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分析美國、歐盟、日本、韓國和我國M/GDP比率變動的歷史數據，不難發現有以下特點。
第一，世界各國的M/GDP比率總體呈現上升趨勢。1990年美國的M2/GDP為0.57倍，2012年為0.67倍。1995年歐盟的M3/GDP為0.72倍，2012年為1.03倍。2003年日本的M3/GDP為2.06倍，2012年為2.41倍。1990年韓國的M2/GDP為0.77倍，2012年為1.44倍。1990年我國的M2/GDP為0.82倍，2012年為1.88倍。
第二，美國和歐盟的M/GDP比率總體保持在較低水平，近年來隨著持續實施寬松貨幣政策，該比率也出現了較快上升勢頭。2007年，美國的M2/GDP為0.53倍。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該比率加快上升，到2012年底上升了26.4%。2007年，歐盟的M3/GDP為0.97倍。2008年金融危機特別是歐債危機之後，素以穩健著稱的歐洲央行（ECB）被迫放松貨幣，致使該比率上升了10.8%。
第三，M/GDP比率持續上升是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本形成或資本存量快速增長時期的普遍現象，歐美和亞太地區國家都曾經歷這一歷史階段。除了中國，目前世界上貨幣與收入比率較高的國家還有德國、奧地利、荷蘭、日本，該比率分別為1.8、1.86、2.32、2.41。日本是大國中比率最高的國家。最近10年，日本M3/GDP快速上升，卻出現了長期的通貨緊縮。類似國家還有韓國，在M2/GDP比率上升過程中，韓國CPI反而震蕩下行。事實上，很多國家進入工業化過程後都經歷了貨幣與收入比率迅速增長時期，即使工業化基本完成以後，該比率仍然居高不下。韓國在1970年該比率僅為0.27，2009年則高達1.47。近年來有所回落，但仍然保持在1.44倍的高位。
由上可知：目前我國貨幣“超發”的說法依據不足。各國經濟處在不同發展階段，金融體系發達程度參差不齊，貨幣與收入之比自然會有很大差異。加之，各國衡量貨幣指標不一，有的用M2，有的用M3，而且具體内涵也有較大差別。因此，將該指標做靜態橫向比較，其合理性就大打了折扣。理論上講，貨幣供應量是全社會的貨幣“存量”，是某一時點承擔流通和支付手段功能的金融工具總和。相比之下，GDP是“流量”或“增量”，將貨幣“存量”與收入或財富“增量”做比較，科學性似乎也不夠。因為貨幣不僅要滿足全社會當期“新增”財富的交易需求，也要滿足“存量”財富的交易需求，這是第一。第二，“存量”財富中到底有多少要進入市場交易，恐怕也難以精確計量。第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金融資產轉換成為現金難易程度不同。比如，現金可轉換程度可視為100%，即1；那麼，定期存款轉換程度也許只有0.9，而普通股股票轉換程度可能只有0.8。因此，對貨幣的科學計量就應綜合考慮不同金融資產可轉換成現金的難易程度。
即：Md =∑ni=1WiAi=W1A1+W2A2+ …… + WnAn
其中，Md為貨幣需求，Wi為資產Ai的“轉換系數”，反映該資產可轉換成現金難易程度，Wi∈\[0,1\]，n為正整數。但是，有關Wi的設定，目前國際學術界並沒有統一標準。這方面，也許我們可以借鑒歷次《巴塞爾協議》對風險資產設置權重的做法。但是，依據過去有限經驗對不同國家不同金融資產設置統一“轉換系數”的做法，可能是一次科學上的冒險。這裡，貨幣Md是一個“合成”值。它不僅忽略了利率影響，還忽略了微觀主體對不同金融資產風險與收益偏好等因素影響
凱恩斯主義在劍橋數量方程基礎上引進利率變量，進而從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均衡角度探讨了貨幣與收入的關系，代表性理論就是IS—LM模型。弗裡德曼的貨幣需求方程為：Md/ P =f（Yp, W; rm, rb, re, 1/P·dp/dt; μ），公式左邊Md/P，表示貨幣實際需求量，右邊是決定貨幣需求的各種因素：一是恒久性收入Yp和財富結構W；二是各種資產預期收益：rm, rb, re, 1/P·dp/dt，其中：rm代表存款利率，rb代表債券利率，re代表股權收益率；三是隨機變量μ，包括社會富裕程度，取得信貸難易程度，社會支付體系狀況等。，因此，這個貨幣方程式仍然是理論上的抽象，仍然難以精確地計量經濟活動對貨幣的真實需求。只有科學界定貨幣的複雜結構，才能對貨幣供應量是否合理做出科學判斷，顯然這是本文難以完成的任務。
也許正是基於貨幣供應量難以準確計量這個原因，現在發達國家中央銀行基本都放棄了將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而是通過調控金融市場“價格”信號，即利率水平，進而影響微觀市場主體的投資和融資行為，來實現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當然，目前我國利率市場化化尚處於初期階段，在較長時間裡廣義貨幣供應量可能仍然是貨幣政策關註的重要中介指標。
本文摘自《變革的時代》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經歷了巨大變化。後危機時代，中國自身經濟如何加快推進改革轉型；中美經濟、中歐經濟、中國與東盟10+3、TPP、TTIP、人民幣國際化、國際金融改革、中歐鐵路、海上絲綢之路等等，這一系列的關鍵詞背後蘊含著哪些經濟戰略；面對新一輪的全球經濟秩序調整，中國如何協調、影響並參與制定新全球經濟秩序與規則，如此等等，這些都是今天迫切需要思考與解決的問題。本書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徐洪才博士最近兩年跟蹤研究經濟問題的理論成果，書中一些成果曾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内參》上發表，其觀點對國家經濟政策制定產生了一定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