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三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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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親在一家印刷合作社上班，微薄的工資勉強夠維持家庭的開支，母親之前在一家電力公司工作，但當弟弟阿姆農出生後，她就辭職在家專門照看他了。我的哥哥烏裡在他15歲那年，父親就勸他退學開始工作。他欣然從高中辍學，先在一家銀行找到一份工作，並上夜校去完成大學入學考試。對於他為家裡做出的犧牲，我父母感到非常欣慰。
　　烏裡離開學校時是毫不猶豫的，再後來他進入了位於加利利的伊夫塔赫基佈茲。他深受社會主義青年運動強大的意識形態影響，該思想強調耕耘土地以使以色列人民將“被種植於被迫遷離的自然土壤中，深深地紮根於賦予生命的物質當中”（戈登博士，以色列勞工運動思想家）。我在孩童時代有著相似的想法，這主要是因為我崇拜哥哥並他支持的思想，同時這也代表了那個時代的理想。追隨青年運動的額外好處就是可以跟自己的朋友們一起服兵役，並最終一道進入基佈茲。但我終究是個來自都市的小孩，是一個熱愛腦力勞動勝過體力勞動的書蟲，我害怕步哥哥的後塵，像他那樣被迫離開學校去承擔養家糊口的重任。
　　我的父親是個高度自律、自學成才的人，他認為工作比教育重要。19世紀30年代，他獨自從波蘭移民到巴勒斯坦，然後通過夜校自修會計學，他認為並不真正需要正式的教育。他認為一個人可以通過讀書來擴展自己的視野，並學到一切需要
　　知道的知識。我非常欽佩他自力更生、熱愛閱讀以及心胸開闊的品質，但感覺父親缺乏前瞻性。世界處於不斷地變化當中，一旦這裡的大學入學考試條件具備，大學教育將很快成為必不可少的東西。一直以來，我覺得即使沒有金錢，但只要有才智和教育，就能夠塑造我美好的未來。
　　然而我的父母卻不認同，作為“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一代人，他們並不看重個人價值的實現。畢竟，祖國才剛剛建立，很多新的東西都還沒有完全形成，人們不得不去考慮謀生度日，而不是挑三揀四。我在自己的志向和對父母意志的尊重之間左右為難，越是臨近我15歲的生日，這種困惑越發地嚴重。我該如何調和這兩種世界觀？我該做些什麼去說服父母讓我留在學校？
　　大概在我生日兩星期前的一個晚上，我決定查閱百科全書。如果我能找到一個父親同意的學術職業，也許他會讓我完成高中學業。百科全書比較多，厚的卷冊放在上面的架子上，最寬的放在書櫃裡，比較小的書整齊地放在較低的地方。
　　我拿來一把椅子，爬到上面夠到了上面的架子，我安全地拿到了書。但當我下來的時候，重重的卷冊從我手中滑落，碰到了中間書架上約瑟夫·哈伊姆·佈倫納的《喪親之痛和失敗》，然後掉進了下面一個小桌子上的魚缸裡，頓時我不知所措。正在陽台看書的父親也註意到了這個小插曲，他站起身來，從水中把書拿出來，然後仔細將書鋪開讓它晾幹。父親對著我搖搖頭，
　　讷讷地說：“哦，羅尼，羅尼，”像是在說我無可救藥。在此之後，他給我系統講解了印刷的敵人——水。父親引以為豪的是，衆多重要的猶太人作家的作品都在“他”的印刷機上印刷出來。就這樣，由於我的嚴重疏忽，竟把他的“工作成果”掉進魚缸喂了魚兒。父親問我：“不管怎樣，小家夥，你到底在那裡找什麼？”
　　該來的還是來了，我想我懼怕的時刻到了。母親感覺到了“暴風雨”的來臨，迅速抓住了阿姆農的手，說道：“我們正準備去西瑪阿姨家。”父親點點頭同他們告別，但他的目光一直在盯著我。
　　“羅尼，很快你應該加入進來，挑起家庭責任的擔子，要為家出一份力，”他直奔主題，“當然，你可以在夜校繼續你的學業。”
　　原本我是要直接抗議的，可這時我卻有些口吃：“我……我是個好……好學生，爸爸，我想完成我的學業，並得到一個好的入學考試證書，我想我可以的。”我微弱的聲音變得更加堅定，但也逐漸變弱了。
