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買辦圈也有幫派之分

　　想要理清楚洋行、銀行與錢莊三者之間的微妙關係，對於那個時代的人來說，不經過仔細琢磨還真不好弄明白。套用一句比較老套的定律，就是“一切事物都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當中”，洋行、銀行與錢莊的關係也是如此。
　　早期外國資本還沒有進入中國的時候，自然是錢莊獨領風騷。隨著代表外商貿易立場的洋行在中國站穩腳跟，錢莊逐漸從洋行的幫扶者變成了附庸品，獨立自主的地位在不經意間慢慢下滑著。自從1860年外國銀行這種更加專業的金融機構介入中國的資金流通領域之後，它們憑借更為強大的資金優勢和更加精細的工作模式，把洋行和錢莊都擠到旁邊，成為三者之間當之無愧的主導者。
　　那麼，這是不是意味著錢莊已經沒落了，沒有任何前途可言了呢？也不全是。錢莊作為中國本土的代表性金融機構，其生命力還是相當頑強的。外商銀行的興起的確使它們面臨危機。但危機不單意味著危險，還意味著機遇。面對金融行業的激烈競爭，中國的錢莊並沒有一敗塗地，而是抓住機會與外商銀行進行業務合作，當然，其中洋買辦的牽線搭橋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在19世紀中後期的上海金融界，錢莊利用買辦，逐漸與外商建立業務合作關係絕非不少見。那時，中國的錢莊常常通過向外資銀行拆借的方式取得短期貸款，結果不僅緩解了自身資金不足、週轉不畅的難題，還使中國錢莊在金融市場上的地位得以提升。
　　與早前進入中國的洋行一樣，剛剛進入中國金融市場的外資銀行，對中國的風俗習慣、貨幣情況、票據流通制度等不甚了解，再加上語言差異，要想快速開拓市場十分困難。而買辦與華商、外商以及中國金融機構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並且熟悉中國的市場、人情等。所以，它們決定聘用華人為買辦，讓買辦充當其拓展業務的媒介。
　　於是，在上海灘，隨著外資銀行的不斷增多及其業務的拓展，一些聲名顯赫的銀行買辦世家也漸漸形成。
　　席正甫沒有“寧做雞頭，不做鳳尾”的保守思想，當他發現在外國銀行做事會有更加廣闊的前景之後，毅然抛下錢莊老闆的身份，進入匯豐銀行，做了王槐山的個人助理。正是有了這個決定，在以後的幾十年間，以席正甫為核心的洞庭東山席氏家族成為中國金融界中影響力巨大的一個買辦之家。在整個上海金融圈中，席正甫的名望非同一般，這不僅因為他本人在匯豐任買辦一職達30年之久，還因為他的提攜、說明，席氏家族衆多成員都成為十里洋場赫赫有名的買辦。可以這麼說，在席家的支撐下，整個洞庭東山幫的勢力也不斷發展壯大，成為當時社會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商業勢力。
　　在買辦這個階層剛剛出現的時期，洞庭席氏買辦家族還沒發達。當時馳騁洋場的是浙江寧波幫、廣東香山幫等幾個實力雄厚的地域性買辦群體以及少數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大買辦。也就是說，在席正甫之前，中國的買辦圈已經有了相當於少林、武當這樣的比較成熟的幫派，並且這些幫派當中還沒有江蘇東山商人的一席之地。
　　買辦圈的領頭羊——廣東幫
　　中國最早的買辦誕生在廣東，這一點恐怕沒有人會質疑。原因很簡單，早在17世紀晚期的康熙年間，時任廣東巡撫的李士祯就在當地頒佈了一條公告，指明了凡是身家殷實的人只要每年向朝廷繳納一定數額的白銀，就能以官商的身份承攬對外貿易。此公告一出，廣州的富人們蜂擁而至，紛紛要求承攬對外貿易事宜。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乾隆爺更是下了一道聖旨，將廣州定為唯一合法的通商口岸。這樣一來，所有的對外貿易只能集中在廣州一地，史稱“一口通商”。曾經的廣東巡撫也好、乾隆皇帝也罷，估計他們做出把廣州定為“特權貿易區”這一決定的時候也沒有預料到，此後的一百年，僅此一地就向國庫貢獻了至少40%的關稅收入，甚至具備了萬歲爺的“小金庫”的功能。
