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瘋狂的“棉花”

　　19世紀60年代，整個上海的大商人、大買辦也好，小職員、小學徒也罷，幾乎都沉浸在讓上海經濟“更大、更強”的憧憬之中，渾然忘了兩千多年前的思想家老子就提出過的一句放之四海皆真理的話——“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沒錯，上海高速發展的異常繁榮背後，必定伴隨著巨大的經濟風險。
　　在席正甫正式做買辦之前，連同匯豐銀行在內的所有的外資銀行，已經經歷過一番暴風驟雨般的金融風暴的洗禮。正是這一次洗禮，讓匯豐銀行脫穎而出，在日後的發展中更加穩健。也正因為如此，席正甫幸運地成為匯豐銀行劫後重生時聘用的最重要的中國伙伴，一同開啟了上海金融界的“匯豐時代”“席正甫時代”。
　　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世界各地金融風暴的發生往往伴隨著當地經濟階段性的繁榮。果然，上海也沒能幸免，在它開埠23年之後（上海於1843年正式開辟商埠），經歷了第一次金融風暴的洗禮。我們註意到，中外貿易高速發展的幾年里，一個叫做“投機”的字眼頻頻出現在各種報道、文獻、論文當中。“棉花投機”“股票投機”“房地產投機”等，不一而足。既然是因為“投機”生意而帶動的繁榮，怎麼可能會穩健、長久？
　　棉花投機是19世紀60年代的世界性話題。棉花投機的源頭來自美國。人們講述西漢開國名將韓信一生大起大落的原因，喜歡歸結為簡簡單單的八個字——“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句話拿來用在19世紀60年代的棉花市場上，那就是“成也美國，敗也美國”了。當時，美國因為南北戰爭已經進入白熱化的階段，產棉區的黑奴們大量逃跑，使得供應給英國的棉紗被迫中斷。倫敦棉花市場的騷亂又迫使這些逐利的商人們轉向東方，尋找新的棉花種植區。上海有幸被冒險家們看重，成為倫敦棉花市場新的上遊供貨地。
　　當時，棉花出口的價格一漲再漲，讓很多外國投機者狂熱地做了起棉花生意。在1863年、1864年的上海對英出口貨物單上，“棉花”兩個字佔據了絕大部分的比例。
　　可是美國的內戰總有結束的時候。內戰結束意味著戰爭引起的棉花危機在美國解除了，倫敦又出現了堆積成山的來自美國的棉花。這可坑了遙遠的中國上海的棉花商人。時人描述當時的情境，最形象的莫過於有的運棉船在駛出上海港口的時候還是天價，可是剛一入海，棉花的價格就已經跌停。從雲端到深淵的棉花價格讓上海的投機商人們為之瘋狂，瘋狂之後，更多人、更多行業要為之付出代價。
　　除了“瘋狂的棉花”之外，上海的地產業也曾在同時經歷了過山車般的起伏。上海房地產業的瘋狂，究其根源，同樣是因為戰爭，不過這次不是因為他國的戰爭，而是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那個年月，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在江蘇、浙江等富庶的魚米之鄉活動非常頻繁，導致江、浙的大戶人家紛紛攜家帶口來到上海的租界避難。富人們來了，家產自然也隨之轉移到了上海。富人來上海了，首要的大事就是買房置地，可以想象，這麼多人幾乎同時買房，會對上海房地產市場帶來多大的刺激。
　　於是，地段好的房子被一搶而空，地段不好的房子、地皮也成了哄搶的目標。“在租界防禦線的栅寨內, 中國人的房屋以及中國人的街道, 像魔術師變戲法一樣出現在上海。”
　　有高峰必然就有低谷。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經過14年堅持不懈的“剿匪”，終於將太平軍的“天王”們拉下馬來。太平軍銷聲匿迹了，江、浙之地恢復了昔日的寧靜。旅居上海的江、浙仕紳當然是要回到家鄉的，畢竟“人是故鄉好，月是故鄉明”。他們來上海本就是避難，如今返鄉也算天經地義。可是江浙籍的富人們這一走，就苦了上海的房地產業了。
　　既然房子不住了，閑置在上海不如變現為真金白銀帶回老家去。一時間，到處都是房屋抛售的廣告。現房都賣不到價錢了，地價、房租等自然也跟著一落千丈。下面一個小的官司片段可以告訴我們當時的地價究竟暴跌到了什麼地步：1863年，上海的法院受理了一件並不轟動的民事案件：兩個人曾合伙花9萬兩白銀買了一塊土地，後來散伙了要把這塊土地賣掉，結果法院競拍，偌大一塊地皮僅僅賣出1.6萬兩白銀。
