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治世--高恩、低威、高德的“仁主型”領導
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馀載，德至盛也。廪廪鄉改正服封禅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司馬遷
《論語?衛靈公》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意思是說，“無為而治，說的正是舜啊！他自己需要做的，只要安安靜靜坐著就行了。”其實，天底下哪有這麼美的事情？所謂無為而治，只不過是人們的一種理想罷了，即使在治世，也不可能做到“無為”而“治”啊！
商鞅在其《君臣》一文中說：“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衆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那麼，是不是有了君臣之義、五官之分和法制之禁就可以了呢？還遠遠不夠！“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那怎麼辦呢？“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
漢文帝是被香港科技大學樊景立教授首推的仁主型領導，他堅持黃老的無為而治，開創了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治世“文景之治”。那麼，文帝真的從“無為”實現了“而治”嗎？其實不然。
漢文帝登基，是掃滅諸呂之後，宗室、功臣、外戚三種勢力相互鬥争與妥協的結果。從主觀上看，漢文帝並不是高祖得寵之子，母親薄姬也不是宮中得勢之人，這卻使文帝從小就無荒淫之舉、驕矜之態，素有“仁孝寬厚”的美譽。他的自身條件，使他成為最佳人選。從客觀上看，文帝即位，是最高統治集團進行的利益和權力的再分配，是皇權體制的重新組合。宗室、功臣、外戚三種勢力的消長都可能引起皇權結構的變動，所以，任何勢力過度追逐自身利益，都會打破均衡，導致沖突。因為文帝母族“薄氏謹良”，即軟弱謹慎，對宗室和功臣兩大集團構不成威脅，所以才得到他們的首肯。這種皇權結構關系，使文帝不可能推動積極有為的政策，也使其“勢”天生不足。
在“高恩”方面，漢文帝厚賞誅滅諸呂的有功之臣和宗室，封週勃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灌嬰為太尉，組成新的漢廷中央。除了保留舊有的諸侯王之外，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諸侯王，並根據群臣的建議，文帝立長子劉啟為太子。這樣，自漢高祖以來，預立太子就成為漢家的定制。在對待普通百姓方面，文帝繼續執行與民休息和輕徭薄賦的政策，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稅一減為三十稅一，即納三十分之一的土地稅，十三年還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後，三十稅一成為漢代定制。此外，算賦也由每人每年120錢減至每人每年40錢。在徭役方面，文帝“偃武興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減為每三年服役一次，這樣的減免，在中國封建社會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本文摘自《管人要靠恩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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