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經濟學中，貨幣需求理論主要有費雪交易方程、劍橋數量方程、凱恩斯的貨幣需求函數和弗裡德曼的貨幣需求函數。為了簡化讨論，本文選擇劍橋方程：M=KPY。
其中：M為貨幣需求量；K為以貨幣形式保有的財富占名義總收入的比例；P為價格水平，用CPI表示；Y為總收入，用GDP表示。
對劍橋方程兩邊取自然對數：lnM=lnK+lnP+lnY，然後對兩邊進行偏微分：
MM=?KK+?PP+?YY
當時間段足夠小的時候，上述公式可以近似寫成：
ΔMM=ΔKK+ΔPP+ΔYY
從增量角度看，就是：M%=K%+CPI%+GDP%
短期内，K可視為常數，K項變化為零，因此得到人們通常認知的公式：M%=CPI%+GDP%，即：貨幣增長等於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之和。但是，歷史數據證明這個等式通常並不成立，原因是K項變化並不為零，在經濟制度變動較大和受到外部幹擾因素沖擊的情況下尤其如此。例如：最近30多年我國經濟制度處在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美國經濟，K項的影響就不能忽略不計。
1990~2012年，我國M2年均同比增長了21.25%，GDP為10.13%，CPI為4.68%，M2增速超出GDP增速與CPI增速之和的差額部分高達6.44%，但總體趨勢為逐漸收窄：1990—1999年，超出部分均值為8.35%；2000~2009年下降到了5.25%；2010~2012年又下了一個台階，進一步下降到3.02%。這部分大體包括兩個方面的影響因素：一是經濟體制轉軌，例如：土地、資源和工資等生產要素價格市場化。以房地產市場為例，2012年我國房地產業銷售額為6.4萬億元，銀行房貸餘額12萬億元，政府土地收入和稅收3.9萬億元，中央銀行要為這些交易活動提供必要的貨幣保證。另一個影響因素就是金融深化，以股票市場為例，2012年底國内上市公司流通市值18.2萬億元，日均成交金額1510.6億元。此外，債券市場、基金市場、期貨市場、外匯市場、信托市場、保險市場等交易也都需要貨幣作為媒介才能完成，未來這方面貨幣需求將進一步增加，這些都構成了M2超出CPI與GDP之和的部分。
可以直觀地發現，我國“M2—CPI—GDP”差額變動大體呈現與CPI“負相關”走勢，而且在CPI“上升”時該差額“收窄幅度”要小於當CPI“走低”時的“擴大幅度”。這個“規律”頗有點耐人尋味。這意味著：當經濟處於下行週期，中央銀行往往偏向選擇“多增加”投入貨幣，以促進經濟增長；而當經濟處於上行週期，中央銀行通常選擇“減少”貨幣投入，但減少的“幅度”似乎要小很多。因此，總的來說，中央銀行似乎更傾向於選擇放松貨幣。美國經濟學家薩缪爾森曾經說過：中央銀行控制貨幣好比駕馭馬的缰繩，當馬跑得過快時，輕微收緊一下缰繩便會立刻奏效；而當馬停下來時，放松缰繩，馬要麼原地不動，要麼加快前行。可見“搞死”經濟較容易，而“搞活”經濟卻很難。
那麼，我國合理的貨幣增速應該是多少呢？首先，一般來講，一國貨幣供應增速不應該低於其經濟增速。如果低於經濟增速，將會導致通貨緊縮，這就意味著我國貨幣增速應該至少有7.5%。第二，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通貨膨脹率也不應該為零，維持3.5%左右的CPI增長是合理的。如果採取CPI為零的政策，由於我國市場機制不完善，金融效率還比較低下，實體經濟必然受到傷害。考慮這兩個因素，我國M2增速應該保持在11%左右。
但是，我國是一個正在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在生產要素市場化過程中，生產要素需要貨幣化和資本化；特別是在生產要素價格與國際市場價格接軌過程中，土地、工資和資源等價格都將上漲，這是合理的，都需要一定的貨幣投放。而且，隨著我國金融市場快速發展，日益擴大的金融交易活動也必然要求新增一定數量的貨幣投放，這兩個方面的貨幣需求姑且稱之為“轉軌需求”，大約在2%—3%。因此，我國合理的貨幣增速應該=GDP增速（7.5%）+CPI增長（3.5%）+轉軌需求（2%-3%）=13%—14%。
如果目前我國M2增速達不到13%，設想只有10%，甚至更低，必然引起通貨緊縮，導致經濟增速急劇下滑、失業率快速增加和社會不穩定。2012年第三季度，我國宏觀經濟成功實現了軟著陸，第四季度開始回升向好，2013年以來延續這一溫和向好勢頭，但是基礎並不牢靠，如果政策調控力度拿捏失當，經濟增長則可能出現反複。但是，貨幣增速也不能高於14%，否則，通脹可能要卷土重來了。總之，我國貨幣政策要為經濟增長、價格改革和金融深化提供必要保證，既要“保增長”，又要“防通脹”，要掌握好平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快速增長，中央銀行提供了穩健的貨幣保證。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的“換擋期”，潛在經濟增速將逐步下降，經濟增長“重心”將逐步下移，M2增速也將逐步減少。但是，隨著我國資本存量規模進一步擴大，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也要發揮作用，貨幣需求還將進一步上升；而隨著我國金融深化和直接融資加快發展，貨幣在我國金融資產中比重又將下降。綜合考慮這些影響因素，展望未來，我國仍然需要繼續保持貨幣適度增長。
本文摘自《變革的時代》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經歷了巨大變化。後危機時代，中國自身經濟如何加快推進改革轉型；中美經濟、中歐經濟、中國與東盟10+3、TPP、TTIP、人民幣國際化、國際金融改革、中歐鐵路、海上絲綢之路等等，這一系列的關鍵詞背後蘊含著哪些經濟戰略；面對新一輪的全球經濟秩序調整，中國如何協調、影響並參與制定新全球經濟秩序與規則，如此等等，這些都是今天迫切需要思考與解決的問題。本書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徐洪才博士最近兩年跟蹤研究經濟問題的理論成果，書中一些成果曾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内參》上發表，其觀點對國家經濟政策制定產生了一定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