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買辦是個好職業

　　
　　“買辦”這份職業如同曾經的“皇帝”“太監”一樣成為歷史名詞了，除了影視劇之外，在現實生活中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一提到席正甫，“買辦”兩個字就是他最顯著的標簽。令他縱橫上海灘、稱雄金融界的身份就是這很有年代感的“買辦”二字。
　　長期以來，“買辦”都是一個遭人鄙視的貶義詞，買辦資產階級更被定性為舊中國的“三座大山”之一，可見人們對買辦是沒有好感可言的。然而，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買辦不過是順應歷史、應運而生的一個職業罷了，無所謂落後還是先進。在那個動蕩、變遷的特殊時期，買辦們也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更何況，當時社會對買辦的態度與後來歷史學家貼上的標簽是截然不同的。
　　一百年前的人們對待買辦的心態更多的是羨慕與嫉妒。買辦因為其稀缺程度和高額的收入，在晚晴時期的社會地位比今天的“海歸”、外企高管高了不知凡幾。所以才有了“天津四大買辦”[]“晚清四大買辦”等這樣風光的稱號。
　　要了解買辦，先要說說洋行。“洋行”是外商在中國從事貿易的代理行號的名稱。1840年以前，中國內地的老百姓並沒有聽說過洋行的存在，只在廣州等沿海地區有一些英、美人開的代理行號，這些行號就是早期的洋行了。有了洋行，買辦才有了生存的空間。
　　外國的商品想要賣到中國來，沒有中國人打前戰是很難做好的。畢竟中國都閉關鎖國那麼久了，沒有這些“洋貨”照樣自給自足，想要打開中國市場，並非易事。外國商人一邊摸著石頭過河一邊思索，他們終於意識到只有聘用中國商人為自己服務才能逐步滲透中國市場。這個時候，誰要是略通洋文，又懂點做生意的訣竅，想不成功都難了。這批人就是最早的買辦，也是當時靠自己先富起來的實幹型的社會精英。席正甫到達上海之後，顯然是受到買辦地位高、工資高的吸引，才萌生學好英語與外國人打交道的念頭。
　　到了1870年左右，買辦在上海已經毫不稀奇了，只要有洋人的公司，就會有買辦的身影。席正甫的舅舅沈二園就在1872年的時候，當上了新沙遜洋行的第一任買辦。不過那個時候，沈二園已經到了快退休的年齡，做買辦只是順水人情，一方面為新沙遜洋行在中國的貿易鋪路，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替義子沈吉成將來進入洋行做鋪墊，因為買辦是可以子承父業的。席正甫也和舅舅一樣遵循買辦圈的傳統，把自己匯豐銀行買辦的位子傳給兒子席立功，後來兒子又傳給了孫子席鹿笙，席家祖孫三代代理匯豐銀行在華業務長達55年之久。
　　席正甫能在上海金融界占有一席之地，帶領自己的家族走出東山、紮根上海，與他做了匯豐銀行的買辦大有關係。仔細推究起來，席正甫與匯豐銀行應該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如果席正甫服務的銀行不是大名鼎鼎的匯豐銀行，也許後來發生的很多驚天動地的大事與席家就沒什麼關係了；反之，如果匯豐銀行沒有遇上席正甫這個長袖善舞的買辦，它們在中國的業務開展未必能這麼順利。一個買辦能憑借個人能力，與一家龐大的金融機構互為利用，讓其很長一段時間離不開自己，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說到匯豐銀行，大家都不陌生，尤其是在香港，匯豐銀行的地位一直舉足輕重。直到現在，匯豐銀行還掌握著港幣的發行權，是香港三大钞票發行銀行之一。在展開席正甫精彩的買辦人生之前，我們有必要梳理一下匯豐銀行150年前的在華狀況。
　　匯豐銀行雖然是英資銀行，但它的主要業務區域一直在中國。1865年3月，匯豐銀行總部在香港成立，成為第一家將總部設在香港的外資銀行。同年，匯豐銀行又分別在上海、倫敦和舊金山設立了分行。與席正甫息息相關的就是匯豐銀行上海分行。之後，由於上海分行的業務開展一度超過了香港的總行，匯豐銀行更名為“香港上海匯豐銀行”，這個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
