人們也會為争取自己的利益進行種種努力，而且這種努力也不是完全不起作用的，但我們要看到，社會中最基本的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並不取決於個人的這種努力。比如，當時人們最主要的經濟來源是工資。當時的工資是如何形成的呢？我們都知道，在典型的再分配時期，工資基本處於兩種狀態下，一種是處於凍結的狀態下，誰的工資也動不了。還有就是國家的調資，主要是普調。當時的工資調整，原則和標準都是由國家確定的，彈性和餘地都很小。誰能夠調幾級，一級是多少，都是很嚴格的，人們很難加以改變。那時也會有個人進行争取的努力，在極個別的地方甚至有上吊自殺的，但這些個人的努力很少有實質性的成效，更不要說會影響政策制定了。而且，我們還需註意到一個問題，就是當時雖然也存在為自己争取利益的行動，但這些行動基本都是個體性的，很少有群體性的努力。那時真正的群體性利益博弈反倒是偶爾發生在再分配體制的邊緣，即農村，比如那時存在的以生產隊為單位的瞞產私分就是典型的例子。李蘭：2008年社會各方面都在紀念、回顧中國改革開放30年，您如何看待這30年來中國社會結構發生的變化，這對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將產生什麼影響？孫立平：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以階級鬥争為綱”被“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取代，同時，市場經濟體制逐步替代再分配體制成為中國主導性的經濟整合機制，利益分化的過程開始了，利益的主體也越來越多元化。因此，中國開始進入利益博弈的時代。在這樣的背景下，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的形成，成為我們這個社會變遷或社會轉型過程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不過，要認識這個過程，我們必須將社會中利益格局的形成與社會結構變遷的過程聯系起來看。而正是在這種聯系中，使得我們有機會看到在改革的不同階段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形成的不同特徵。現在在這個問題上有一個誤區，即對過去30年的改革缺乏階段性的區分，而是將其看作是一個沒有根本性差異的籠統的變革過程。典型的表述就是“改革前”、“改革後”、“改革以來”等。這樣的歷史坐標當然是有意義的，但這樣的坐標又有點過於籠統，因為這使得我們對這30年中一些重要的階段性差異，甚至是一些重要的轉折和逆轉缺乏敏感。其實我大約在10年前就開始提出一個想法，“20世紀90年代中期前後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就是想指出一個問題，20世紀90年代中期前後中國社會演變的方向是有很大不同的，20世紀90年代前後的中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兩個不同的社會。
本文摘自《2009·中國企業外部環境》
跟蹤調查與實證分析研究，了解企業家對宏觀經濟、經濟政策、改革熱點及企業外部環境的認識以及擔憂，反映企業家眼中的中國企業外部環境，同時根據調查中反映出來的問題，邀請政府官員、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管理學家、心理學家等，幫助企業家深入地把握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企業外部環境的發展變化情況，從不同的角度為企業家應對危機提出了非常及時和重要的建議，有助於企業家理清在當前瞬息萬變的經濟形勢下企業面臨的真正機遇和挑戰，更好地進行企業戰略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