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一個與衆不同的金融界老前輩

　　匯豐銀行的第一任買辦王槐山在買辦界中絕對稱得上獨樹一幟。王老先生與衆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別具一格的穿衣打扮。當上海灘其他買辦都以穿西裝、剪發辮、拄文明棍為榮的時代，王槐山卻始終堅持以長袍馬褂、瓜皮小帽、粉底緞靴和長旱煙管的經典造型亮相，鮮明的“王氏風格”讓所有業界中人印象深刻。身在洋場，王槐山竟然還保留著年終謝財神，新春接財神的傳統商業習慣，這也是買辦同行們茶餘飯後會心一笑的段子。更為驚奇的是，身為華商和外商的中間人，王槐山竟然一句英文都不會說，走到哪里談生意都必須隨身帶著一位翻譯。那麼王槐山是如何當上買辦的呢？
　　三餘錢莊跑街王槐山
　　要說起當買辦的事情，還得從王槐山是怎麼當上錢莊的跑街說起。從中國錢莊工作人員到外資銀行中介人員，這兩個身份之間的轉換是當時上海灘比較常見的“鯉魚躍龍門”模式。在平民眼中，誰能在錢莊“撲騰”，就算了不起的一條“大鯉魚”了。如果誰能僥幸搭上洋人的關係，成為買辦，開汽車、住洋房，那就如同“鯉魚”完成了“跳龍門”般的飛躍。
　　王槐山，浙江餘姚人，十幾歲便到上海灘來闖蕩，平時幫人幹些雜活來填飽肚子。關於王槐山是如何當上錢莊跑街，有一段很有“民間故事”色彩的市井傳聞。
　　話說一次王槐山回老家的時候，在路上撿到一個包裹。他打開一看頓時傻了眼——裡面全是金條！這對於一個窮小子來說，簡直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換了是別人，早就裹了錢財跑了。可是王槐山本性忠厚老實，並不是什麼貪便宜的人，他站在原地足足等了一天，才等到了包裹的失主。
　　失主不是別人，正是當時上海赫赫有名的三餘錢莊的餘老闆。財產失而复得，餘老闆對王槐山千恩萬謝，還當場拿出包裹里的兩根金條，要送給王槐山。一包裹的金條都不要的人，能對兩根金條動心嗎？王槐山自然是謝絕了。餘老闆見這個小伙子如此厚道，便又換了一種感謝他的方法：“小兄弟可願到我的錢莊去做跑街？三餘錢莊雖不是什麼大商行，可也能保你與家人衣食無憂。”一心想憑真本事吃飯的王槐山欣然答應了餘老闆的請求。這樣，他便當上了三餘錢莊的跑街。
　　事實證明，這段傳聞確實只是傳聞而已，是王槐山發了財、出了名之後，好事者編撰的發迹故事的其中一個版本而已。實際上，更多的學者經過考證，認為上海三餘錢莊的餘老闆不是別人，而是王槐山的親舅舅。
　　王槐山能夠進入匯豐銀行，並擔任第一任買辦，與匯豐銀行上海分行的第一任洋人大班（舊時稱洋行經理為大班）麥克利大有關係。兩個人的交往從一開始的泛泛之交到後來的患難見真情，還真有著戲劇成分在裡面。王槐山在為匯豐銀行服務之前，因為自己是三餘錢莊的“跑街”的身份，認識了時任會德豐洋行大班的英國商人麥克利。
　　“跑街”是上海話，放到現在來說就是推銷員的意思。王槐山擔任跑街的工作時間長了，交際的本領自然頗為圓熟，加上他身在錢莊，經常需要與洋人打交道，對外國人並不陌生。
　　王槐山命運的轉折點
　　真正把王槐山和麥克利的命運栓到一起的事件是一次借債。當時麥克利還是老牌英資洋行會德豐的大班，他通過自己的渠道得知香港的英商有組建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的打算，認為這是一個好的發展機會。在會德豐做大班固然好，但如果能在新開的銀行入股成為股東的話，那就更好了。於是麥克利打算盡快回到英國籌集股款，好在匯豐銀行成立之初，成為第一批股東。
　　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一心想做銀行股東的麥克利臨行之前才發現自己當時連漂洋過海回國的路費都不夠。他先向自己所在洋行的買辦葉吉慶借款，不料遭到了對方的婉拒。從自己最熟悉的同事那里都借不到錢，麥克利感覺十分喪氣。他抱著試試看的心態，開口向三餘錢莊的王槐山提出借款的意思。本來麥克利是做好了失敗的準備的，畢竟王槐山與自己只是業務上有聯繫，並沒有熟悉到可以隨便借錢的地步。沒想到王槐山十分仗義，當他聽完麥克利的打算，在別人都不肯借債給麥克利的情況下，竟然點頭允諾了。
