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匯豐銀行的惨淡經營

　　在經過1866年的金融危機之後，匯豐銀行雖然步入正軌，跻身大上海一流的銀行之列，快速發展了幾年。但是匯豐銀行的業務並不是一直都一帆風順的，有幾年做得不好，甚至差點到了賠本賺吆喝的地步。為此銀行經理們經常受到股東們的指責，約克多·克雷梭和詹姆斯·格雷格兩任總經理都被迫辞職，就連匯豐銀行的董事長也在股東大會上承認如果不是中國政府的這筆借款，1874年的下半年將無半點盈餘可言。
　　熱衷大宗投資的首任經理
　　那是1866年的金融危機過後，匯豐銀行因其成立時間最晚、各項業務還未深入展開，故而受到的牽累較小。又因為同行們紛紛倒下，客觀上為匯豐銀行的成長提供了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同年，匯豐銀行最主要的發起人之一寶順洋行倒閉，雖然對匯豐銀行的發展影響很大，但也讓羽翼未豐的匯豐銀行有驚無險地度過了一段難熬的時期。經過幾年飛速發展之後，匯豐銀行在存款、匯兌、印钞、放貸等現代銀行的各大基本業務上都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同時也步入了幾乎每個公司都會遇上的“瓶頸期”。創立十年，兩任總經理辞職，對匯豐銀行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
　　匯豐銀行香港分行的第一任總經理叫維克多·克雷梭。盡管匯豐銀行是地地道道的英資銀行，維克多·克雷梭卻是一名法國人（一說是瑞士人）。匯豐銀行成立之前，維克多·克雷梭就已經在中國生活多年，有著充沛的精力和善於冒險的精神。“喜歡冒險”這個評價是後來的匯豐銀行最出色的總經理託馬斯·傑克遜用來評價維克多·克雷梭的，這個評價很有講究，既不是貶義，也不能算褒義，只能是一個中性詞。因為有些時候，冒險精神是會對你從事的事業充滿助力的，有的時候卻恰恰相反。
　　匯豐銀行在誕生之初，聘用維克多·克雷梭來擔任總經理也許非常合適，因為他的熱情和冒險精神可以說明匯豐這家新生的銀行在一個並不太熟悉的東方國度迅速站穩腳跟。尤其是當初英國金融風潮蔓延、寶順洋行倒閉的時候，是維克多·克雷梭力挽狂瀾，帶領匯豐銀行從惡劣的金融環境中走出一條連續四年盈利的康莊大道。四年的盈利，對於一家致力於打造百年老店的銀行來說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可是維克多·克雷梭在匯豐的好日子基本上也就是最初的四年。
　　維克多·克雷梭滿含熱情來為匯豐銀行開創中國市場的時候，匯豐銀行上海分行的第一任買辦王槐山也在物色一位年輕而得力的助手來說明自己開展工作。1866年，席正甫第一次走進匯豐這座高大的建築物，而後全身心投入了“跑街”這個很有前途的工作當中。因為身份低微，眼界當然受到局限，席“跑街”只顧埋頭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努力，不知道也不關心總行的風雲變幻。
　　當1870年歐洲大陸爆發普法戰爭的時候，一直畅銷不衰的中國生絲和茶葉在歐洲的銷路受到的巨大影響。中外貿易幾乎停滯，自然而然地影響了主要做匯兌業務的匯豐銀行。我們再看看維克多·克雷梭這個時候採取了什麼樣的應對措施，來說明匯豐銀行渡過危機呢？
　　事實證明，這位浪漫的法國人對高回報的風險投資的興趣顯然超過了收入相對靠譜的一般投資專案。他對政府發行的公債並無多大興趣，反倒對一家設在香港的煉糖廠、一家泰國（當時叫暹羅）的制糖公司、一些碼頭倉庫公司以及遠在歐洲的一個電報專案興趣多多。他將自己能夠動用的絕大部分的銀行資金放款給自己相中的專案，期待豐收的時刻。
　　可惜維克多·克雷梭的好運氣已經到頭了，他經手的這些放款無一成功，每一筆都成了收不回來的呆賬、壞賬。股東們入股匯豐銀行是為了讓錢生錢，而不是給總經理拿來亂投資的。面對維克多·克雷梭接二連三的投資失誤，忍無可忍的匯豐銀行董事會希望維克多·克雷梭引咎辞職。就這樣，匯豐銀行的第一任總經理在1870年黯然離開。
　　“屋漏偏遭連夜雨”——新任經理無力回天
　　這一年，席正甫已經在上海的匯豐銀行做了四年的跑街，對這個職業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感悟。每天輔佐王槐山做事，在洋人和中國商人之間週旋，他的眼界逐漸開闊了。可是即便如此，遙遠的香港總行發生了什麼事還是與他無關。“維克多·克雷梭被辞職了？我要不要競爭一下總經理的職位？”這是上海分行的大班麥克利考慮的問題，不是買辦間的小跑街應該談論的話題。麥克利與席正甫的差距不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而是所站的高度不同。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把這句話放到匯豐銀行身上就換成了“鐵打的匯豐流水的經理”。維克多·克雷梭走後，董事會本來是中意上海分行的大班麥克利來接任總經理一職的。可在升職這件事上，麥克利與他的搭檔王槐山比較相似，都不是工作狂，對上升一步不感興趣。他不喜歡香港的氣候，沒有赴任。於是，一名叫詹姆斯·格雷格的年輕人來了，他成為匯豐銀行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經理。
