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可能是全世界衆多國家之中唯一一個有能力獨善其身的
國家。李蘭：面對這場危機，中國政府積極應對，及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並提出經濟增長“保8”的目標。對此經濟增長目標你是樂觀呢，還是有所保留？項兵：我覺得最為重要的一點，也是我國領導人多次強調的，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是對全球最重要的貢獻。到目前為止，我覺得對經濟增長率超過8%還是很有信心的。李蘭：這個信心主要來自於哪些方面？項兵：政府手上有很多刺激經濟的“殺手锏”，特別是對許多内需型行業仍沒有放松管制，比如電信行業。從經濟結構角度看，2007年服務業占中國GDP的41%，而發達國家平均為70%，美國則高達82%。從長期經濟發展與中國經濟戰略轉型角度看，服務業與内需將是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主要動力。在這方面，如果政府能夠逐步放松對醫療衛生、電信、金融等行業的管制，包括引入更多民營企業參與行業發展，那麼我相信中國經濟的内需性增長將是爆炸性的。從這一點來講，我對中國能夠抗衡全球經濟危機是充滿信心的。我認為，中國可能是全世界衆多國家之中唯一一個有獨善其身能力的國家。李蘭：前段時間國務院推出了擴大内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大措施，這些措施中，您認為最大的亮點是哪些？項兵：有三點值得關註：第一是真正關心民生工程，關心弱勢群體。第二是比較關註基礎設施的建設。第三是高度關註環保，體現了政府一直強調的科學發展觀。如果以上三點能夠順利到位，可以為中國在全球金融風暴之後實現經濟快速增長打下良好的基礎。王治安：這與提出的擴大内需、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是高度吻合的。很多改革或者是政策的出台早在議事日程之上，現在是不是可以說在壓力比較大的時候正好是時機加速促進早在議事日程上的改革。項兵：該走的路是要走的，尤其在環保方面我們欠了不少債。比如部分地區雖然GDP有比較大的增長，但是對地下水造成了污染，我覺得現在是時候強調不僅要重視GDP增長，同時應把環保提到更高的議事日程上，這是一件大好事。王治安：不光是重視GDP數字的高低，也應該重視GDP的質量。項兵：其實全球的高級管理人才在選擇是不是來中國進行工作的時候，他們最主要的顧慮之一就是我們的環境，污染太嚴重會影響他們的身體健康。李蘭：關於這次基礎設施投資，您有些什麼建議？項兵：我最近研究的課題之一就是生活方式的選擇對能耗的影響。你看一下美國模式、歐洲模式和日本模式，美國模式應該說是能耗最高的，我們在選擇發展模式的時候可能相當多地考慮了美國的模式。歐洲模式在能耗上相對少一些。而能耗最小的又達到發達水平的生活方式，日本可能是最值得我們借鑒的。
中國企業未來幾年的最大挑戰是道德底線和價值危機。李蘭：您認為未來的五到十年中，中國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項兵：我認為最大的挑戰是“價值危機”。舉個小例子，幾個月以前我得了哮喘，到區一級的中心醫院看病。醫生首先是止住我的哮喘，下一步就是希望把所有藥都開給我。這就是價值取向，如果價值底線出了問題，這不是學習西方的核心技術、管理創新、流程再造就可以解決的，這需要我們好好反思。中國改革開放30年，在法律法規逐步健全的過程中，很多企業在發展過程當中打過很多“擦邊球”。在今天日漸成熟的商業環境下，如果這種心態、這種作風不轉變，“大廈”就會一夜倒塌。對此，企業家不能有任何僥幸心理，要發自内心改變自我，這樣企業才能走得更遠。有了底線認同，我們才能談價值取向。最近兩三年我做了一些闡述“中國企業為誰而戰？”這值得我們反思。30年改革和企業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所以我們今天有必要反思。我認為在未來五年、十年最大的挑戰是價值鍊接，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我們可能會出現一系列問題，中國花N年時間在全世界創造的商譽可能受到重創。李蘭：您說到這讓我聯想到這次“三鹿奶粉事件”，想聽聽您的思考，這個事件對中國企業會產生什麼影響？項兵：其實早在2007年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寵物食品中，就發現了三聚氰胺。此前，世界上最先進的檢測設備，都無法檢測出這種成分，因為，相關檢測機構此前根本不可能想到，竟然有企業會將三聚氰胺加入到食品中。“毒奶粉”事件極大地重創了在“中國制造威脅論”之後中國企業苦苦維系的中國品牌形象。在以進口中國食品為主的日本，很多商店已經將中國食品下架，75%以上的日本市民發誓不再吃中國食品。在韓國，食品醫藥監管局宣佈在中國制造的10款食品中檢出三聚氰胺。
本文摘自《2009·中國企業外部環境》
跟蹤調查與實證分析研究，了解企業家對宏觀經濟、經濟政策、改革熱點及企業外部環境的認識以及擔憂，反映企業家眼中的中國企業外部環境，同時根據調查中反映出來的問題，邀請政府官員、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管理學家、心理學家等，幫助企業家深入地把握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企業外部環境的發展變化情況，從不同的角度為企業家應對危機提出了非常及時和重要的建議，有助於企業家理清在當前瞬息萬變的經濟形勢下企業面臨的真正機遇和挑戰，更好地進行企業戰略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