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學派：從供給入手解決滞脹

　　二、供給學派：從供給入手解決滞脹
　　可能是人們特別是政治家從心靈深處更願意幹預經濟，也更願意有輝煌的政績，貨幣主義的政策主張較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實踐性大大地遜色了。就美國而言，在裡根出任總統以前，滞脹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於是，應運而生了供給學派——這個學派繼續試圖解決貨幣主義沒有解決的“滞脹”問題。他們的主要藥方是減稅，通過減稅刺激供給和調整結構。
　　瑞典皇家科學院決定將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加拿大籍教授羅伯特·芒德爾，以表彰他對“不同匯率體制下的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及對最佳貨幣區域所進行的分析。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也是對供給學派的嘉獎，因為美國經濟學界評論最多的還是芒德爾對供給學派理論的貢獻。
　　1.供給學派的理論和政策主張
　　20世紀80年代初，裡根在美國經濟持續滞脹的背景下走馬上任。和當年的羅斯福與凱恩斯經濟思想相比，裡根和供給學派的關系恰恰與前者相反。就羅斯福與凱恩斯而言，是先有羅斯福的經濟政策實踐，後有凱恩斯的經濟思想，而裡根從競選開始，在其競選班子和競選綱領中，就高揚供給學派的旗幟，於是供給學派一開始就是作為一種經濟政策主張而出現的。
　　在與西方經濟學界長達三四十年的凱恩斯主流經濟學相抗衡的保守主義經濟思潮中，供給學派雖然是後起者，但無疑是一個後起之秀。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國經濟，為供給學派創造了一種機遇，使得這樣一個尚在發展中的“異端”學派，異乎尋常地受到了當時美國政府的垂青，成為裡根經濟複興計劃的主要理論根據，其代表人物拉弗也成為自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以來最迅速地施展了政治影響的經濟學家。
　　有必要回顧一段歷史。早在1962年芒德爾就針對美國政府出現的國際逆差，提出了減稅的政策主張。當時美國政府也認為芒德爾的理論是有道理的，但未將其變為政府的政策。20世紀70年代芒德爾在財政部關於如何走出“滞脹”的咨詢會上，再一次提出提高利率以保護美元，減少稅收以刺激經濟的政策主張。然而，這一政策建議依然被大多數人所反對，他們擔心減稅會加重財政赤字。阿瑟·拉弗先生的傑作“拉弗曲線”使供給學派的觀點和政策主張以簡潔明快的方式迅速傳播。拉弗曲線是美國經濟學家阿瑟·拉弗先生一次早餐時在餐巾上畫出的。這條曲線描述了一個無可辯駁的真理，即超過某一點以後，提高稅率將會強烈地抑制納稅者的經濟活動，以至稅收會減少（具體曲線如下頁圖）。說白了，就是稅率太高，納稅者覺得不劃算，因而不願意生產，稅收反而減少了；稅率低到某一點，人們認為值得幹，微觀層面的蛋糕做大以後，稅收反倒更多。據此，供給學派試圖通過減稅給人們以更大的刺激，促使人們更努力地工作，更多地投資，更好地發明創造，更勇於承擔風險，甚至更敢於消費。他們認為，人們的這些行為會提高生產率，增強經濟實力，降低通貨膨脹。
　　拉弗曲線
　　如上圖所示，拉弗認為，當稅率為0時，不會有任何財政收入。當稅率為100%時，也不會出現財政收入。當稅率為0~100%之間，就會出現財政收入。如果把稅率降到100%以下，財政收入肯定要增加。但是，如果稅率降到某一點以下，趨於0時，財政收入肯定會減少。當稅率在B點與100%之間時，稅率越低，財政收入越高。
　　可以說，供給學派理論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著重於政策方面的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是裡根競選綱領的核心理論。因此，1981年裡根當選為總統時就著重於需求管理的政策，大體内容如下：
　　（1）大幅度減稅。個人所得稅每年削減10%，共減了3年。此外，大幅度降低企業投資所得稅。
　　（2）大力壓縮計劃中的非國防開支。
　　（3）減緩和穩住貨幣增長速度，促進通貨膨脹下降。
　　（4）大大減少政府管制。
　　（5）大力擴充國防開支。
　　（6）在幾年内，使聯邦預算達到平衡。
　　當然，這些經濟政策實行起來是相當複雜的，比如減稅以後繼續增加國防開支的經費問題。於是在後來的預算中，就包括了在減稅的基礎上小幅度增稅，略微收縮一些聯邦開支，把聯邦收入稍稍高估一點和把聯邦開支稍稍低估一點的變通做法。
　　凱恩斯的經濟政策主張從宏觀層面進行調控，供給學派則旨在從微觀層面調動企業的積極性，給企業以更大的發展空間，藏富於民，藏富於企業。現在看來，靠供給學派理論支持的供給管理，雖然沒有取得他們在競選時所承諾的美好結果，但在提高競争力，促進美國經濟健康發展方面卻有明顯成效。從長遠來看，則如同國内外不少學者指出的那樣，正是這種政策效應支持了美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保持的經濟長期繁榮。
　　2.供給學派理論和政策的現實意義