　　其實，在決定誰來和外國人打交道、誰有資格與洋人做買賣時，也引起了不少爭議。清政府經過內部協商之後，指定了一些商人以中介的身份同外商進行貿易，並把“以官制商，以商制夷”作為指導思想來約束這批中介商人。時間長了，指導思想逐漸被人們遺忘，曾經的中介商人們卻利用自己通曉英語、熟知洋務的優勢，遊走在外商和華商之間，成為獨具特色的買辦群體。
　　這群由中介商人而演變為買辦的富人們開設的商行有一個統一的稱呼——“廣州十三行”。 這實際上就是一個擁有商業特權的官商團體，它由多家商行和洋行組成。有了“政府指定專營”的特殊背景，廣州十三行自然而然享有了對外貿易的壟斷權，為廣東幫買辦的成長提供了基础。
　　“廣州十三行”又叫“洋行”“外洋行”或者“洋貨行”，數量並非固定的十三家商行，而是隨著市場的波動減少或者增加。多的時候，這個數目達到過四五十家，少的時候僅剩下四五家。比較有名的諸如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廣利洋行、同孚洋行、東興洋行、天寶洋行、順泰洋行等。這些洋行隨著中外貿易量的劇增逐漸聲名鵲起，形成了以廣東人為主的一個買辦群體，大商人潘振承、伍秉鑒、盧觀恒、葉上林等人很快成為其中的佼佼者。廣州也從此時起有了潘、盧、伍、葉四大買辦豪門。
　　廣東幫的買辦又以香山籍的居多，而且這些買辦之間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就以鄭觀應來說，這位由買辦轉換為民族資本家的大能人出身於買辦世家，與唐廷樞家族有著牢不可破的姻親關係，與徐潤家族更是百年世交。這樣一來，同鄉、同業兼親朋好友的組合自然會在事業中相互提攜。
　　美國學者郝延平先生就曾註意到，“絕大多數中國買辦特別是19世紀80年代以前，都是來自廣州的”[]，而且“在廣州買辦中，許多人是香山縣人”[]，“‘香山人’這一名稱甚至被看作是‘買辦階級’的同義語”[]。近代第一批改良主義思想家、政論家王韬也在其著作《瀛壖雜志》中提到，直到19世紀70年代，上海洋行的買辦仍然“半皆粵人為之”。雖然最早的買辦大多是廣州人，但不等於說廣州人只會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悶頭髮財。他們會根據洋行的發展、洋人的需求去天津、上海等地與同鄉好友繼續合作、繼續風光。
　　怡和洋行的伍秉鑒就是最早前往上海的一批職業買辦。旗昌洋行、寶順洋行緊隨其後，也來到上海設立分行。後來，很有名的買辦唐廷樞、徐潤均隨行。伍秉鑒擁有雄才大略，善於經營，其個人財富在頂峰的時候一度達到了2600萬兩白銀，是他所處時代的世界首富。據說同時代的美國首富才不過只有700萬兩白銀的資產。
　　廣東買辦們走出廣東之後，把上海當作他們最為重要的表演舞台。一段來自1879年9月5日《申報》的記述可以很好地證明這一點：“廣幫為生意中第一大幫，在滬上尤首屈一指。居滬之人亦推廣幫為多，生意之本惟廣幫為富。”[]尤其是清末，到上海做生意的廣東人已經達到17萬之多，走在上海的大街上，到處都能聽到粵語，恍若身在廣州。以至於上海一度被稱為“小廣東”。
　　除了上海之外，天津的各大洋行、外資銀行的買辦當中，也有不少從廣東千里迢迢北上的香山人。像梁彥青和陳祝齡、鄭翼之、陳子珍、羅道生、嚴兆祯等人，都從香山而來，分別服務於天津怡和洋行、太古洋行、仁記洋行、華俄道勝銀行等外資公司。
　　後來者居上——寧波幫
　　在廣東幫的全盛時期，來自浙江的寧波幫也在悄然而動，靜待異軍突起的機會。早在明清時期，中國的商業活動領域就有了“十大商幫”的叫法，寧波幫與山西商幫、安徽商幫、洞庭商幫、廣東商幫等著名的商幫並列排在一起，毫不遜色。因為寧波幫的買辦佔據了浙江籍買辦的百分之八九十，所以一般情況下，提到浙江籍買辦就等於在說寧波買辦。
