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上看，前蘇聯解體以後，市場經濟成為廣泛推行的經濟管理方法，這使世界各國政府對於加入國際經濟體系趨之若鹜。世界貿易組織等新協議和制度則有效地減少了貿易壁壘，日益緊密地將世界聯結為一個整體。就連越南和哥倫比亞政府也已經認識到：置身於這場“全球繁榮競賽”之外的代價是無法承受的，因而採取了明智的政策以減少債務水平和削減扭曲的補貼。它們並沒有受到來自鮑勃•魯賓或漢克•保爾森①等人的壓力，而是親眼看到了這樣做的收益（和不這樣做的代價）。這些改革鼓勵了外國投資，也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
與此同時，美國央行行長們正在探索駕馭和緩解商業週期之道，以防止隨時有可能發生的經濟波動，進而葬送就業和儲蓄並釀成動蕩和革命。例如，1854~1919年間，美國平均每4年就要發生一次經濟衰退，並且一旦來臨就要持續整整兩年。但在過去的20年間，美國在兩次衰退之間經歷了長達8年的不間斷增長，最終出現的下行趨勢也僅僅持續了8個月。這一超長穩定期的出現得益於他們幾十年來一以貫之地與通貨膨脹作鬥争。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在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②的帶動下，央行行長們相繼向通貨膨脹宣戰，努力以笨拙的貨幣政策工具保持商品價格的相對穩定。美國在這場戰争中摸索出的做法成了最成功的出口商品。到2007年，全世界只有23個國家的通貨膨脹率高於10%，遭受惡性通貨膨脹困擾的國家則只有一個-納米比亞。
從技術上看，信息革命加速了單一全球經濟體的興起。通信成本急劇下降，信息網絡四通八達，一體化進程越來越便利。突然間，内佈拉斯加州的體育用品商店可以從中國進貨，然後遠銷到歐洲，並任命班加羅爾③的會計師掌管支票簿。
毋庸置疑，低通貨膨脹、全球增長和突飛猛進的技術進步是一種史無前例的成功，但是，這些成功也帶來了一個重大的負面效應，那就助長了人們的自命不凡。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前10年，商人們密切地關註著各種政治風險-政變、恐怖襲擊和社會動蕩-可能給經濟增長造成的傷害，但發現的政治風險卻很少。政變的結果無非是建立一個新政權，但它仍將面臨全球經濟的各種制約和機遇。因此，在後冷戰時代，盡管恐怖主義活動猖獗，也不時發生一些災難性事件，但世界的基本面是保持了政治穩定。
本文摘自《大國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
全球百位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CNN節目主持人、《新聞週刊》國際版主編法裡德·紮卡利亞為我們重新界定各國經濟強弱，剖析全球發展及美國強權地位之變異！
這是一個群雄崛起的時代！
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肯尼亞……
以及許許多多國家的強大
後美國時代來臨了！
世界經濟新秩序重整，我們的基點和機會在哪裡？
後美國時代，誰能為我們重畫世界經濟結構大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