　　聯系我國經濟的實際情況，供給學派的經濟政策主張給我們以内容極為豐富的啟迪。
　　（1）思維方式方面和制度供給的啟迪。供給學派試圖通過減稅，從供給的角度，即從微觀層面解決問題，旨在調動企業和民衆的生產積極性和消費積極性，這是一種從源頭上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如果宏觀層面的政策設計不能最終調動企業和民衆的生產積極性和消費積極性，那麼，其政策效果就會大大地打折扣。基本的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稅收是一把雙刃劍。稅率高了，稅收多了，中央政府甚或地方政府可以支配的財力多了，企業和民衆可以支配的財力就減少了。政府在使用稅收的時候更多關註的是公平，企業在使用收入的時候更多關註的是效率，更多關註的是企業的發展。於是我們的稅收政策應當給企業以廣闊的發展空間，各級政府都要保護企業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和民衆消費的積極性，絕不能竭澤而漁，更不能殺雞取卵。我們必須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滿。
　　供給學派讨論問題的前提是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價格信號能夠準確地反映資源稀缺的情況，能夠準確誘導資源的合理分配。而所有這一切，我們都還不到位。看來，發展不能代替改革，改革依然任重道遠。
　　（2）就產品供給層面而言，我們必須著力於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據考察，經濟增長有兩種不同的效應。一種是“水平效應”，它是指在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不變的情況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投入，只要增加投入，就會有發展速度，就會產生一個短期的增長效應，這實際上是粗放經營。另外一種是“結構效應”，即當技術進步加快，產業結構提升，組織變革更為有效的時候，就會產生一個長期的、質量較高的增長效應。這實際上是集約經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連續保持的接近10%的高速增長，既有總產量擴張的作用，更有產業結構調整的貢獻。20世紀80年代初期輕工業的優先發展，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家電為代表的現代耐用消費品的興起，80年代後期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大規模興建，以及20世紀90年代後期重工業的加快發展，都是適應需求變動的產業結構大變動，致使經濟在從第六個五年計劃向第七、第八個五年計劃轉變中都保持了較快的速度，並獲得了相應的產業結構基礎。
　　我們的經濟雖然在不斷發展，同時也確實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資源約束的改變，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要求，科技對經濟發展日益顯現的巨大作用，使得我們已經不能維持粗放的、靠低成本競争的發展模式。我們必須提升經濟結構，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加強自主創新能力的建設。然而，這絕不是僅憑號召就能解決問題的，其背後是一系列制度安排，例如價格準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企業要對價格信號有靈敏的反映等。看來，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實質是轉變制度安排。

本文摘自《經濟學百年(第三版)》

---

　　 這是一部語言生動、有著強烈現實感的講述經濟理論發展歷程的學術著作。該書從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現實出發，極有針對性地選擇、介紹和評價了百年來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相關理論，如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市場經濟理論，宏觀經濟理論和政策的演變，微觀經濟理論，福利經濟學，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學在研究家庭、犯罪、人力資本、公共選擇方面的擴展，企業理論，經濟管理理論，制度變遷理論，以及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探索的理論等。書中所涉及的經濟理論，對於正在從事體制建設、企業經營的人們極具現實意義，對於期望聯系現實、了解經濟學發展歷史、系統學習經濟學知識的人們以及其他熱愛經濟學的人們亦極具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