　　寧波位於浙江省東部，長江三角洲的南端，是浙江省境內的第二大城市。因為舊時的寧波府曾下轄鄞縣、鎮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等六縣，所以後來經商者凡是出自這六縣的商人，都以“寧波幫”自居。在清代乾隆年間，寧波海商的活動區域就超出了長江流域，經營著合法而頗有規模的對日貿易。鴉片戰爭之後，寧波幫更是憑借自身作為開埠城市的便利條件，迅速適應了新興的對外貿易，開始出現買辦群體。
　　寧波買辦與香山買辦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出身低微、文化程度有限。香山的唐廷樞、徐潤、容闳、鄭觀應等人都是大戶人家出身，有的在海外留過學，有的到香港接受過系統的英式教育，文化層次最低的也在當地接受過完整的傳統教育，每個人都是時人眼中的“大知識分子”。尤其是容闳，他是美國名校耶魯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有著“近代中國留學生之父”的美譽。反觀寧波幫的買辦多為平民出身，大都經歷過從學徒到跑街，進而跻身為買辦的艱難成功路。這一點倒是與席正甫的經歷頗為相似。比如著名的寧波幫買辦朱葆三、虞洽卿、葉澄衷、王銘槐等人都曾因為家境貧寒，迫於生計才不得不委身洋行做學徒。
　　有一個典故叫“後來者居上”，拿來形容浙江籍買辦和廣東籍買辦的關係極為合適。19世紀80年代以前，廣州、上海的買辦皆以廣東香山人為翹楚。19世紀80年代之後，寧波幫買辦後來者居上，逐漸越過廣東幫，成為買辦集團的老大，直至買辦制度廢除（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買辦制度被廢止）。至於江蘇人席正甫以及他所率領的洞庭席氏買辦家族，則在買辦史上獨放異彩，讓所有人印象深刻。不過雖然席正甫及其家族在上海買辦圈有著呼風喚雨的影響力，但上海的買辦圈，始終還是浙江籍買辦占多數。
　　史學界公認的出現在大上海的第一個浙江籍買辦是寧波定海人穆炳元。穆炳元先生出身奇特，既不是唐廷樞那樣的世家公子，也不是朱葆三那樣的升鬥小民，而是清兵的一個小頭目。在鴉片戰爭中，穆炳元受傷被俘，被英軍徵集到一艘艦艇上做仆役。誰能想到，頭腦靈活的俘虜竟然在英軍的地盤掌握了一些用於日常交流的英語，順便還學到了英國人做貿易的一些技巧。英方的頭目看到穆炳元頭腦靈活，在和中國人打交道的時候經常把他帶到身邊，讓他擔任翻譯，並對他信任有加。尤其是英軍進駐上海之後，各種對華的貿易越來越多，穆炳元這樣既熟悉國情又懂英語的人自然而然成長為職業買辦。
　　穆炳元、“洋槍隊”的楊坊、匯豐銀行的王槐山等人算得上寧波幫的第一代買辦，他們替寧波人在上海站住了腳跟。第二代寧波幫買辦則是王銘槐、葉澄衷等人，王銘槐作為“天津四大買辦”之一，是浙江籍買辦北上天津的第一人；“買辦中的買辦”朱葆三、“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火柴大王”劉鴻生等人就是寧波幫第三代買辦的代表人物，是他們聯手把寧波幫推上了“中國第一大商幫”的高位。
　　天津四大買辦
　　天津是當時除上海之外的又一個各洋行、銀行買辦們各顯其能的大舞台。梁炎卿、鄭翼之、吳調卿、王銘槐並稱為“天津四大買辦”，他們的人脈、手段乃至積累的財富都是當時天津衛衆多買辦學習的楷模。
　　梁炎卿來自廣東佛山，是怡和洋行天津分行的首任買辦。他18歲就被父親送到香港著名的皇仁書院學習，一口英語極為流利。畢業後的梁炎卿先到上海怡和洋行實習，得到了英國上司的賞識。1874年，年僅22歲的梁炎卿就當上了怡和總公司的“大寫”（公司秘書）。到1890年，怡和洋行天津分行擴大規模的時候，梁炎卿被任命為天津分行的“當家買辦”，直到1938年去世。如果從他進入怡和做實習生開始算起，那麼梁炎卿在這家洋行一幹就是68年，絕對是行業中的“教父級”人物。梁炎卿做買辦、股票和地產都頗為成功，以2000萬銀元的家底始終保持著天津買辦首富的地位，有天津“買辦之王”的稱呼。
