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全球化之屋被焚毀時的混戰

　　

　　全球經濟對再現國度的擁抱，代表我等一輩的校園身份政治最終簡化成一系列小心審慎的政治目標--盡管這些目標常（虛僞地）被激進的辞令及戰術所包裝，以上並非政治正確的道歉話。對於我們贏得更充足的校園照明、更多的女性教職員、較不歐洲中心主義的課程（這個備受抨擊的詞匯是從我那政治正確的過往歲月中挖出來的）這一類小小的勝利，我感到驕傲。我所質疑的是北美文化鬥士一直未曾用心考慮過的戰役。回首過往，貧窮不是常出現的議題。當然，在我們對抗某某主義的聖戰中，偶爾會有人提出"階級歧視"的問題，而由於我們是超級政治正確的，我們會忠實地把"階級歧視"加入考慮中的熱門名單。但我們的批評集中在權力結構中女人及少數民族的再現，而非該權力結構背後的經濟情況。"歧視貧窮"（我們對於不公平的理解方式通常就是歧視某某東西）這個問題，無論改變認知或改變語言，甚或（嚴格來說）改變個人行為，都是無法解決的。身份政治的基本前提就是生活寬裕的環境。七八十年代有這種寬裕的環境，讓女人以及非白人足可爭取分享共同的大餅：白種男人會學著分享嗎，抑或他們會霸占著權力不放？然而，在再現政治挂帥的90年代新經濟，女人以及男人、白人以及有色人種，如今都在爭奪同一塊日益縮減的大餅--並且衆口一致不理會其他人的死活。對於我們這些學生，要探讨"階級歧視"的根本疑問，必須面對的是財富分配的核心議題--而且，與性別歧視、種族歧視或恐同症（homophobia）不同，這些議題並非我們所熟悉的"認知問題"。

　　於是乎，階級被推下了議事桌，所有重要的經濟研究（企業研究就更別提了）也隨之隐匿。當然，身份認同鬥士之中也有人是心懷革命目標的。一如60年代的反文化激進人士認為服用迷幻藥是在動搖西方文明的基础，少數身份政治的教授與學生也相信，"在理論的領域里，資本主義遭受重重迎面一擊"，評論家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如是說。德索薩（Dinesh D'Souza）和他那一幫人無法不稱呼政治正確信徒為"新馬克思主義者"--但這與實情離了十萬八千里遠。更動幾個代名詞、把少數幾位女性和少數民族推上委員會和電視，這對於華爾街的營利大原則並不構成實際的威脅。"政治正確的真正罪行……"1991年，紐約州立大學的文學教授提姆佈倫南（Tim Brennan）表示，"並非想象中的不寬容或缺乏彈性，而是它不夠政治--它只是在模仿政治鬥爭。"

　　這項失敗後來變得棘手無比，因為過去十年來加速行進的經濟趨勢都與世界資源的再分配及階層化有關：包括工作、貨物以及金錢。除了位於企業精英最高層的人，每個人得到的都愈來愈少。

　　回顧過往，最觸目驚心的就是，當政治正確之政治達到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巅峰之際，世界其他地方正在進行非常不一樣的遊戲：有人正在向外張望，擴張疆域。左翼進步分子的視野愈來愈小，最後只容得下自身的週遭環境，全球經濟的視野卻愈變愈大，將整個星球都涵納進去。當俄國出現麥當勞、上海出現貝納通、商標投影到月球上的美夢時，太多社會運動人士及理論家的政治鏡頭縮得如此之小，除了波斯灣戰爭的短暫期間，外交及經濟政策完全不在他們的雷達偵測範圍內。在北美，甚至連抵制自由貿易的戰爭都完全關乎如何保護美加員工及資源，至於該貿易協議對墨西哥可能造成的影響，抑或其他快速自由化之措施對發展中國家造成的影響，完全不在考慮範圍內。隨著自由貿易的辯論備受漠視，左翼人士更加畫地自限，選擇旁枝末節的小事來爭論。這種倒退反映出的是，面對令人卻步的、抽象的全球資本主義時，隨之而生的是更廣泛的政治麻痹感--諷刺得很，對於任何關懷社會正義之未來的人，這些議題本該是最刻不容緩的。