　　“晚上學習，”父親回應我，“就像烏裡一樣，你可以得到同樣的入學考試證明。”這次他的聲音嘶啞了。
　　“它們完全不同！不同的學生，不同的老師，”我從心底裡喊著，“我不要現在離開學校，不要，就是不要！”當時我完全地表達了我的反抗之意。為了争取我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我滿眼淚水，幾近哽咽，但我立場堅定地表達著我的訴求，直至父親被我說服。
　　“可以，”他終於說道，“我尊重你的意願，你可以待在學校，但你要牢牢記住，你必須在假期裡努力工作，掙你自己的生活費。”我高興萬分，我願意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我的學業不會中斷。
　　我終究不再需要百科全書了，父親自己將它放回到上面的架子上，保險一點總比遺憾要好。
　　2
　　三年後，我們一起坐在位於諾爾道大街和迪岑哥夫大街拐角的一套新公寓四樓的陽台上，新公寓沒有電梯。當時，我已經像希望的那樣以高分錄取入學了，並且獲得參與以色列軍方享有聲望的學術項目阿圖島的全額獎學金，這使得我能夠在服兵役前完成大學學業，然後在我選擇的領域服務。我志向遠大，但在當時卻並不清楚我想要從事的專業，也不知道應該到哪裡去學習。
　　在當時，作為猶太複國主義的“新猶太人”，為了建設自己的祖國，一個合乎體統的以色列年輕人應當在田地裡或者柑橘園抛灑汗水，辛勤勞作，而一個體面的城市小孩應該選擇能為社會做出貢獻的富有成效的職業。
　　當父親得知我優異的入學考試成績結果時，他寫信給以色列理工大學索要信息資料和入學申請表。在收到這些資料後，我們倆坐在陽台上，仔細閱讀著招生專業目錄。我們父子倆就這樣坐著，心裡思索和盤算著，但沒有發現有什麼對我有吸引力的專業。盡管我們都是聰明人，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如何從這些專業目錄中選擇專業。在林蔭大道另一邊的陽台上，我們的鄰居大詩人内森·奧特曼正坐著看報。也許我們應該咨詢一下人家的意見，父親低聲說道。但父親也只是想想，沒敢打擾大詩人鄰居，因此我們繼續翻閱著專業目錄，做不出任何決定。
　　海上開始起風了，這時奧特曼站起身，向我們點了點頭，然後走進了房間。天也慢慢黑了下來，我們想盡快閱讀完整個目錄。當弟弟阿姆農從青年運動中心回到家，媽媽叫我們進屋吃晚飯的時候，我們終於翻閱到了最後的目錄列表。
　　“電氣工程和電子力學，”父親虔誠地讀了出來，聽上去還不錯，“選這個，羅尼，選這個，電氣是未來的方向。”他可能聽到過阿泰克的預言，阿泰克是父親的姐夫，是一家以色列電氣公司的高級工程師，父親一直很崇拜他。
　　當查看了該專業的入學條件，我反駁道：“這是最難被錄取的專業，錄取比例只有五分之一或七分之一。”我知道，這樣的挑戰只會讓父親更加的興奮。
　　“好的，爸爸，”我說道，“就在申請表上填上電氣工程吧。”
　　父親非常滿意，用他細膩的筆迹在表格裡填上了我們的選擇。“希
　　夫娜!”他大聲喊正從廚房端著一碗沙拉出來的母親，“羅尼將成為一名電氣工程師。”
　　這就是我最終選擇申請電氣工程專業的全部過程。對於即將在以色列理工大學的學習生活，我一無所知，不過想到要離開家獨自去生活，還是相當令我激動的。很快我將開始我的成年獨立生活，從而擺脫父母的嚴密監督。
　　睡覺前，在我們的房間裡，我看到阿姆農已經幫我整理好了床鋪。我知道他很沮喪，就像我當年看到烏裡將參軍的時候一樣，這是離別時表現出的愛的姿態。作為哥哥，我打心底裡的確想對他說些什麼，可我們在家裡一般都不談論感情，取而代之的是，我跟他開起關於媽媽煎得有些糊的蛋卷的玩笑。接著我們下了盤國際象棋，他戰勝了我。作為獎勵，我給了他一把精致的隨身小折刀，我知道這是他垂涎了許久的東西。之後，我們都睡下了，他充滿哀傷，而我則非常地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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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的6月，正好是“六日戰争”整整一年後，那時我在軍隊裡，幾乎每天都回家。我當時正在準備希伯來大學特拉維夫校區的面試，我想攻讀那裡的碩士學位課程。但是，不再是電氣工程專業了，因為電氣工程專業已經變得不適合我了。為了不再繼續無聊的另一個三年，我決定換個專業，轉到工業工