　　鄭翼之的經歷與席正甫有不少相似之處。他們都有一個能幹的兄長，都曾在洋行做過小伙計，而且都憑借自身的努力得到了洋上司的賞識。這里用“拼爹”的意思來拼一拼“哥”的話，鄭翼之的兄長比席正甫的兄長要成功一些。鄭翼之是鄭觀應的弟弟，他經大哥鄭觀應的推薦進入英商太古洋行。
　　1881年，太古洋行在天津設立分行，鄭翼之成為天津太古洋行的買辦助理。這一點與席正甫相似。席正甫初到匯豐銀行的時候，也是給首席大買辦王槐山做助理。鄭翼之全心打理太古洋行在天津的業務，積極拓展津滬線、津港線的航運，得到上司的高度認可，26歲就榮升為天津太古洋行的買辦。
　　天津匯豐銀行第一任買辦吳調卿的表現也很搶眼。他從一開始做買辦就“不走尋常路”，利用政治影響，最後居然讓清政府將他列在“洋務官”之內。有道是“虎父無犬子”，吳調卿的長子吳頌平也像他的父親一樣擅長週旋於官場。他畢業於北洋巡警學堂，曾捐官①[]候補知府，赴美學習過軍事，還曾任山西教育廳廳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吳頌平出任日資企業大華煤油公司的常務董事。
　　用“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來形容買辦之間互相提攜的重要性好像有些不大恭敬，可事實的確如此。幾乎所有的大買辦們都會不遺餘力地提攜自己的同鄉，培植自己的勢力。一百多年前的天津買辦群中，來自寧波的王銘槐就是通過對同鄉的大力扶植，最後建起了一個能與“廣東幫”抗衡的“寧波幫”。由於王銘槐的兒子、孫子等均在洋行擔任買辦，以至於王家一度被稱為“買辦之家”。不過與席正甫代表的買辦家族相比來看，王家還是有點“小巫見大巫”的感覺。
　　天津“四大買辦”的發迹並不是幸運砸到了他們頭上，而是這幾個人有著優於常人的能力和手腕。通過幾位前輩的成長足迹，我們也可以設想一下，剛剛踏入買辦圈子的席正甫想要在上海締造一個備受矚目的買辦世家絕非易事。他的面前是一大批有著很高名望與社會地位的金融界前輩，要超越他們，席正甫的羽翼或許還未豐滿。
　　席正甫讓世人驚訝又欽佩不已的地方正在於此，他只用了短短幾年的時間，就真的在上海灘這個陌生又充滿商機的城市為洞庭山幫撑起了一片天。因為席正甫在買辦這一行業出色的表現，他最終成為與唐廷樞、鄭觀應、徐潤等人齊名的“晚清四大買辦”。席正甫為江蘇人在買辦領域、金融領域奠定了極高的地位，這不能不說是他個人奮鬥史上的一個精彩看點。
　　從某種意義上說，席正甫的創富傳奇始於匯豐銀行，始於他的引路人王槐山。

本文摘自《締造金融家族的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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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正甫，是中國近代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銀行家，是一個金融奇才。他為人清高，熟悉專業，在做跑街時，就促成了匯豐銀行給清政府的巨額借款，開辟了外資銀行在華業務的新紀元，同時成為匯豐銀行的“救世主”。他是大清重臣李鴻章和左宗棠爭相結交的座上賓，是盛宣懷和胡雪岩的“死黨好友”，是上海金融界的泰鬥，江蘇洞庭席家金融帝國的締造者……
　　本書從席正甫的重要商業活動、與外商、與政府、與商界週旋等各個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現晚清金融業的種種真相與角力。具有較強的可讀性與話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