　　在這種新的全球化脈絡中，身份政治的勝利等於是在房子焚毀之際重新佈置家具。是的，我們擁有民族更多元的情境喜劇，甚至有更多的黑人主管--但是，放眼衆多的北美都會中心，不論隨之而來的文化啟迪為何，並未使得下層階級的人數不再暴漲，也不能使無家可歸者脫離危機水平（crisis level）。確實，女性及同性戀者在媒體及流行文化界可找到更適切的角色範本--但文化工業的所有權鞏固得如此迅速，以至於--根據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U.S.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主席威廉肯納德（William Kennard）所言--"普遍來說，少數族群、社區團體、小企業出頭的機會愈來愈少。"而且，盡管北美的女孩子也許真是所向無敵的，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女孩卻仍在流血流汗，制作其上有"女孩無敵"之口號的T恤，以及讓女孩子奔馳賽場的耐克運動鞋。

　　這項差錯不單單是女性主義的失敗，更是對於女性主義運動自身基本原則的背叛。盡管伴我成長的80年代性別政治，關註的幾乎都是如何讓女性在權力架構中獲得平等的再現，但性別與階級之間的關係並非總是如此輕易被忽略。"面包與玫瑰"（婦女運動的號召）是1912年馬薩諸塞州勞倫斯（Lawrence）紡織工人聯合罷工的旗幟標語。"這些勞動的女人想要的，"留名青史的?會幹部施奈德曼（Rose Schneiderman）在1992年的演說中解釋道，"是生活的權利，而非僅是存活而已。"選擇3月8日為國際婦女節，是為了紀念1908年的示威活動，在那一天，"女性服裝工人走上紐約街頭，抗議恐怖的工作環境、童工、十二小時的每日工時、微薄的薪水"。然而，閱讀《美貌的神話》（The Beauty Myth）一書成長的年輕女性，視飲食失調及自尊低落為時尚工業最有害之副產品的年輕女性，當她們於3月8日走上街頭時，很容易會把上述的女性遺忘--假如還有人真的知道有這些女性存在的話。

　　回首過往，這似乎是蓄意的盲目。將名為政治正確的各種因素合並起來，作為對婦女及民權運動基本的經濟基础視而不見的理由，進而成功地將一整代的社會運動分子訓練成熟悉影像的政治，卻忽視行動的政治。假如外星入侵者能昂首闊步走進我們的校園與社區，卻無人出聲挑戰，起碼部分原因在於，當時所流行的政治模式，讓我們許多人無能處理與所有權比較有關，而非再現的議題。我們太忙於分析投影在牆上的圖像，以致渾然不覺牆壁本身已經被拍賣了。

　　就算到最近為止這種現象都是真的，真實情況也將不再是如此。就如我們在第四部所見，激進的新政治文化正在高中及大學校園里萌芽生長。今日的媒體運動人士已不再要求大家留意被人當成經驗事實的反射鏡之屋（後現代學院人士的看法），不再積極爭取更恰當的反射鏡（身份認同鬥士的行徑），他們專心致志於粉碎品牌化文化那穿透不過的閃亮表面，拾起碎片，當作銳利的武器以迎接行動之戰，而非影像之戰。

本文摘自《向全球品牌統治宣戰》

---

　　 1.本書是一部全球性畅銷書，被翻譯為28國文字，榮獲英國《衛報》圖書新人獎提名，加拿大國家商業圖書獎，臺灣《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好書獎，臺灣誠品書店年度畅銷書。2.英國搖滾樂團“電台司令”（Radiohead）向全世界歌迷強力推薦，香港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梁文道推薦，左派旗手約翰伯格推薦。3.No Logo一書出版後，受其影響，誕生了一個新的族群“NoNo族”：提倡簡約、崇尚自然、回歸纯真的“新節儉主義”生活。4.中國企業日趨走向品牌經營之道，中央電視台即打出“品牌就是力量”的口號，同時，著名品牌為害大衆的事例屢見不鮮，本書對於中國讀者具有前瞻價值。本書提出用公民權取代消費主義，是對我們之前所提到消費者權益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