　　1865年之前的香港就沒有銀行嗎？那倒不是，像麗如銀行、有利銀行、麥加利銀行、法蘭西銀行等外資銀行都比匯豐入駐香港早，但這幾家銀行的總部都設在本國的重要城市，設在香港的不過是分行而已。可是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在中外貿易中越來越重要，擁有一家本土銀行也越來越有必要。
　　席正甫的東家——匯豐銀行誕生記
　　有一個詞語叫“應運而生”，匯豐銀行的出現大致就是如此。它與上述其他外資銀行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在中國政治與世界經濟形勢發生巨大變化下誕生的，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和歷史使命。
　　一個不容忽視的史實是清朝末期的中國經歷了一段多災多難的歲月。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打破了中國幾千年以來“閉關鎖國”的狀態。僅僅16年之後，也就是1856年，列強們看到了中國的通商口岸帶來的好處，又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繼續欺壓軟弱的清政府，逼迫清廷答應增開多個沿海、沿江的城市作為新的通商口岸，為洋行進入提供更加廣闊的交易空間。
　　香港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西方國家，尤其是英國對華貿易的基地。英商們在華貿易額的急劇增加讓他們意識到需要創辦一家本地銀行，以便為他們提供及時而充足的信貸，因為當時幾家總行在倫敦、印度等地的外商銀行已無法滿足他們的需要。
　　1864年7月，一位在印度孟買做生意的英國商人一次偶然的商業行為催生了匯豐銀行的誕生。這位商人的計劃很好，他打算創立一家以香港為基地的“中國皇家銀行”，並且發行3萬股股票。讓香港諸多洋行不滿意的是，他只打算向香港配售5000股，這個數額才是總股數的1/6。
　　與此同時，香港總督夏喬士·喬治·羅伯特·羅便臣也有自己的小算盤，他正打算把發展金融業作為其施政重心。在港督看來，如果有一家總行設在香港的銀行，不僅可以繼續擴展英國的對華貿易，還可以為香港建設碼頭、公用事業等，為香港殖民政府出更多力。當然了，有了銀行，對自己的政績也會有不小的正面影響。
　　當時不只是港督有這個考慮，所有對華貿易頻繁的洋行也都迫切希望能有一家總行設在本土的銀行，以便及時提供信貸業務。
　　巧合的是，當時匯豐銀行的主要發起人託馬斯·蘇石蘭剛好迷上了與銀行相關的知識，他想若有機會的話，自己會實踐一番，看看在中國開設一家銀行是否真的那麼美妙。一次，當他乘船由英國返回香港的時候，熱心的船長告訴他有一位孟買商人與他的想法一樣，對方也有開銀行的打算。只不過在孟買商人的計劃中，“中國皇家銀行”的股本有2/3以上在孟買認購，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會讓在香港的英國商人參與其中。託馬斯·蘇石蘭十分認同這位素未謀面的“知己”開銀行的計劃，但他很不滿意對方只給香港極少數的股本。既然那個潛在的對手還在孟買，那麼香港的地盤還是自己捷足先登吧。
　　於是，託馬斯·蘇石蘭在最短的時間內起草了一份計劃書，還聘請了香港當時最優秀的律師，請律師帶著自己的計劃書走遍了當時香港幾乎所有的洋行，找那些大老闆們簽字，成立一個資本500萬港元的臨時委員會。
　　當時，除了老牌怡和洋行和旗昌洋行之外，香港所有有名望的商人都在計劃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表示支援託馬斯·蘇石蘭籌建銀行的計劃。有了衆人的簽名在手，託馬斯·蘇石蘭和港督夏喬士·喬治·羅伯特·羅便臣好整以暇，信心滿滿地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孟買商人。
　　果然，沒過幾天，“中國皇家銀行”的特使——一位名叫諾爾·波特的人來了。他肩負著極為神聖的使命，希望能在香港完成上級交給自己的任務。可他沒有想到的是，絕大多數的洋行都已經接到了託馬斯·蘇石蘭伸出的橄榄枝，對自己所謂的“中國皇家銀行”沒有絲毫的興趣了。諾爾·波特在香港碰了一鼻子灰，失望地回到了孟買。
