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數據顯示，中國經濟進入了傷停補時階段，近期很多指標得分都是近10年來的最低值，但這僅僅是表象，深層次的原因應該是中國經濟在自身演進過程中呈現出明顯的三重斷裂帶。按照現在廣為流傳並逐漸形成一致的“三期疊加”（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預期來判斷，傳統的增長動力已經逐漸喪失，而新的增長點的有效形成還需要時間。在完成動力的切換之前，可能就是經濟的不斷下滑以及風險因素逐漸釋放帶來的不穩定。2014年或許是驚險的一年。
第一重斷裂帶位於GDP（國内生產總值）錦標賽與改革錦標賽之間。傳統的GDP錦標賽的能量級明顯下降。這一方面是因為高企的地方政府負債和略顯緊繃的貨幣政策，但更重要的原因，特別是短期面上的原因，是官員績效考核機制在一定程度上的調整。目前全力展開的反腐行動，以及對新興基建項目的抑制，都是十分必要和緊迫的，但其對經濟增長的短期壓制作用也正在顯現。
另一方面，毫無疑問，新一輪的放權改革必將激發民間資本的活力。但就目前的情形來看，這還需要一段時間。民間資本已經習慣在政府的強勢下生存，它們可能還沒有充分認識到自己可以發揮的功能的重大變化，仍然對政府報有期待。即便政府放權，它們暫時也不大會迅速拓展自己的空間，甚至在缺乏政府指導的情況下，可能一時間會無所適從。這從一些民企大佬近期的謹言慎行中可以窺見一斑。
這點也可以從以下現象中觀察到，例如在各種經濟論壇上唱主角的仍然主要是各部委的官員。就拿當下改革創新的飛地——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來說，各部委至少在形式上已經給出了包括金融開放在内的諸多承諾，但筆者聽到的來自金融機構和企業的最多的一個詞就是“等細則”。難以想象，本來應當是由商業機構主動發起的各種金融創新的嘗試以及各種新產品的發明，要等主管部門給出一條條明確的操作指引。
這就會出現一個明顯的推動力落差。原有模式下增長速度已經明顯減慢，而民營經濟活力暫時不能得到充分的釋放，結果就是經濟增速不斷下滑。
更重要的是，中期來看，新一輪國家和政府治理改革的三大標志性工作很快將全面展開。這包括但也不限於：第一，權力清單和負面清單，這將最終牢牢約束政府這只有形的手；第二，以透明預算和全口徑預算為核心的公共財政制度的確立，將把每一次重大項目的決策由暗箱搬到台面上；第三，推行新提任領導幹部有關事項公開制度試點，這本質上是一個以增量帶存量的中國式陽光法案的雛形，切勿低估它的嚴肅性和作用力。
再加上適當的網絡監督，這些應該就是所謂“制度的籠子”最堅固的部分。我們堅信上述改革會從根本上重新挖掘到中國成長的動力源泉，使民間資本在未來擁有更大的空間和舞台。但短期的抑制在所難免，也許這才是未來一段時間内經濟增長可能始終不會太給力的根本原因。
第二重斷裂帶位於改革錦標賽内部。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了令人興奮的宏大改革藍圖，打響了改革錦標賽的發令槍。改革就意味著變化，但我們也必須清醒認識到，改革是一個慢變量，而增長是一個快變量。不僅如此，改革本身也包含快變量和慢變量，關鍵是改革的各個元素在短期内能否形成有效配合。
例如行政體制改革可能是一個快改革，尤其是行政審批權的下放或者取消，而配套的民間資本進入的實質舉措則是慢改革；再如要素價格改革，其中提高水電煤的價格或者調整最低工資標準都可以是快改革，而配套的資源稅徵集反哺環保產業則是慢改革；有效降低宏觀稅負，推動產業鍊躍遷是慢改革，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提升則可能是更慢的改革；財稅體制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則是最慢的改革，這樣會形成一個内部不相銜接的錯層。在改革斷裂地帶，各種矛盾和風險會逐漸暴露出來。
幾輪壓力測試結果顯示，不論是經濟穩定性還是市場穩定性，都差強人意。金融變量的劇烈波動當然有利於改變原來一致的單向投賭預期，但也可能引發更多的不確定性。而那些較慢進行的各種相配套的改革只會使風險疊加，例如影子銀行的治理、地方融資平台的治理，這顯然都是慢改革，總量貨幣政策的簡單緊縮式調整或者市場化都無法達到這些結構主導的精細化、差異化管理要求，因而劣幣驅逐良幣、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制度套利這些難題都無法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所以各種改革進程速度不一，特別是金融改革的單兵突進，可能帶來意外情況，而各種各樣改革的風險最終可能引發金融危機。
