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如果就此不生產了，那麼就意味著放棄了一個巨大的市場——低收入群體；如果為了這個巨大的市場堅持生產，那麼生產的電視又會賣不出去。這時迫於市場競争的壓力，企業必須作出決定，結果就很容易出現一種現象——大幅度降價，以使低收入群體能夠消費電視。只要低收入群體中有一部分人接受了這個價格，成為它的消費者，那麼其他的人接受此價格並最終成為消費者也就為期不遠了。這時市場的購買力會非常強，同時也給出了一個信號——市場對電視產品的需求非常大。於是，各個地方開始大批量生產電視。但有一點我們需要明白，這個低收入群體是一夜之間進入消費者行列的，它的飽和也將會在某一天突然到來。當這一天到來的時候，很多信息不太靈通、行動比較遲緩的企業，甚至還正準備投產，但是市場已經飽和了，於是造成大量的生產能力過剩。李蘭：確實是這樣，不僅是電視產業，很多產業都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人們常常提到的“三大件”：電視、洗衣機、電冰箱，幾乎一夜之間人們都進入了“三大件”消費者的行列，產品供不應求。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各個地方“大幹快上”，一個城市生產幾種彩電的現象十分常見。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冰箱、彩電、洗衣機、空調這幾個行業幾乎沒有一個開工率超過30%的，絕大多數生產能力處於閑置、過剩狀態。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通過破產、兼並，減少了過剩的生產能力，大體上才達到了一種均衡。嚴望佳：改革開放到現在，中國制造業的發展都或多或少會經歷這樣一個週期。現在來看汽車行業的發展過程和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三大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果可以這樣推論的話，那麼未來我國汽車產業的市場競争格局也會是慘烈的。孫立平：所以說，中國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下，不僅一種產品和一個產業是這樣的，整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又何嘗不是如此。因此企業家在關註企業發展和產業升級的同時，也應當深入了解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其對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
從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社
會結構開始定型化，並影響到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的形成，中
國開始進入利益博弈時代。李蘭：您在前幾年曾經提出“中國進入利益博弈時代”，具體有哪些含義？孫立平：將當今的時代稱之為“利益博弈時代”，其實是有兩層含義的。第一，利益主要是經濟利益在我們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我們將今天的時代稱之為利益博弈的時代，是想強調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利益關系尤其是經濟利益關系正成為我們社會中一種最基本的關系。這從人們的擇偶標準的變化中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在改革開放前，政治條件、要求不要求進步、家庭出身以及是否是黨員，都是擇偶的重要標準；在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文憑曾經在擇偶標準中占重要地位；而在今天，收入、職業、財富，在房價畸高的大城市中甚至有房沒房，都會成為擇偶時要考慮的重要因素。李強教授在研究中國社會分層的時候，也曾將改革開放前的分層稱之為“政治分層”，而將今天的分層稱之為“經濟分層”。
本文摘自《2009·中國企業外部環境》
跟蹤調查與實證分析研究，了解企業家對宏觀經濟、經濟政策、改革熱點及企業外部環境的認識以及擔憂，反映企業家眼中的中國企業外部環境，同時根據調查中反映出來的問題，邀請政府官員、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管理學家、心理學家等，幫助企業家深入地把握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企業外部環境的發展變化情況，從不同的角度為企業家應對危機提出了非常及時和重要的建議，有助於企業家理清在當前瞬息萬變的經濟形勢下企業面臨的真正機遇和挑戰，更好地進行企業戰略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