　　麥克利向王槐山借2000兩銀子，可當時王槐山的私人積蓄只有1000兩。為了完成自己的承諾，他不但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積蓄，還挪用了錢莊的部分客戶的長期存款才算凑夠了2000兩銀子。正是這一次慷慨解囊，普通錢莊的跑街王槐山的命運有了轉折點。
　　如果麥克利按照自己承諾的那樣少則九個月多則一年就及時回到中國，並還上向王槐山借走的銀子，也許就不會有後來的故事了。可是他一走兩年，杳無音訊，可把王槐山給坑壞了。錢莊年終結賬，餘老闆發現了王槐山私自挪用公款的事情。雖然老闆很重視這個老實人，但是錢莊有錢莊的規矩，王槐山只能接受“永不錄用”的現實。失去工作的同時也失去了信譽的王槐山很是落寞地離開了上海，回到了浙江餘姚老家賦閑。王槐山離開上海了，但他挪用錢莊現銀救濟朋友的事情，卻在上海灘傳得滿城風雨。
　　兩年之後，麥克利從英國返回上海，第一個要找的人就是王槐山。當他聽說王槐山因為借給他銀子而失業之後，很是愧疚，就親自去浙江餘姚請王槐山出山，擔任匯豐銀行上海分行的第一任買辦。原來，他回英國的路費是用不著那麼多錢的，可是因為他想入股匯豐銀行，才有了向王槐山借款的事。
　　如今麥克利以匯豐銀行首任大班的身份返回上海了，雇佣的買辦當然要找他最信得過的中國人。這樣，根本不懂英文的王槐山才破例成為匯豐銀行的第一任買辦。只是當上買辦還不夠顯示麥克利報恩的決心，沒有任何條件、無需任何擔保就讓王槐山坐上首席買辦的位置才是麥克利的大手筆。
　　王槐山成為匯豐銀行第一任買辦的曲折經歷，成為上海灘的商人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經典段子。許多人都認為，他做成這個買辦，好運氣占了很大一部分。想想看，拾金不昧當上跑街，救人於水火當上買辦，這不正是運氣使然嗎？
　　沒錯，運氣對人一生的命運來說，有時確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在當時，一個人若想當上買辦，或是在金融行業工作，還要受到時代背景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與制約。19世紀四五十年代，中國的經濟環境複雜多變，外國商人又對中國的市場形勢不甚了解。所以，在開設商行、銀行等金融機構時，外商必須聘請熟悉本地市場行情的人來跑業務。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王槐山做過跑街，熟知上海灘的錢莊運營模式，請他做買辦，麥克利也是看中了他豐富的經驗。
　　因為買辦的“錢途”光明，所以想要成為買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雖然業內對一個理想的買辦並沒有詳細的衡量標準，但是有幾個公認的原則卻是買辦必須具備的。其中，最基本的一條就是能熟練運用英語與外國人交流，這對於王槐山來說可以破例，但對其他的買辦來說卻是必不可少的。
　　成為買辦的第二個標準就是擁有拓展業務的能力。這一項與會說英語幾乎同樣重要，只有具備一定的財產、一定的社會地位和一定的人際關係的商人才有可能勝任一個買辦的工作。洋行最需要的並不是一個“中國通”般的翻譯，更需要借助買辦的人脈來說明自己聯繫業務、招徕生意。
　　香港太古洋行的第一任買辦莫仕揚就曾被外商給予高度評價，對方盛贊莫仕揚“我毫不懷疑他至少值五萬大洋，還可能更多。雖然他的英語說得不很好，但其富有，並是當地資格最早的大買辦之一，有大面子”。①[]莫仕揚就是憑借自己在華商與外商之間的“大面子”，使得莫家祖孫三代成為太古洋行實際當家人，控制了這家洋行長達半個世紀之久。
　　買辦候選人是否值得信賴，也是能否成為買辦的重要指標。像王槐山這樣與外商大班之間有著非同尋常交情的情況實在是稀有，所以有一個洋行所信賴的華商充當介紹人，並願意作保是中國人成為買辦最為常見的途徑之一。
　　19世紀四五十年代，一個實力雄厚的華商的一封推薦信可以向洋行推薦一個買辦。不過，隨著買辦的地位越來越高，一封介紹信已不足以擔當這重任了。想做買辦的人必須有一個或者幾個擔保人書面作保，還要繳納一定的保證金才能進入洋行做事。這樣一旦這位買辦利用職權耍點什麼不光彩的手段，洋行就可以直接找擔保人索賠。擔保人付出了信用和金錢的雙重保障，好處是可以拿到自己所擔保的買辦每年淨收益的1/5。
