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防止短期經濟波動妨礙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按科學發展觀
要求，認清短期波動和長遠發展的關系，真正將“保增長”和“調
結構”有機結合起來。李蘭：也就是說這次危機的不利影響會持續一段時間，但還是會較快地迎來新一輪的增長。那在這個“休整期”中，我們應當關註哪些問題？盧中原：最近人們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議論比較多，有一種意見主張通過人民幣貶值來刺激出口，幫助出口企業渡過難關。我認為，在當前形勢下人民幣匯率要穩定，不宜貶值，更不能升值。如果現在人民幣大幅度地貶值，就會導致熱錢迅速撤離，引起我國金融和經濟不穩定。而且現在人民幣貶值對刺激出口是沒有用的，因為問題在於整個國際市場需求不振，而不是人民幣估值高了，因此我們無法靠貶值來刺激出口。再有，如果宣佈人民幣貶值，還會引起國際上的貨幣出現競争性貶值，很可能把人民幣的貶值效應給抵消了。所以，人民幣匯率應該保持穩定，這樣一方面可以遏制熱錢的流動，同時也有利於整個金融環境和宏觀經濟的穩定。為避免強化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我們可以通過外匯市場自發波動給出一個信號，說明人民幣的匯率是可以往下走的，但不能宣佈人民幣貶值。此外還要註意的是，我們現在實行的刺激需求擴張的反週期政策，要和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密切結合起來，以保證反週期政策的有效性和發展方式的轉變。李蘭：確實是這樣的，從歷史經驗看，短期經濟波動曾多次轉移我們中長期發展的註意力，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遲遲難以推動，影響到可持續發展。盧中原：事實上，早在“九五”計劃中，我國就提出了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提出這一目標，主要是針對粗放式的高增長中反複出現投資過熱和低水平擴張嚴重等問題。當時，我國用同樣的能源消耗所創造的國民生產總值，僅相當於日本的五分之一、英國的三分之一和美國的二分之一，而且也低於印度的水平。雖然“九五”計劃提出很多好的設想，但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九五”計劃的執行。面對通貨緊縮和經濟降溫的趨勢，經濟政策對刺激經濟增長的關註超過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保持國民經濟快速增長，所以國家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西部大開發戰略。“十五”計劃強調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提高經濟增長的科技進步效益和結構優化效益，重視資源的環境問題，相應也提出了一些環保指標，但是沒有達到預期效果。這期間，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得一些長期呼籲要解決的老問題更加突出：投資和消費關系失調，部分行業盲目擴張、產能過剩，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緩慢，能源、資源消耗過大，環境污染加劇。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仍然相當粗放。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十一五”規劃重新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明確要求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推進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通過自主創新和循環經濟提高資源利用率，通過深化改革形成有利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保障，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我認為，應對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必須按科學發展觀要求，認清短期波動和長遠發展的關系，真正將“保增長”和“調結構”有機結合起來。宋曉紅：您剛才提到的反週期政策，其實就是最近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擴大内需的巨額投資計劃，其目的是防止經濟下滑過猛，熨平經濟波動週期。但是我現在很擔心會出現“保增長”和“調結構”兩張皮的現象。您怎麼看？盧中原：我們要警惕為了大力拉動經濟增長、走出下滑通道，導致原本要淘汰的企業和落後的生產工藝死而複生。一定要抓住當前經濟週期性回調的絕好時機，淘汰落後，促進結構優化、體制創新和技術進步。最近，國際油價大幅度降低，現在燃油稅改革已啟動，接下來應以此為突破口，加快推動資源價格改革。如果關鍵領域改革不到位，粗放的經濟增長就容易反彈。目前除了資源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急需改革外，還需加快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和公共財稅體制、土地管理體制、技術創新機制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為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提供體制保障。李蘭：最近有部分專家提出，4萬億元投資計劃的投向仍多為基礎設施等“傳統項目”，擔心會再次形成重複建設和產能過剩。您怎麼看待這一問題？
本文摘自《2009·中國企業外部環境》
跟蹤調查與實證分析研究，了解企業家對宏觀經濟、經濟政策、改革熱點及企業外部環境的認識以及擔憂，反映企業家眼中的中國企業外部環境，同時根據調查中反映出來的問題，邀請政府官員、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管理學家、心理學家等，幫助企業家深入地把握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企業外部環境的發展變化情況，從不同的角度為企業家應對危機提出了非常及時和重要的建議，有助於企業家理清在當前瞬息萬變的經濟形勢下企業面臨的真正機遇和挑戰，更好地進行企業戰略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