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要有政治家的視野(5)

    政府最近提出的十項拉動内需的政策裡，將投資鐵路建設列為重點之一，這也可看出趙總對這個行業發展的前瞻把握是非常準確的。許局長，您對啟動消費怎麼看？許善達：統計數據告訴我們，中國消費率下降和經濟週期沒有關系。中國經濟下行的時期消費率在下降，經濟上行的時期消費率也在下降，這就說明中國消費率下降的原因有比經濟週期更深的因素。如果把消費率下降這個問題僅僅看成與經濟週期因素相聯系，我認為這是不符合中國實際的。我個人覺得，中國消費率降低的原因需要我們更深入地分析。我們國家高收入與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這麼多年是在拉大，我們的基尼系數是四點多，收入高的群體邊際消費傾向是比較低的，他們的邊際投資傾向比較高；而收入低的群體邊際投資傾向是比較低的，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是比較高的，但是他們的支付能力不足。在中國要提高消費率，很重要的因素是怎麼樣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支付能力，這裡面就有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政府應該增加社保、教育、醫療方面的開支。這個公共開支應該政府多承擔，政府承擔以後，很多低收入群體的儲蓄率就會有一定幅度的降低，過去為自己或者家人準備的錢，就可以用來消費了。另一個方面，減稅也好，增加收入也好，直接來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是最重要的。比如對農民來說，最主要的辦法應該是提高農產品價格，而不是發放補貼。對於城市居民，比如個體戶的繳納稅費的負擔、一般低收入的工薪階層的稅費負擔都應該大幅度降低。只有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支付能力，才能夠進入到提高消費率的正常軌道，如果僅僅把提高消費率作為應對當前經濟下滑的措施，我認為很難從戰略上解決問題。

    企業家要有政治家的視野。李蘭：如果從企業家個人的素質來看，您覺得在這一輪調整中，什麼樣的企業家能夠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能更好地贏得未來？許善達：我覺得一個優秀的大企業家一定要有政治家的視野。大企業家的戰略判斷主要是政治判斷而不僅僅是商業判斷。李蘭：具體來說，這種戰略判斷應該包括什麼方面的能力？許善達：對國際形勢的變化要有政治敏銳性，比如說買美國的債券，最後“兩房”的債券一分錢沒有損失，為什麼呢？因為美國政府把“兩房”接管了。可是你要買了別的債券，那你就完了。美國政府接管了“兩房”，接管了AIG，為什麼不接管雷曼呢？因為“兩房”關系到衆多的按揭人，AIG關系到衆多普通老百姓的生存，這樣的公司如果倒掉了，那麼社會就不穩定了，所以美國政府肯定會救。而像貝爾斯登、雷曼這些投資銀行，倒掉就倒掉了，關系到的人也不多。所以這種判斷不是看報表就能看得出來的，這是一種政治判斷，我覺得這種政治判斷對企業決策是很不容易的。趙總對鐵路相關行業的分析是很具有政治水平的。李蘭：我同意您的說法。這是從國際視野來看，那麼從國内來看呢？許善達：也是一樣的。比如像現在的房地產，中央就要作保障性安居工程。這個事情不是現在才有這樣的苗頭，很多的房地產企業前兩年集中資源蓋高檔住宅，其實高檔住宅空置率已經很高了，但是很多企業還在高價買地，還在作高檔房的規劃，我覺得這種對大形勢的判斷與實際有一定的偏差。現在所有的小戶型房賣得都很好，為什麼？這就是一個判斷，到底是大房子市場好，還是小房子市場好？現在國務院要求解決低收入群體的保障性住房，這不僅僅是經濟決策，更是政治決策，所以作為企業家要有政治判斷。李蘭：對於中小企業的現狀和未來發展，您對企業家們有什麼建議？許善達：我覺得中國一些中小企業的“甯為雞首，不為牛後”的想法太強了，中小企業還是應該在資本市場上共同做大做強，才能夠更安全。一個小企業在競争如此激烈的市場上維持的風險是很大的，對於企業長遠發展和個人賺錢都非常不利。應該在商品市場上努力的同時也在資本市場上努力，不要錯失機遇。總體來說，對於資本市場，中國企業家的經驗還不夠。趙小剛：現在很多民營企業做得比較大的，遇到的問題與國有企業20世紀八九十年代遇到的問題很相似，就是多元化投資，什麼賺錢幹什麼，結果整個環境發生變化以後，顆粒無收，通過血的教訓才明白，並不是什麼都能賺錢。現在國有企業有經驗了，都很註重主營業務，更多的去考慮怎麼樣把主營業務做強做大，而不是輕易去做不熟悉的行業。

本文摘自《2009·中國企業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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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蹤調查與實證分析研究，了解企業家對宏觀經濟、經濟政策、改革熱點及企業外部環境的認識以及擔憂，反映企業家眼中的中國企業外部環境，同時根據調查中反映出來的問題，邀請政府官員、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管理學家、心理學家等，幫助企業家深入地把握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企業外部環境的發展變化情況，從不同的角度為企業家應對危機提出了非常及時和重要的建議，有助於企業家理清在當前瞬息萬變的經濟形勢下企業面臨的真正機遇和挑戰，更好地進行企業戰略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