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徒心態”使企業家承受了更大的壓力(8)

    世界上所有人都會有同樣的非理性行為。然而，這種假設在最近10年受到了文化心理學的挑戰。文化心理學研究發現，不同文化的人，對世界和自我的認識迥然不同，思維與決策方式也各有特色。您認為，文化心理學的這一研究發現將對行為經濟學的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彭凱平：文化心理學是過去10年内心理學領域產生的一個新的研究分支。它在發現人的自我思維和決策的差異方面有很大貢獻。但文化心理學對行為經濟學的影響還剛剛開始，從事行為經濟學跨文化研究的學者也寥寥無幾。我所知道的文化心理學對行為經濟學的貢獻還只是在三個方面：第一，文化心理學發現，在概率判斷上，亞洲被試者表現出了比較強的自信心。第二，在風險決策上，亞洲被試者表現出了較高的風險傾向性。這可能與我們較多的社會支持有關。第三，在思維風格方面的文化差異也對東亞人的經濟判斷有影響。比如，我們發現，辨證思維較強的中國人的判斷受到措辭的影響就比較小。對後悔心理的文化差異，我和施俊琦及王壘教授進行了初步研究。我們發現，中國人更重視具有社會象徵意義的經濟決策，即便冒險失敗了，也不耿耿於懷。對商務合同意向的判斷，特別是對合情、合理和合法這組概念，中國人與美國人的理解存在很大差異。因此，在對合同的判斷和執行上，西方定義的理性人與中國人也有著很大的行為差異。李蘭：我記得您在1997年所做的一項研究發現，中國人的辯證思維應包含三個維度：矛盾觀念，即中國人的思維承認矛盾觀念；認知變化，從認知取向看中國人承認變化；行為變化，中國人認為人的行為也會發生變化。您認為，研究人的思維對具體經濟活動實踐有什麼幫助？彭凱平：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經濟學問題，很多實際上都涉及到人的思維和判斷。比如人的選擇、價值、消費決策、投資分析、經濟政策決定等，都是與思維有關的。因此，如果東西方在思維上有很大差別的話，那麼它就必然對經濟活動有很大影響。我們過去十幾年來的研究最大的發現是，在知覺和思維方式上，東方人採取的是整體性的思維方式，關註的是被認識事物的背景以及它與其他事物的關系，更多的是採用樸素辯證思維的方式。而西方人在認識和思考事物的時候，採用的是線性的分解方式，強調事物的内在本質和特性。換句話說，中國人看到的是一片森林，西方人關註的是一棵棵不同的樹。這樣的思維方式對經濟實踐中的很多決策和判斷都會有影響。再回到我們所說的商品的價值判斷問題。對西方人來說，某件商品的價值只會由它的成本和市場需求及利潤考量來決定。其他信息，如誰擁有該商品或擁有該商品的人的道德品質、文化背景等都不應該對商品的價值有什麼影響。但是，我們的研究發現，由於東方人對事物背景的關註，一個人的道德品質以及他的身份都會影響到東方人對這個人擁有的商品價值的判斷。在公司治理上，東方人的整體辯證思維也會反應出來。顯然，我們公司的治理在獨立性原則上就與西方人的理解很不一樣。我們選拔的獨立董事往往是有比較高的社會聲望或者學術貢獻的人，而不是強調他所能作出的獨特貢獻。因此，我們傾向於把公司看作一個整體、一個家庭，每個人都應該是互相聯系的。而西方人更傾向於把公司看作是不同利益的調和，最有效的維護不同利益個人的方式，就是他們之間的對立和沖突。這些都是與中國傳統的和諧觀念相矛盾的。李蘭：您能否介紹一下行為經濟學目前在中國的發展現狀？您認為行為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將遭遇哪些挑戰？彭凱平：行為經濟學在中國剛起步，到現在為止只有一些學術上的報道和模擬性的研究。它還沒有形成一種對經濟學、心理學有任何影響的勢力，更談不上為中國的經濟決策、市場發展有任何獨特貢獻。我認為，行為經濟學在中國將遭遇到的最大挑戰會是學科之間的門戶之争。也就是說，由於這門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它就不會在主流的學科領域得到足夠的支持和關註。

本文摘自《2009·中國企業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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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蹤調查與實證分析研究，了解企業家對宏觀經濟、經濟政策、改革熱點及企業外部環境的認識以及擔憂，反映企業家眼中的中國企業外部環境，同時根據調查中反映出來的問題，邀請政府官員、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管理學家、心理學家等，幫助企業家深入地把握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企業外部環境的發展變化情況，從不同的角度為企業家應對危機提出了非常及時和重要的建議，有助於企業家理清在當前瞬息萬變的經濟形勢下企業面臨的真正機遇和挑戰，更好地進行企業戰略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