特別是一直被外界所诟病的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實際上化解過高債務槓桿問題的措施裡涉及很多的慢改革，例如預算透明化以後的市政債的發行改革，地方和中央事權和財權的重新分配，國有資產的變現，混合所有制的實現，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形成足夠量級的離岸人民幣資產池等。
第三重斷裂帶則來自全球化進程的阻斷。其本質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傳統發達經濟體的局部退出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拒絕上位。考慮到目前中國經濟的體量和對外依存度，這是直接制約中國出口增長的關鍵因素。
2008年金融危機改變了很多事情，危機爆發之前全球化的邏輯很簡單，整個世界分為三大格局——消費國（美國是典型代表，印鈔票，花錢買東西），生產國（以中國為代表）和資源國（中東地區的石油國，還包括金磚國家裡的巴西、俄羅斯，提供大量的大宗產品）——通過現有的以美元為主體的儲備體系相連接。生產型和資源型經濟體完成原始的資本和產能的積累，發達經濟體刺激虛擬經濟體系，帶來空前繁榮和消費主義的狂歡。整個世界就是按照這樣大循環模式運轉的。
這樣一種結構最終在2008年次貸危機中轟然坍塌，危機一波一波襲來，首先是美國的金融體系危機（銀行和居民資產負債表），然後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國家資產負債表），進而變為貨幣體系危機，全球經濟隨之進入長期的消沉期。
更麻煩的是，危機爆發後，傳統的大循環結構被阻斷了。它反映出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同發達經濟體之間依存關系的局部破裂。通過無限量的貨幣投放，發達經濟體貌似喘過氣來。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增速已相對收斂，原來形成的消費國、資源國和生產國之間的固定格局可能已經被打破。以前主要是由消費國釋放貨幣驅動消費，然後由資源國提供大宗產品，生產國開足馬力加大產能，而今這樣一種格局可能已經有了明顯的裂縫。特別是當最大的消費國美國試圖通過再工業化和能源革命，再次成為生產國和半個資源國的時候，它就變成了自給自足的三位一體的結構，所以對資源國的很多需求都在下降，這是全球貿易不振的核心原因。整個全球大循環的邏輯鍊條，可能就此被切斷。可以觀察到，“覺醒了”的發達經濟體正在通過新一代貿易規則來構建自我循環的經濟體系，力圖把新興經濟體再次驅趕到全球化食物鍊的底端或者權力分享的蠻荒地帶。
當下中國經濟已經進入GDP錦標賽動力的喪失期，全球化紅利暫緩釋放，中國經濟當下的情況空前複雜，具有極大的挑戰性。特別是在今年這樣一個外圍流動性可能發生急劇變化的環境下，不能排除一些系統性風險的集中爆發，這包括二三線房地產價格泡沫的自我破滅、地方融資平台的違約風險，以及金融體系包括主流銀行系統的壞賬損失。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國企的債務問題，盡管中國政府擁有超過35萬億元的淨資產，但如何巧妙轉移過高的地方政府槓桿，完成從地方到中央，從政府到居民，從國内到國外的轉移，用成本低廉的負債去匹配地方政府那些缺乏流動性的長期資產絕對是一個重大挑戰，這也是海外投資者高度懷疑中國短期投資前景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三線城市的房地產是分水嶺，去年經濟狀況之所以還可以，就是因為地產投資發展得還不錯，但今年就要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我們認為寄希望於一次性出清的理想化方案，來冷啟動中國經濟的增長和改革是非常不現實的。因為在系統性風險爆發、全球經濟激烈博弈和資本高速流動的大環境下，大型且另類的經濟體幾乎不可能有喘息的機會。中國需要制定合適的策略，沖出人均GDP6500~13000美元這個中等收入的陷阱，又要避免出現颠覆性的錯誤。怎麼辦呢？
民間資本還沒有釋放出充分的活力，那麼第一條解決路徑就是要政府發揮更好的作用，這同“讓市場起決定作用”一樣不可偏廢。這意味著政府必須在戰略規劃、政策引導和公共產品提供方面發揮重大作用，而且要學會與市場及時溝通、良性互動。
