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一個誤解，認為“勞動本身會創造財富”，但是沒有目的、沒有方向、沒有意識的勞動也是不能創造財富的，只是鍛煉身體而已。勞動需要資本，資本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智力資本；一種是金錢資本。首先，智力資本告訴我們勞動的方向、目的、方法；其次，企業家提供金錢、工具，兩者的結合可以創造財富。如果以為企業家是不勞而獲的話，那就不能解釋為何企業家死亡的年齡比普通老百姓要早很多。雖然說企業家獲得了很多的財富，但是他們經歷的風險、付出的勞動和犧牲也是很大的。李蘭：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自1993年成立以來，就長期關註企業家心理健康和心理壓力方面的現狀及環境變化，其中2002年有一個題目是“當工作中遇到麻煩，心情不佳時，您最願意與誰交流”，調查結果顯示，42%的企業家選擇了“獨自忍受，一般不跟他人交流”，僅有2?6%的選擇了“心理咨詢專家”。也就是說，遇到挫折時很多企業家都憋著不說，擱在心裡，一個人孤獨地忍耐、承受著。韓鐵林：是啊，因為有些事情說了也沒用，這個我深有體會。有很多事情既不能跟下級說，也不能跟上級說，跟家裡人說他們又聽不懂，或者怕再給他們增加壓力。所以我覺得企業家首先就要有這種承受壓力的能力。李蘭：韓總說得很真實，這是企業家較普遍的現狀。不少企業家朋友告訴我，他們常常有一種“高處不勝寒”的孤獨和無助。您覺得應該怎樣來緩解這種壓力？彭凱平：我推薦認知療法。就是改變自己對事情的認知方式，具體來說就是改變觀念、改變原因、改變後果分析，不要把事情的發生都歸於自己，有些事情歸於市場、歸於社會、歸於他人是能獲得一定的解脫的。李蘭：謝謝您。您認為中國這一代企業家還有哪些特徵？彭凱平：第一個特徵是他們的人情負擔很重。以前人們的人情負擔主要是親戚朋友，而現在上下遊的客戶、上下級的關系，甚至商業上偶然的來往，這些關系都會成為企業家的人情負擔，所以都得好好維護。而在西方國家，大家都按照商業規則來辦事，所以不需要請客送禮吃飯也可以把事情辦成。相對而言西方的人情關系比較淡，而我們容易把商務關系變為人情關系，人情關系又變成商務關系，這樣就會互相促進、互相依賴、互相強化，最後變成一種不可脫離的關系。李蘭：是啊，到了年底不少企業家都犯愁過年送什麼禮好。每次和企業家出國，發現不少企業家平時從不逛街去商場，可一到國外大都成了“購物狂”。回到家卻發現沒給自己和家人買點啥，全送給各方關系了。人際關系多、人情負擔重，而且人情關系是相互的，大家互相加壓，不知不覺越加越多，這也是現階段企業家感覺很累的原因之一，有時候大都是累在人際關系上了。彭凱平：第二個特徵就是官本位文化給企業家帶來的壓力很大。在中國，官本位文化根深蒂固，影響力很大。在某種程度上，一些權力很小的官員對企業家的影響也會很大。有些企業家本身就很忙，還要花時間伴官、哄官、當官，增添不必要的累。第三個特徵是中國的道德文化對企業家的壓力。我覺得中國是一個泛道德的文化，就是說我們要求企業家和社會精英的道德水平要高於一般人。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允許普通老百姓耍賴，但企業家不能耍賴，他們必須要有理想、有能力、有智慧、有道德，但這並不是所有的企業家都能達到的，因為他們很多人也是普通人，可能只是學歷高一些、精力好一些、個人素質強一些而已。因此這種道德上的過高期望會帶給他們很大的壓力。這一代企業家還有非常強烈的“聖徒心態”，他們工作的時候非常努力和拼命，自己給自己施加很大的壓力，有一種不怕犧牲的“聖徒心態”。我們分析這裡面的原因發現，這與這代人的經歷有關。他們幾乎都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鄉，吃過很多苦，因此這代人中獲得成功的那部分人就會認為，他們的成功來自於經歷的磨難和吃過的苦，所以可以看到很多企業家今天仍然對自己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其實這是一種認知的不協調。第五個特徵就是這一代企業家有一種很強烈的民族情懷。這也是中國人的民族特徵，這與中國近代的歷史也是有關系的。
本文摘自《2009·中國企業外部環境》
跟蹤調查與實證分析研究，了解企業家對宏觀經濟、經濟政策、改革熱點及企業外部環境的認識以及擔憂，反映企業家眼中的中國企業外部環境，同時根據調查中反映出來的問題，邀請政府官員、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管理學家、心理學家等，幫助企業家深入地把握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企業外部環境的發展變化情況，從不同的角度為企業家應對危機提出了非常及時和重要的建議，有助於企業家理清在當前瞬息萬變的經濟形勢下企業面臨的真正機遇和挑戰，更好地進行企業戰略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