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有三個支柱,第一個是以雅爾塔協定為基礎的聯合國機制,這是政治制度的安排。第二個是關貿總協定,後來變成WTO,這是經濟制度的安排。第三個是國際貨幣體系,這是貨幣制度的安排。從目前來看,第三個支柱已經出問題了,現在要防止問題蔓延到第二個支柱或者第一個支柱。因此,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非常重要,這也是二十國峰會中各國比較一致的共識。貨幣體系改革的方向有兩個:第一個方向與貨幣體系相關;第二個方向與金融監管相關。我們知道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時候有三個基本制度:第一就是美元與黃金挂鈎,一盎司黃金等於35美元;第二是各國貨幣與美元挂鈎,並通過美元間接與黃金挂鈎;第三,各國貨幣的匯率是固定的,各國在固定匯率下捍衛美元幣值的穩定。但是這個貨幣體系到1971年就崩潰了,因為這個貨幣體系有一個内在矛盾,沒有人能解決的矛盾,我們叫它“特裡芬難題”。具體來說,如果一國貨幣作為世界貨幣的話,該國一定要保持貿易逆差,但是如果一國長期保持貿易逆差,那麼它的幣值一定不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史就是一個“特裡芬難題”的演變史。從這意義上講,國際貨幣體系還需要調整。張和平:我們可以把握這次國際貨幣體系調整的機會,争取讓人民幣進入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中去,這樣企業在進行國際貿易的時候可以方便很多。曹遠徵:其實從全球化來講,我們發現這次危機主要是因為原來的那三個闆塊的循環出了問題。實際上我們可以在亞洲内部形成新的循環,因為亞洲各國的儲蓄率很高,這意味著消費能力很強、市場很大。同時亞洲國家的制造業很發達,原來制造業的產品都是出口到西方國家,如果能充分開發本區域的市場,那麼就可以形成新的循環。如果這個循環運轉起來,亞洲經濟就有可能脫離歐美經濟,或者說週期不完全一致,這樣就會形成一個區域化的經濟增長點。如果實現了這個循環,亞洲面臨的最核心的問題是缺少一種區域性貨幣,這就是我們的機會。首先是人民幣的幣值穩定,可以成為計價的工具。同時由於中國是很多亞洲國家產品出口的目的地,因此人民幣可以作為結算工具,而且中國對於這些國家來說是貿易逆差,這意味著中國要向這些國家支付,這就構成了人民幣支付的需求,這些條件綜合起來,使人民幣有可能成為一個區域型的貨幣。李蘭:這其實也是中國的一個機遇,我們可以適時推進人民幣的區域化和國際化,如果考慮到人民幣的海外貸款和貿易結算,這將會給企業帶來什麼樣的機會?曹遠徵:我覺得可能有三點:第一,現在企業遇到的最大的問題是市場不穩。如果我們能形成比較獨立的亞洲市場的話,對企業來說會有一個穩定的市場,這對企業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第二,從區域上來看,中國跟東盟將在2010年實現投資貿易自由化,如果人民幣成為區域貨幣,那麼企業的機會就很多了。因為東盟十國人口有三四億,人力成本相對較低,地域又很廣,資源又比較豐富,而且文化又與中國比較相近,因此我們可以把企業的生產加工基地轉移過去。第二個地區就是上海合作組織的六個國家,這些國家的資源非常豐富,而中國是個資源貧乏的國家,如果人民幣成為區域貨幣,我們就可以把這些國家作為我們的原料基地,同時也是一個市場。第三個地區在中國内部,如台灣、香港等。現在台海方面局勢緩和,大家可以互通有無了,過去台灣島不能收受人民幣,現在也可以了。另外一個特別值得關註的是香港,因為香港已經沒有什麼實業了,主要就是金融業,如果人民幣實現區域化,香港就會變成最大的境外人民幣中心,而且仍然能保持住它金融中心的地位。第三個機會就是可以減少企業的麻煩。人民幣成為區域貨幣後,幣值相對穩定,這就大大方便了企業走出去進行海外擴張,也有效地規避了匯率風險。
本文摘自《2009·中國企業外部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