　　介紹過當年最為典型的棉花投機和房地產投機之後，我們再來看看到底是什麼樣的金融風暴轟然降臨上海了吧。那是發生於1866年的一次金融風暴，影響人群之大、涉及範圍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這一年也被稱為“上海地區歷史上最危急的年代”。這次風暴對上海各外資銀行的影響尤其不利，很多銀行都沒能挺住，在金融風暴中一蹶不振。
　　1866年5月11日，英國倫敦的一家貿易公司因為投資失誤而宣告倒閉。這家名為奧弗倫·格尼（OverendGurney&Co）的貿易公司虧損了500多萬英鎊的巨額股票，但這份黴運會和遠隔萬里而且正在蓬勃發展的上海扯上關係嗎？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這就是引發上海金融風暴的前奏。由於英國是當時世界經濟的中心，所以英國的金融風暴也波及了全球所有與之有聯繫的領域。
　　銀行界的“適者生存法則”
　　奧弗倫·格尼貿易公司可不是名不見經傳的皮包公司，它在英國的信譽度堪比英國的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這樣一家實力雄厚、信譽卓著的貿易公司的倒閉的直接原因是其投資的兩家鐵路公司破產了。總之，奧弗倫·格尼公司倒閉之後，馬上引發了全英國銀行系統的擠兌風潮。許多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股票應聲下跌了1/2、2/3甚至更多。偏偏英國又處於世界經濟的中心，所以歐洲多家信貸公司和銀行受其牽累。而這些受到波及的銀行恰恰在上海設有分行，上海，註定要經受一場狂風暴雨般的金融洗禮了。可以說，這只來自英國的“蝴蝶”揮動一下翅膀，就能在大洋彼岸的城市——上海掀起一場巨大的金融風暴。
　　兩個月之後，上海全面接收到了世界金融恐慌的信息，凡是投資了棉花、股票、房屋、地皮的商人都猶如末日來臨。當時在上海共計11家外資銀行，當金融風暴呼嘯而過，只有5家殘存下來。這11家外資銀行中，除了一家法蘭西銀行是法國人開設的之外，剩下的10家都來自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
　　其中，麗如銀行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匯豐銀行的競爭對手。麗如銀行（又叫東方銀行）有英國政府撑腰，是最早來到中國的外資銀行。1845年，麗如銀行就作為英國政府的“特許銀行”在香港設立了分行；1847年，它又來到上海，開設了上海乃至全中國第一家銀行。匯豐銀行與麗如銀行相比，是銀行界的“小字輩”。當匯豐銀行在1865年進入上海金融市場的時候，麗如銀行已經是上海所有外資銀行的“龍頭大哥”了。直到1884年，麗如銀行因在東南亞的錫蘭（今斯里蘭卡）投資失敗，撤出了中國市場，匯豐銀行才取代了它在中國金融市場的地位。
　　其他外資銀行的先後設立都與麗如銀行在上海攫取了豐厚的利潤有關係。正是由於麗如銀行在中國經營得風生水起，才使得英國國內其他銀行紛紛效尤。從19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阿加剌銀行、有利銀行、匯隆銀行、麥加利銀行（即渣打銀行）、匯川銀行、利華銀行、利生銀行和利升銀行先後來到中國，在上海成立分支機構。
　　金融風暴首先洗刷的是最後來到中國的那四家英資銀行，幸存下來剩下分別是麗如銀行、有利銀行、麥加利銀行、匯豐銀行和法蘭西銀行。麗如銀行能挺過這場危機，源自它在中國二十年來打下的堅實基础。儲備金雄厚、風險準備金比較充足是麗如銀行有驚無險渡過難關的關鍵。有利銀行和麥加利銀行一樣，也是英國皇家特許銀行。它們沒有麗如的實力那麼強，但也堅持沒有退出中國市場。不同的是，麥加利銀行是“打腫臉充胖子”，經濟損失惨重；有利銀行卻真的“有利可圖”，其在金融風暴期間的營業報告依然漂亮，股東們還有紅利可分。至於實力一直處在下風的法蘭西銀行，反倒因為其在上海的業務開展一直受到英資銀行的壓制而有諸多限制，這份曾經的不如意如今卻成了它的保護衣，保持了自己的信譽不墜。
　　匯豐銀行能將金融風暴的壓力轉化為立足中國市場的動力，又是另外一種情況了。匯豐銀行的遭遇應了中國的一句俗話——“來得早不如來得巧”。