　　程與管理方向。雖然，我對這個科學的了解比起我一年前對電的了解多不了多少，但這個領域聽起來更廣泛、更多樣化。我想我做出第二次選擇時了解的情況也就比第一次選擇時多那麼一點點，盡管我也是瞎蒙，但是我會命中目標的。
　　在我面試的那天，我媽媽生病了。在我離開家前，我給她沏了杯茶並陪她坐了一會。她已經不舒服很長一段時間了。坐在床上，她幾乎不能喝東西了，但是為了讓我高興，她還是喝了一點點我給她沏的茶。她沒有胃口，連她的妹妹——西瑪阿姨，阿泰克的妻子，帶來的熱雞湯她都沒有嘗一下。她用盡了她所有的力氣給烏裡寫了一封信。媽媽設法把信放進了信封，但是都沒能把它封好，並交代我：“羅尼，修正裡邊的錯字，把它寄出去。”我點了點頭，把信封放在我的襯衫口袋裡。當時我趕時間，怕面試遲到。對於她信中的錯字，我想最好還是保持原樣。這些東西肯定會讓烏裡微笑的。盡管父親和母親都一樣出生在波蘭，但父親的希伯來語還是不錯的，而母親卻從來沒有完全掌握希伯來語。
　　我走進廚房，為自己泡了杯咖啡，一飲而盡後回到我母親的床邊，幫她拿走了茶杯，並和她道別：“媽媽，我要走了。”媽媽說：“去吧，羅尼，祝你成功！謝謝你為我沏的茶。
　　告訴爸爸，他不用早點回家，我很好。別忘了你口袋裡的信哦。”我走到門口打開門，一陣清新的微風迎面飄過。我不知道是什麼讓我停下來，我回到了父母的房間，叫了一聲：“媽媽！”
　　她沒有回答。我碰了碰她，她也沒有反應。她閉著眼睛，我又試著叫了聲：“媽媽！希夫娜!”仍然是一片沉默。我清楚地記得她穿的是什麼衣服，她是什麼表情，筆從她張開的手中滑到了地上。我發現她已經走了，永遠地離開我了。我不記得當時我是什麼感覺，我也不想記得。我不認為在這一刻之前我們還交談過。即使是現在，談論這些對我來說都是難以忍受的。那時我才24歲。
　　當時我第一個想到是弟弟阿姆農，他最依戀母親了。當時他是蘇伊士運河區一個裝甲旅的信號員，我該怎麼告訴他呢？
　　我第二個想到的是，很遺憾在母親去世前馬蒂亞和我還沒有結婚。我知道母親一直在悄悄地、耐心地等待和期盼著我們結婚，甚至沒有對我們說過一句催促的話。我和馬蒂亞是在兩個年前相識的——1966年6月6日，一個月前我正好學完了在以色列理工大學的學位，並開始我的軍隊服役生活，那天又恰好比“六日戰争”幾乎早了一年。從那時起，她的父母對我的父母變得非常地友好，而且在一個星期前他們還一起去看戲了。馬蒂亞和我已經生活在一起，而且雙方父母都不理解我們在等待什麼，怎麼還不結婚。
　　我第三個想到的是我應當哭出來，打電話尋求幫助，至少做點事情，雖然沒什麼可以做的。我不需要醫生來告訴我母親已經去世了。我叫了救護車並告訴了他們地址。然後打電話告訴了我的父親，並讓他立即去艾希洛夫醫院。烏裡在基佈茲，我也需要通知他，但是我必須先告訴阿姆農。民用電話是不可
　　能打通軍人的軍用電話的，所以要想和我弟弟通電話，我必須去我的軍隊辦公室。而且我還不能直接撥通阿姆農單位的電話，每一個電話都要經過一個軍事交換機。
　　救護車來了，帶著母親和我去了醫院。當我們到達醫院時，父親已經在那等著了。一個看起來好像剛從學校畢業的醫生宣佈母親到達醫院時已經死亡。他輕輕地蒙上了母親的臉，又勸我父親回家。父親悲傷地點頭，我盡快出發去我位於以色列國防軍總部附近的辦公室通知阿姆農。
　　我坐在電話旁撥通了軍事電話接線員的電話：“請幫我接210單位。這裡有非常緊急的家事。”從我說話的語氣裡，接線員能很明顯地感覺到我不是在跟她開玩笑。她竭盡所能地幫我接通運河區阿姆農單位的電話。最後，她接通了電話並找到了我的弟弟。等待時，她一直面對著閃爍的總機，我死死地盯著空白的牆面。
　　“他來了！”突然她說，一邊說，一邊叫喊著。“他在這裡。請說話。”
