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治世--高恩、低威、高德的“仁主型”領導
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馀載,德至盛也。廪廪鄉改正服封禅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司馬遷
《論語?衛靈公》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意思是說,“無為而治,說的正是舜啊!他自己需要做的,只要安安靜靜坐著就行了。”其實,天底下哪有這麼美的事情?所謂無為而治,只不過是人們的一種理想罷了,即使在治世,也不可能做到“無為”而“治”啊!
商鞅在其《君臣》一文中說:“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衆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那麼,是不是有了君臣之義、五官之分和法制之禁就可以了呢?還遠遠不夠!“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那怎麼辦呢?“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
漢文帝是被香港科技大學樊景立教授首推的仁主型領導,他堅持黃老的無為而治,開創了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治世“文景之治”。那麼,文帝真的從“無為”實現了“而治”嗎?其實不然。
漢文帝登基,是掃滅諸呂之後,宗室、功臣、外戚三種勢力相互鬥争與妥協的結果。從主觀上看,漢文帝並不是高祖得寵之子,母親薄姬也不是宮中得勢之人,這卻使文帝從小就無荒淫之舉、驕矜之態,素有“仁孝寬厚”的美譽。他的自身條件,使他成為最佳人選。從客觀上看,文帝即位,是最高統治集團進行的利益和權力的再分配,是皇權體制的重新組合。宗室、功臣、外戚三種勢力的消長都可能引起皇權結構的變動,所以,任何勢力過度追逐自身利益,都會打破均衡,導致沖突。因為文帝母族“薄氏謹良”,即軟弱謹慎,對宗室和功臣兩大集團構不成威脅,所以才得到他們的首肯。這種皇權結構關系,使文帝不可能推動積極有為的政策,也使其“勢”天生不足。
在“高恩”方面,漢文帝厚賞誅滅諸呂的有功之臣和宗室,封週勃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灌嬰為太尉,組成新的漢廷中央。除了保留舊有的諸侯王之外,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諸侯王,並根據群臣的建議,文帝立長子劉啟為太子。這樣,自漢高祖以來,預立太子就成為漢家的定制。在對待普通百姓方面,文帝繼續執行與民休息和輕徭薄賦的政策,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稅一減為三十稅一,即納三十分之一的土地稅,十三年還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後,三十稅一成為漢代定制。此外,算賦也由每人每年120錢減至每人每年40錢。在徭役方面,文帝“偃武興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減為每三年服役一次,這樣的減免,在中國封建社會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本文摘自《管人要靠恩威德》
每個管理者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著“恩、威、德”這三種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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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結合中國本土管理實踐和西方現代管理科學,提出“適度管理”的理念:管理沒有最好,但卻可以有效地防止最壞;你的管理是可以不斷優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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