　　匯豐銀行於1865年成立，1866年便遭遇金融風暴，對於匯豐銀行來說是幸運還是不幸，沒有一個絕對的判斷標準。從匯豐銀行後來的表現來看，這場金融風潮不是打擊而是洗禮，不是危機而是涅槃。從席正甫一貫謹慎低調的作風來看，他在進入匯豐銀行做買辦之前，應該對金融風暴期間，匯豐銀行應對危機的表現了然於胸。他在後來之所以能大展拳腳，撮合匯豐銀行與清廷的數次借款，顯然是站在對匯豐銀行的立場十分了解的前提之下的。
　　1866年6月，為了應對眼前的金融危機，麗如銀行號召麥加利銀行、有利銀行和法蘭西銀行等幾家幸存的銀行做出了一項新的舉措。它們達成協議，把市場上通用的六個月到期的匯票縮短到四個月。縮短匯票付款期限的做法能降低銀行的風險，但對商號來說並非好事。只有資金雄厚的大商號才接受得了這樣的交易，更多的中小商號對此十分排斥。
　　當時剛剛在上海立足的匯豐銀行借此機會，拒絕與麗如等銀行“同流合污”。當麗如、有利銀行拒絕購買六個月期限的匯票時，匯豐銀行逆流而上，大量吃進並擇機賣掉。買進賣出之間，匯豐銀行的匯兌業務量迅速增長。資金的聚集是匯豐的一大勝利，除此之外，更大的收獲就是得到了上海衆多商號的信任與支援。由於匯豐能“獨善其身”，敢於同其他幾家銀行“劃清界限”，匯豐銀行在存放款的業務上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在公司成立的報告當中，匯豐銀行的董事會就大力宣傳此點，宣稱“整個商業界以及許多中國商人都對本行有利益關係，並都給予全力支援”“銀行業務平穩增加”雲雲。
　　與銀行倒閉相隨的, 是洋行的傾頹。俗話說，“牽一發而動全身”，既然風暴到了上海，那麼除了銀行受損之外，與之相關的洋行、錢莊甚至房地產業也都受到巨大的打擊。但是中國自有的金融業當時遠遠談不上與國際接軌，所以看似損失惨重的錢莊、銀號等其實並未傷及根本。它們與匯豐銀行一樣，因為參與程度不深而避免了更大的損失。
　　席正甫開的錢莊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席正甫的錢莊因為規模較小，經濟危機對其影響並不明顯。倒是匯豐銀行有點因禍得福的意思，經受住了危機的考驗，日後的發展反而更加順利。如果自己的錢莊一蹶不振，席正甫反而有了離開錢莊投身匯豐的決心。但在席正甫的悉心經營之下，不大的錢莊倒也有聲有色。這才使他進入兩難的境況之中。中國舊有的金融機構固然沒有倒下，但能不能像匯豐銀行一樣因禍得福，以此為契機蓬勃發展，那就是未知的了。是繼續留守錢莊“一畝三分地”，做一個自給自足的小老闆；還是到實力雄厚得多的匯豐銀行打工，繼而向著首席買辦的位置發起沖鋒？席正甫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洋行與買辦是互相依存的關係。如果買辦當得好，好得讓洋行離不開你，那兩者之間就形成了俱榮俱損的關係。席正甫就是那種讓銀行不舍得得罪和放棄的好買辦。匯豐銀行在中國的發展越好，就越需要席正甫這樣的能人來好好地打理其在華的各項業務。匯豐銀行也好，該行買辦王槐山也好，都在等待一個能給銀行帶來質的飛躍的年輕人。

本文摘自《締造金融家族的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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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正甫，是中國近代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銀行家，是一個金融奇才。他為人清高，熟悉專業，在做跑街時，就促成了匯豐銀行給清政府的巨額借款，開辟了外資銀行在華業務的新紀元，同時成為匯豐銀行的“救世主”。他是大清重臣李鴻章和左宗棠爭相結交的座上賓，是盛宣懷和胡雪岩的“死黨好友”，是上海金融界的泰鬥，江蘇洞庭席家金融帝國的締造者……
　　本書從席正甫的重要商業活動、與外商、與政府、與商界週旋等各個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現晚清金融業的種種真相與角力。具有較強的可讀性與話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