　　除了找人擔保之外，更為可靠的方法是自己給自己擔保，繳納一定的保證金，家道殷實的席正甫走的就是這條路。他本來就是錢莊的主人，能來匯豐銀行來做助理買辦，也算是屈尊而至了，而銀行對這類買辦也是最為歡迎的。
　　一個稱職的華人買辦之所以重要，還因為中國人更容易了解中國金融界複雜的現狀——當時中國的錢钞票據根本沒有統一的標準，就連市面上流通的現銀真僞也完全靠技術纯熟的錢莊工作人員進行鑒定。所以，擁有豐富的從業經驗成為外國銀行必須倚重華人買辦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與在華的外資銀行打交道的客戶是中國本地的商戶們。他們的信用度如何、實力如何，若非熟悉情況的當地人幫忙，外資銀行想靠自己把這些情況搞清楚還真非易事。
　　明白當年外國銀行挑選買辦的條件，我們大概也就了解了王槐山是何其幸運，如何不走尋常路成為匯豐銀行的第一任買辦了。但麥克利這樣的人可不是冤大頭，他選擇王槐山來做買辦並非完全處於報恩的心理，更重要的是王槐山在做生意方面確實有可取之處。通過以往打交道的經驗，麥克利深知王槐山做過跑街，熟知上海灘的錢莊運營模式，請他做買辦，也是看中了他豐富的人生閱歷。
　　事實證明，麥克利這位洋人選擇王槐山做買辦算是選對了人。此君既有中國人傳統的忠厚老實的品質，又有著生意人特有的精明老道，善於與人交往，拉攏關係。也正是因為他誠實守信，為人厚道，許多錢莊的老闆都願意與他所在的匯豐銀行有生意上的往來。
　　有人說，匯豐銀行在上海的歷程始於兩筆充滿了冒險精神的投資。麥克利借錢入股匯豐算是第一筆風險投資，而王槐山冒險借錢給麥克利就算是第二筆非正式的風險投資了。換句話說，麥克利投資的是生意、是匯豐、是銀行業在中國的前景，而王槐山投資的是人、是麥克利這個洋人，是洋人在中國社會的前途。這樣一來，看似冒險的舉動實則是兩個精明的生意人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選擇，其回報遠高於最初的投資。
　　從後來的發展來看，這的確是一場“雙贏”的投資。王槐山贏了，他不但得到了匯豐銀行首任買辦的職位，得到了不菲的月薪，還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積攢下了百萬家業；麥克利也贏了，他得到了王槐山這個熟悉中國錢莊業務的本地人的說明，使匯豐銀行在上海的業務得以順利展開，與本土的錢莊在很長時間內保持了良好的合作關係。
　　王槐山在匯豐銀行大展拳腳
　　因為與匯豐銀行大班非同一般的關係，麥克利對王槐山極為信任，連庫房鑰匙都交給王槐山保管。有道是“縣官不如現管”，王槐山利用自己對錢莊業務的熟悉以及匯豐銀行的牌子做起了洋厘生意。具體是這樣的：王槐山看到匯豐銀行每天都會有多餘的拆票①[]不用入庫，他就趁機把這些拆票放款給錢莊，並以自己的信用作擔保，開始承兌②[]錢莊的莊票。這一做法簡直就是空手套白狼，自己一點本錢都不用出，還能獲得不菲的利潤，老實人膽大起來也很讓人“敬畏”。王槐山的做法在當時的銀行界應該屬於“創舉”，用行話來說，相當於西方國家的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再貼現。
　　不久，匯豐銀行察覺了王槐山搞的“貓膩”，這讓王槐山頗感忐忑。自己已經被錢莊開除一次了，如果這次再被銀行開掉，那後半輩子就沒法在上海灘混了。沒想到的是，匯豐銀行早就有控制上海錢莊進而控制整個上海金融界的打算，只是苦苦找不到切入點罷了。因為外資銀行知道，想要迅速滲透中國的金融市場，必然要與錢莊打交道。如果不能一個回合就“打倒”錢莊的話，就只能加以利用，以錢莊為媒介，達到逐步控制上海金融界的目的。而王槐山的“再貼現”給了他們靈感，這可是個好機會！
