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這種看法的人越來越多，包括經濟學家、企業家。李蘭：您指的是財稅領域還是所有領域的承包制？許善達：我覺得這是對所有承包制最基本的看法。當然，矛盾最尖銳的是在財稅領域，因為承包最多的是財稅承包。銀行的貸款承包、利率承包、外匯承包、匯率承包能行嗎？也是不行的。所以，通過幾年的實踐，人們已經開始認識到承包制作為一個基本制度是不行的。中國農村不像前蘇聯有集體農莊，又不像西方國家土地是農民自己的。中國是集體所有土地，當時是人民公社制度。在這樣的情況下採用承包制度，逐漸包產到戶，土地仍然是集體的。所以，當時農村選擇家庭聯產承包制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也確實很成功。但是把適宜中國農村的制度移植到城市來，我認為前提不足。李蘭：採用財稅承包制後我們發現，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地方政府權力快速擴大。我們一直講“兩個比重”，即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而這兩個比重的不斷下降是不是1994年新稅制出台比較重要的歷史背景？
許善達：由於採用了承包制，在國家和企業的關系上稅收所占GDP比重下降，在中央和地方財政的關系上，中央財政所占比重下降，這種下降已經危害到中央政府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控制能力。這種問題在這個階段表現得越來越突出。趙小剛：從事後看分稅制確實取得了成功。在1994年之後不久，“兩個比重”下降的趨勢迅速得到扭轉。但是事情總是有兩面的。比如，有一些人認為，分稅制可能是1994年之後中國經濟粗放增長的一個根源。您覺得對分稅制的這個指責是不是合理？許善達：首先，1994年解決了稅制的問題以後，國家和企業的分配關系就不再一個企業一個企業地承包了。所以，1994年的稅制改革，特別是增值稅的改革，把承包制度廢除了。雖然國家沒有用一個文件宣佈，但事實上原來政府和企業的承包制廢除了。首都鋼鐵公司曾經高舉“承包為本”的旗幟，是全國承包制的代表企業。1994年首鋼也順應時勢實行增值稅了，這是承包制廢除的標志。從1994年起，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的趨勢開始減緩。到1996年，財政占GDP比重降到谷底。1996年以後開始上升，現在已經超過20%。中央財政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也開始上升，中間也經過一些波折，從55%降到54%、52%，現在已超過60%。1994年財稅改革的這兩個重要的目標都實現了。李蘭：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央的財政實力是不是又過強了？許善達：我認為，現在應該這麼看這個問題，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兩個制度設計的目標是有必要的，而且確實也實現了。這幾年，中國經濟發展的良好態勢與稅制和分稅制的建設有很大關系。因為，這兩個制度構成了整個經濟發展的基本制度。這個基本制度在推動整個經濟發展上的作用非常大。但是，改革總是分階段的，任何一個時期都有一個主要矛盾。當時的主要矛盾是解決承包制，為了這個目的，其他一些問題暫時不能都解決。比如從稅收負擔上說，維持原來的稅收負擔不變，既不提高稅負也不降低。所維持的舊稅制的負擔水平與市場經濟的要求相比是偏高的。但是，廢除了不公平的承包制，雖然稅收負擔沒有同時降低，但企業對1994年的稅制改革還是接受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原稅制中不合理的因素對經濟發展造成的障礙逐漸顯現出來，分稅制也一樣。
本文摘自《2009·中國企業外部環境》
跟蹤調查與實證分析研究，了解企業家對宏觀經濟、經濟政策、改革熱點及企業外部環境的認識以及擔憂，反映企業家眼中的中國企業外部環境，同時根據調查中反映出來的問題，邀請政府官員、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管理學家、心理學家等，幫助企業家深入地把握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企業外部環境的發展變化情況，從不同的角度為企業家應對危機提出了非常及時和重要的建議，有助於企業家理清在當前瞬息萬變的經濟形勢下企業面臨的真正機遇和挑戰，更好地進行企業戰略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