　　詹姆斯·格雷格與維克多·克雷梭的相似之處是剛剛上任的兩三年都比較幸運，匯豐的營業額逐年遞增。可是到了1873年，匯豐銀行與上海一起經歷了又一次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從全球範圍來看，這次經濟危機不只波及了上海和匯豐銀行，這是一場波及了幾乎所有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專家們甚至不惜動用了“曠日持久”這個詞來形容這次危機持續的時間。雖說自1825年開始，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已經見怪不怪，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發一次。但是就其時間之長、規模之大來說，的確是工業革命以來經歷過的“最大的一次”。法國的股票市場和美國的紐約市國家銀行有大量充分的數據可以證明1873年洶湧來襲的經濟危機足足延續到了1896年，長達23年之久。
　　雖然法國和美國距離上海很遙遠，但是在世界經濟哀鴻遍野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也受到了嚴重的沖擊。據相關資料顯示，1871年到1873年這兩年中，中國的出口額是1.1億元，這筆資金額度遠遠超過了清政府全年的財政收入。那麼中國的物品出口到哪里或者說與中國做貿易最多的國家和地區又是誰呢？答案是英國和香港地區。英國再一次面臨長時間的經濟大蕭條，對整個中國可能影響不是很大，但是對中國對外貿易的窗口——上海的打擊有多大，不難想象。沒有人能夠預知，席正甫將恰恰出現在一個支點上，一個能夠撬動匯豐銀行命運的支點。
　　1873年，英國駐廣州的總領事在一份報告中這樣寫道：“任何從事對華貿易的人，在他們的記憶里，還沒有遇到過像最近12個月內在中國和英國這樣的不景氣。整個市場陷入停滯，像戰爭一樣給對外貿易帶來災難，甚至比災難還要厲害一些。”[]在經濟“集體不景氣”的大背景下，匯豐銀行迎來了建行之後第一次真正的低谷。匯豐銀行從1865年成立之初磕磕绊绊地行走了將近十年的旅程，才來到了1874年。期間也有過小小的磨難，但整體來說都是向著健康的方向行進的。這一次不同，匯豐遇上了大麻煩。1874年，匯豐銀行的股票由一路看漲忽然跌破發行價，出乎股東們的意料。更惨的是，股東們不但沒有見到年終分紅，反而貢獻出了多年積攢下來的100萬元的風險準備金。
　　此時，匯豐銀行正在進行的各種投資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投機活動，無形的風險對於危機中的銀行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前面提到維多克·克雷梭時代曾經有過幾次錯誤的投資，幾乎使匯豐銀行陷入困境。從維多克·克雷梭離開到詹姆斯·格雷格上任的短短幾年，這種後遺症是無法完全消除的。經濟危機來臨之前，絕大多數人都沒無法預料，一旦降臨的時候，就如排山倒海一般，想要完全恢復生機則如剥繭抽絲一般緩慢。中國有句俗語“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1874年8月，匯豐銀行的一份股東大會的書面報告顯示，由於多種原因的投資失誤，銀行損失極為嚴重。報告是這樣寫的：“由於日本銀元便宜，匯豐年初收進了大批銀元，期望在五六月間抛出而撈上一大筆，但是日本政府發行大量紙幣，使得匯豐夢想破滅——在匯付以高匯率收進的匯票時，虧損巨大——倫敦分行的經理瓦切爾沒有得到總行允許，背地里從事西班牙公債和南美鐵路的投機買賣，致使匯豐銀行損失惨重。”總之，1874年的匯豐銀行稱得上“屋漏偏遭連夜雨”，亟待一份成功來沖淡多次失敗造成的惨淡愁雲。

本文摘自《締造金融家族的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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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正甫，是中國近代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銀行家，是一個金融奇才。他為人清高，熟悉專業，在做跑街時，就促成了匯豐銀行給清政府的巨額借款，開辟了外資銀行在華業務的新紀元，同時成為匯豐銀行的“救世主”。他是大清重臣李鴻章和左宗棠爭相結交的座上賓，是盛宣懷和胡雪岩的“死黨好友”，是上海金融界的泰鬥，江蘇洞庭席家金融帝國的締造者……
　　本書從席正甫的重要商業活動、與外商、與政府、與商界週旋等各個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現晚清金融業的種種真相與角力。具有較強的可讀性與話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