　　“阿姆農！”沒有應答。我所感受到的就只有安靜和電話鈴聲。“他沒有聽見你說話，”操作員解釋著。“那我們該怎麼辦？”
　　“他能聽見你說話嗎？”我焦急地問。“是的，他能聽見我說話。你想要我幫你傳話嗎？”聽得出來，她很渴望幫助我。
　　“是的，我需要你幫我捎句話。我知道這很難，但還是要請你和他說，‘羅尼說母親去世了，趕緊回家吧。’”
　　“我來告訴他！”一道重重的沉默被打碎了。“那你們倆人是什麼關系？”
　　“他是我弟弟。”“羅尼，你在線等待一下。”一陣安靜過後，我聽見了她的聲音。這似乎來自一個遙遠的地方，像一個特別糟糕的錄音在回蕩。“阿……姆……農，你的母……母親……去世……去世了。羅尼讓你回家……家。”
　　葬禮結束後，我把媽媽寫給烏裡的信給他了。哥哥靠在塵土飛揚的柏樹上飛快地讀著信。母親信中的錯字在這次沒有使他微笑，相反，他的下嘴唇顫抖了一下，隨後他把信遞給了他的妻子柏盧麗雅，柏盧麗雅讀後哭了。最後她把信交給了我，我把它放在了我的口袋裡。
　　阿姆農從運河直接去了葬禮現場，他建議我們和父親一起睡在家裡，不能讓父親在作為一個鳏夫的第一個晚上獨自在家。吃晚餐成了一件很憂傷的事情。當晚餐結束的時候，父親去了他的卧室，我們兄弟去了自己的老房子裡。在那我們再次閱讀了母親最後的信。信中她還提到了烏裡克和柏盧麗克──她最最親愛的孫子。她還寫到了馬蒂亞的父親，他從國外旅行回來時還給大家帶回了禮物，她非常高興，她和父親還計劃要和馬蒂亞的父母一起去看戲。星期六她獨自一人在家，以她獨特的
　　風格寫道：“羅尼整天和馬蒂亞待在一起，爸爸卻一直在工作，總是在外面忙著……”最後她以對在基佈茲生活的孫子的囑托作為信的結尾。“誰知道如何寫，請寫……我有很多時間去閱讀。誰知道怎麼畫，請畫……只為等待非常、非常長的信。”她沒有提及正在吞噬她生命的疾病或者因為她最小的兒子被應徵入伍而感到的孤獨。多年以後，當我的小兒子去參軍，房子裡空空如也時，我才意識到那封信裡所描述的孤獨感。
　　毫無疑問，我沒能去參加希伯來大學的面試。所有我能做的就是給他們發去致歉信。隨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都猶豫不決我究竟該學什麼專業，但最後我決定去攻讀以色列理工大學的運籌學碩士學位。這需要我每週有一個白天要在海法（以色列地名），有一個晚上在特拉維夫。我還提交了一份關於我博士論文的建議，但是途中我改變了研究方向。馬蒂亞意識到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一個現實問題，那就是讓她作為一個建築師養活一個家庭是很困難的。於是她決定將她的學業方向改為交通工程。
　　在1969年，母親去世一年後，馬蒂亞和我舉行了一場樸素的婚禮。時間又過了一年，懷孕的馬蒂亞開始在運輸工程領域工作。不知不覺，我們陷入了成家生小孩和謀求職業發展的困擾中。她的道路是明確的，而我的道路卻還是未知數。雖然我擁有大學學歷並在以色列國防軍有豐富的工作經驗，我也很清楚我的強項在哪，但是我還是不知道我該走哪條路。

本文摘自《從諾爾道到納斯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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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是有關以色列高科技先驅企業家羅尼·安納夫的感人故事，他的成功之旅開始於位於特拉維夫諾爾道大街的一間舒適的公寓裡。安納夫先生一直堅信自由經營、決心和耐力是企業獲得成功的關鍵，他也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開始企業創建的。本書披露了企業發展過程中各種利益的角力和變遷，以及關鍵時刻的大膽決策，這些也造就了四維軟件（後更名為“新維軟件”）公司從小到大，取得了非凡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