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美兩國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我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目前仍處在農村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對中央銀行貨幣投放存在較大現實需求。1990—2012年，我國名義GDP累計增長了27.8倍，而M2增長了63.7倍，貨幣增速高出經濟增速1倍多。這是我國經濟逐漸“市場化”和生產要素逐漸“貨幣化”的具體表現，在一定程度上，M2/GDP比率階段性升高也是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發揮作用的結果。在經濟起飛階段，由於資產形成增速超過了名義GDP增速，1992—2012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平均累計同比增長了23.5%，超過了GDP增速一倍以上，導致經濟體内資本存量與GDP之比上升，促使全社會資本週轉速度下降，導致貨幣週轉速度下降，迫使中央銀行增加投放貨幣，最終導致M2/GDP比率上升。可以說，只要我國資本形成增速繼續高於GDP名義增速，M2/GDP比率就會繼續保持較高水平。
其次，中美兩國資本市場發達程度不同。我國資本市場不發達，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被迫把錢存進銀行；而美國擁有發達的資本市場，老百姓有多樣性的金融投資選擇，擁有貨幣的各種“替代”手段。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與金融資產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了，兩者轉換起來十分容易。考慮到美國現有金融資產大約67萬億美元，包括銀行存款、股票、債券等基礎金融資產（為避免重複計算，把共同基金和金融衍生產品除外），這個數字約為美國GDP的4.2倍；這意味著，在美國1塊錢產出需要4.2塊錢金融資產與之匹配，但其中貨幣占比卻很少。我國目前大約有160萬億元的金融資產，約為GDP的3倍；就是說，在我國1塊錢產出需要3塊錢金融資產匹配，但其中貨幣占比卻很高。
再次，美國金融創新加快了貨幣流通速度，減少了貨幣需求。一般而言，貨幣用於債權債務支付活動，並要滿足經濟活動主體對貨幣的各種需求，包括交易、投機和預防需求等。同時，市場流通中貨幣經過商業銀行的“貨幣創造”，已經遠大於中央銀行投放的基礎貨幣。貨幣主要體現為銀行存款，也是一種金融資產，與債券、股票等並無二致，儲戶把錢存在銀行也要追求投資回報。銀行存款的回報就是銀行支付給儲戶的利息，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實際利率低於名義利率，有時還為負值，嚴重侵蝕了儲戶利益。因此，貨幣“逃離”銀行體系是個趨勢。這一趨勢發端於20世紀60年代初花旗銀行發明的大額可轉讓存單（CDs），是銀行融資證券化的開始。70年代中期，美林投資銀行發明了按揭貸款證券化（MBS），首開資產證券化的先河。進入21世紀以後，資產證券化浪潮迅猛發展，雖然經受了2008年金融危機重創，現在美國金融體系中仍然有著重要地位。
過去10多年間，隨著資產證券化蓬勃發展，美國商業銀行業務運營模式發生了巨大轉型，由過去的“購買—持有”模式轉變為“發起—分銷”模式。銀行在貸款發放後，不在資產負債表上持有到期，而是採取出售、證券化、購買信用衍生產品等方式，把貸款信用風險由“表内”轉移到“表外”。通過這一操作，美國商業銀行在6至9個月内就可以實現貸款銷售，為發放新貸款提供資金來源，因此加快了資金週轉。在該模式下，商業銀行大量收入來自貸款服務費、預支利息、托管交易費、提前還貸罰款等貸款服務收入和手續費收入。因此，銀行的非利息收入上升，利息收入相對下降。這種新的業務模式在理論和實踐中都被認為能夠擴大銀行收入來源，為銀行節約資本，幫助銀行分散風險。然而，美國次貸危機也暴露了這種新模式在激勵、透明度、風險管理等方面的缺陷。無論如何，這種模式事實上顯著減少了美國銀行體系中的貨幣存量，這些金融創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替代”銀行創造貨幣的作用。
本文摘自《變革的時代》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經歷了巨大變化。後危機時代，中國自身經濟如何加快推進改革轉型；中美經濟、中歐經濟、中國與東盟10+3、TPP、TTIP、人民幣國際化、國際金融改革、中歐鐵路、海上絲綢之路等等，這一系列的關鍵詞背後蘊含著哪些經濟戰略；面對新一輪的全球經濟秩序調整，中國如何協調、影響並參與制定新全球經濟秩序與規則，如此等等，這些都是今天迫切需要思考與解決的問題。本書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徐洪才博士最近兩年跟蹤研究經濟問題的理論成果，書中一些成果曾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内參》上發表，其觀點對國家經濟政策制定產生了一定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