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有三個支柱，第一個是以雅爾塔協定為基礎的聯合國機制，這是政治制度的安排。第二個是關貿總協定，後來變成WTO，這是經濟制度的安排。第三個是國際貨幣體系，這是貨幣制度的安排。從目前來看，第三個支柱已經出問題了，現在要防止問題蔓延到第二個支柱或者第一個支柱。因此，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非常重要，這也是二十國峰會中各國比較一致的共識。貨幣體系改革的方向有兩個：第一個方向與貨幣體系相關；第二個方向與金融監管相關。我們知道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時候有三個基本制度：第一就是美元與黃金挂鈎，一盎司黃金等於35美元；第二是各國貨幣與美元挂鈎，並通過美元間接與黃金挂鈎；第三，各國貨幣的匯率是固定的，各國在固定匯率下捍衛美元幣值的穩定。但是這個貨幣體系到1971年就崩潰了，因為這個貨幣體系有一個内在矛盾，沒有人能解決的矛盾，我們叫它“特裡芬難題”。具體來說，如果一國貨幣作為世界貨幣的話，該國一定要保持貿易逆差，但是如果一國長期保持貿易逆差，那麼它的幣值一定不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史就是一個“特裡芬難題”的演變史。從這意義上講，國際貨幣體系還需要調整。張和平：我們可以把握這次國際貨幣體系調整的機會，争取讓人民幣進入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中去，這樣企業在進行國際貿易的時候可以方便很多。曹遠徵：其實從全球化來講，我們發現這次危機主要是因為原來的那三個闆塊的循環出了問題。實際上我們可以在亞洲内部形成新的循環，因為亞洲各國的儲蓄率很高，這意味著消費能力很強、市場很大。同時亞洲國家的制造業很發達，原來制造業的產品都是出口到西方國家，如果能充分開發本區域的市場，那麼就可以形成新的循環。如果這個循環運轉起來，亞洲經濟就有可能脫離歐美經濟，或者說週期不完全一致，這樣就會形成一個區域化的經濟增長點。如果實現了這個循環，亞洲面臨的最核心的問題是缺少一種區域性貨幣，這就是我們的機會。首先是人民幣的幣值穩定，可以成為計價的工具。同時由於中國是很多亞洲國家產品出口的目的地，因此人民幣可以作為結算工具，而且中國對於這些國家來說是貿易逆差，這意味著中國要向這些國家支付，這就構成了人民幣支付的需求，這些條件綜合起來，使人民幣有可能成為一個區域型的貨幣。李蘭：這其實也是中國的一個機遇，我們可以適時推進人民幣的區域化和國際化，如果考慮到人民幣的海外貸款和貿易結算，這將會給企業帶來什麼樣的機會？曹遠徵：我覺得可能有三點：第一，現在企業遇到的最大的問題是市場不穩。如果我們能形成比較獨立的亞洲市場的話，對企業來說會有一個穩定的市場，這對企業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第二，從區域上來看，中國跟東盟將在2010年實現投資貿易自由化，如果人民幣成為區域貨幣，那麼企業的機會就很多了。因為東盟十國人口有三四億，人力成本相對較低，地域又很廣，資源又比較豐富，而且文化又與中國比較相近，因此我們可以把企業的生產加工基地轉移過去。第二個地區就是上海合作組織的六個國家，這些國家的資源非常豐富，而中國是個資源貧乏的國家，如果人民幣成為區域貨幣，我們就可以把這些國家作為我們的原料基地，同時也是一個市場。第三個地區在中國内部，如台灣、香港等。現在台海方面局勢緩和，大家可以互通有無了，過去台灣島不能收受人民幣，現在也可以了。另外一個特別值得關註的是香港，因為香港已經沒有什麼實業了，主要就是金融業，如果人民幣實現區域化，香港就會變成最大的境外人民幣中心，而且仍然能保持住它金融中心的地位。第三個機會就是可以減少企業的麻煩。人民幣成為區域貨幣後，幣值相對穩定，這就大大方便了企業走出去進行海外擴張，也有效地規避了匯率風險。
本文摘自《2009·中國企業外部環境》
跟蹤調查與實證分析研究，了解企業家對宏觀經濟、經濟政策、改革熱點及企業外部環境的認識以及擔憂，反映企業家眼中的中國企業外部環境，同時根據調查中反映出來的問題，邀請政府官員、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管理學家、心理學家等，幫助企業家深入地把握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企業外部環境的發展變化情況，從不同的角度為企業家應對危機提出了非常及時和重要的建議，有助於企業家理清在當前瞬息萬變的經濟形勢下企業面臨的真正機遇和挑戰，更好地進行企業戰略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