　　1865年7月28日，香港的市民們在報紙上看到了一則訊息：由鐵行輪船公司的監事託瑪斯·蘇石蘭和寶順洋行牽頭，宣佈成立一間由香港擁有的銀行，並且已經得到衆多洋行的支援。報紙上所說的這家銀行，就是後來的匯豐銀行。
　　匯豐銀行總部成立之後僅僅一個月的時間，就把第一家分行開到了上海。因為19世紀60年代的上海已經正式取代廣州，成為中國最發達的城市，同時也是中外貿易往來最頻繁的城市。尤其是1860年到1864年，上海的經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事錢莊、銀行、洋行和地產行業的人都得到了豐厚的回饋，掙的錢多得令旁人眼熱。
　　席正甫的“天赐良機”
　　隨著匯豐銀行上海分行正式對外營業，席正甫及整個席氏家族的命運悄然發生了改變。這要從匯豐銀行上海分行的第一任買辦王槐山說起。王槐山與沈二園同在上海做買辦，接觸的機會較多，兩人逐漸熟識起來。隨著交往的加深，沈二園得知看起來風光無限的匯豐銀行買辦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原來，王槐山因為不懂洋文，導致工作諸多不便。他託付沈二園為他物色一位聪明、機靈且懂洋文的助手。這才給了席正甫一個走進匯豐銀行的機會，更有了後來席氏家族馳騁上海金融界長達半個世紀的神話。
　　那是1866年，沈二園受到王槐山的囑託時，第一時間就想到這是一份肥差，應該留給自家人才對。本著“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則，沈二園把這份肥差留給了自己最喜歡的外甥席正甫。那一年，席正甫28歲，正在經營自己的錢莊。
　　當舅舅沈二園介紹自己到匯豐銀行擔任副買辦的美差時，席正甫的錢莊已經步入正軌，雖然規模不大，可後勁十足，席正甫並不想輕易放棄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正因為身在局中，他比旁人更加清楚地知道，上海的錢莊業對洋行、外國銀行的依賴性越來越強，錢莊的前景不像很多人期待的那樣美好。尤其是1866年上海發生了一次金融風暴之後，匯豐銀行以後來者居上的姿態超過了其他幾家外資銀行，形成了“滬上洋行多靠匯豐”的局面。在小錢莊老闆和大銀行跑街之間，席正甫需要做一個選擇。
　　經過一番審時度勢之後，席正甫毅然放棄了錢莊老闆的身份，決定進入一個相對陌生的行業，從頭做起，這一點絕對需要超前的眼光和超出常人的魄力。畢竟，這一年的他已是逐漸成熟的28歲，而不是血氣方剛的18歲。28歲是幹事業的黃金年齡，席正甫此時已經過了容易沖動的階段，但是要論“獨當一面”，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對於席正甫來說，這時做個助理買辦剛好可以過渡一下，為自己這一生最為重要的角色做好準備。
　　洋行聘用買辦，原本是它們的一個無奈之舉，但收效卻十分明顯。短短幾年時間，西方國家的商品在中國市場上的競爭力已有很大提升，其貿易增長速度可謂飛快，這都離不開他們在中國培植的從通商口岸到窮鄉僻壤的買辦推銷網。自此，在中國商業中心的上海，買辦幾乎無處不在。只要有外商的地方，就會有買辦；只要洋貨的地方，就會有買辦，買辦成了中外貿易的橋梁。

本文摘自《締造金融家族的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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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正甫，是中國近代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銀行家，是一個金融奇才。他為人清高，熟悉專業，在做跑街時，就促成了匯豐銀行給清政府的巨額借款，開辟了外資銀行在華業務的新紀元，同時成為匯豐銀行的“救世主”。他是大清重臣李鴻章和左宗棠爭相結交的座上賓，是盛宣懷和胡雪岩的“死黨好友”，是上海金融界的泰鬥，江蘇洞庭席家金融帝國的締造者……
　　本書從席正甫的重要商業活動、與外商、與政府、與商界週旋等各個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現晚清金融業的種種真相與角力。具有較強的可讀性與話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