　　於是，幸運的王槐山不僅沒有被開除，反而在東家的支援下大規模地向錢莊放款。因為是獨家業務，匯豐銀行買辦間的業務量猛增，逐漸形成了上海錢莊的流動資金大多來自匯豐銀行的局面。有了匯豐銀行雄厚的資金支援，上海的錢莊業也更加紅火，可是紅火的背後卻是受制於人。明眼人都知道，一旦匯豐銀行突然收回本金，很多錢莊立刻就會陷入週轉不靈、信用崩盤的風險中。不久之後，其他外資銀行如英國的有利、法國的匯理、日本的正金等紛紛效仿匯豐銀行競相聘請精通中國錢莊業務的華人買辦，開始通融拆票、通行莊票的業務。
　　老牌的洋行們自然不會甘心看著匯豐銀行等後生晚輩獨自發財，他們很快也轉變了思路，跟著做起了拆票的生意。像著名的老資格英資洋行——怡和洋行就在1868年轉型，在大買辦唐廷樞的張羅下向錢莊拆票了。怡和是遠東地區最大的英資財團，也是首家在上海開設洋行的歐洲公司，它的一舉一動無不受到其他銀行的關註。唐廷樞也是當時數一數二的買辦，有他在前面做先鋒，跟風的洋行和買辦越來越多。
　　當時，上海怡和洋行的經理約翰遜對唐廷樞的這一舉動是大加贊賞，他還把這件事寫在公函當中，發給香港怡和洋行總部。約翰遜在公函中不無得意地炫耀道：“我發現有時候可以把我們的現金結餘投放到中國錢莊的莊票上去。這種莊票在三至七天的短期內就能兌現，利率是從12%~15%不等。我認為相當安全，因為我對任何一家錢莊莊票的貼現都不會超過10000兩或15000兩……”[]他在公函的後面也沒有忘記唐廷樞的功勞，很客觀地表示“我知道這種生意的成功全賴我們買辦的聪明和可靠”。[]
　　以我們如今的眼光來看，在買辦這個職位上，唐廷樞無疑做得比王槐山要成功得多。但在當時，唐廷樞得到英方老闆賞識的地方正是效仿王槐山首創的拆票法，說明王槐山到底還是有兩下子的。
　　所有在上海打拼的浙江老鄉都知道匯豐銀行的王槐山樂善好施，有了難處向他開口總沒錯。上海的錢莊老闆們也都知道王槐山就是錢莊跑街出身，對自己以前的老本行頗為留戀，只要是錢莊向他求助，他都是盡可能滿足。甚至遇上經營不善的錢莊向他求援，他還會派出一些熟悉金融的朋友去說明這些錢莊整頓管理、改善經營。由於王槐山派出去的金融人才也大多是浙江紹興人，所以他在上海錢莊業的關係網經營得相當牢固。
　　再說王槐山由本來偷偷摸摸地放款到光明正大地掙錢，前後六年時間，就給自己賺了80萬兩白花花的銀子。他沒有把這些錢投在上海，而是依照衣錦還鄉的指導思想，把銀子全部都匯到家鄉餘姚購買了田產。除了購房置地，王槐山還創辦了一個懷德義莊，在家鄉大辦慈善事業，鄉鄰們對這位老鄉的評價自然是極高的。
　　只不過，在老家評價高不等於王槐山就事事順利了，比如，不會說英語這件事，就是他與東家的一塊心病。平日里，只要遇到需要跟洋人溝通的情況，王槐山必須有翻譯在旁，否則便無法溝通。而他最初聘請的幾個會說洋話的伙計又大多不懂得洋行業務，所以在翻譯中常出現偏差，這讓王槐山很惱火。最後，為此事焦頭爛額的王槐山找到了自己的老相識——沙遜洋行的買辦沈二園，請他幫自己物色一個既會說英語又懂錢莊業務的得力助手。
　　席正甫年輕有為，自己開著錢莊不說，一口英語也說得相當流利，完全符合王槐山對助手的期許。所以當王槐山向沈二園尋求說明的時候，席正甫人生最為重要的機遇來臨了。他即將展開自己在匯豐銀行、在上海金融界多姿多彩的“黃金時代”。

本文摘自《締造金融家族的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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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正甫，是中國近代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銀行家，是一個金融奇才。他為人清高，熟悉專業，在做跑街時，就促成了匯豐銀行給清政府的巨額借款，開辟了外資銀行在華業務的新紀元，同時成為匯豐銀行的“救世主”。他是大清重臣李鴻章和左宗棠爭相結交的座上賓，是盛宣懷和胡雪岩的“死黨好友”，是上海金融界的泰鬥，江蘇洞庭席家金融帝國的締造者……
　　本書從席正甫的重要商業活動、與外商、與政府、與商界週旋等各個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現晚清金融業的種種真相與角力。具有較強的可讀性與話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