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即將展開，這是中國沖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五年，採取什麼樣的策略進行突破至關重要，明確的規劃將給出民間資本行動的清晰指南。在增長動力方面，在主體功能區規劃清晰的前提下，考慮把3000多個縣級行政單位參與的全員GDP錦標賽，升級為20~30個城市群之間的錦標賽，在重點建設區域，甚至可以考慮升級成立一批直轄城市群，重塑扁平而有效的中央地方關系，既能保障地方的活力釋放，也能強化中央的有效指導。
切勿浪費這一次高規格的京津冀一體化的頂層設計機會，用大都市圈統一管理模式優化佈局整體的人口、產能、基礎設施、環境、公共服務和生活，這將有力地引導新型城鎮化的進展。
最近一些穩增長的行動正在展開。例如在中央層面，鐵路總公司調整了今年鐵路建設目標，新開工項目由44項增加到48項，全國鐵路固定資產投資由7000億元增加到7200億元，新線投產裡程由6600公裡增加到至少7000公裡。地方上，近期宣佈的15個省區市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總計18萬億元，投資方向集中在交通、能源、水利、環保、民生等領域。也可以考慮啟動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例如國土治理、水資源保護和跨流域污染治理。關鍵是要推出有效投資，把握投資方向。我們不需要妖魔化中國的投資，在一個人均資本存量遠遠低於歐美國家的現實情況下，進行有效的投資才是王道。有效的投資能大量釋放民生需求，短期内經濟不至於下滑過快，這一點非常重要。而這些基礎設施的儲備將為改革紅利最終釋放引發的新一輪週期做好鋪墊。
第二條解決路徑在於讓快變量刺激慢變量提速，盡快在各個重要改革領域形成重大標志性的突破，相互呼應。改革大致可以歸類為：第一，提升效率的政府改革和自貿區改革；第二，增加供給的要素價格改革；第三，增加需求的改革；第四，調整金融改革中利率匯率市場化的改革。這些改革必須相互協調，發揮合力。
具體到推進措施上，例如在國企改革方面，一定要在前十大國企中挑選一兩家，真正實現混合所有制，從股權比例、人事安排、激勵機制等方面做出全面的真正市場化的安排。目前中國國企總資產近84萬億元，約占實業資本的44%，但3900萬在職員工的收入僅占27%。而且這些國企的淨資產收益率僅為5.9%，遠遠低於全社會企業的10.4%，如果能夠通過改革拉平國企和民資的利潤水平，GDP就會獲得額外的2個百分點的增長，這就是改革的紅利！所以說混合所有制是真正的風口。把資本化出售所得的真金白銀交給全國社保基金，充實社會安全網，會讓改革無後顧之憂。
再如財稅體制方面，必須抓住預算法三審契機，全面推動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編制和全口徑的預算公開，並在此前提下允許地方政府獨立舉債，用長期和低成本的市政債券替換目前性價比極差又不透明的影子銀行融資手段，實現資產與負債的全面匹配。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在鐵路、港口等交通基礎設施，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重大水電、風電、光伏發電等清潔能源工程，油氣管網及儲氣設施、現代煤化工和石化產業基地等方面，首批推出80個符合規劃佈局要求、有利於轉型升級的示範項目，面向社會公開招標，鼓勵和吸引社會資本以合資、獨資、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建設營運。下一步將擴大油氣勘查、公用事業、水利、機場等領域向社會資本開放的程度。政府通過要素價格的調整，吸引民資進入到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來。此外政府還要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大幅減免中小企業稅費，加大科技投入的稅收抵扣，刺激民間投資的活力。
又如在戶籍制度改革方面，今年年内不妨徹底放開中等規模城市戶籍，在東部發達地區率先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其中提供適當的居住公共服務尤其重要，國家開發銀行近期宣佈加快住宅金融事業部的組建，並將實行單獨核算，採取市場化方式發行住宅金融專項債券，向郵儲等金融機構和其他投資者籌資，鼓勵商業銀行、社保基金、保險機構等積極參與，支持棚改及城市基礎設施等相關工程建設。
不斷改革這些核心領域，其成就會為市場建立足夠的信心，在這個年代信心比黃金更重要。筆者相信上述領域内的重大成功範例會全面提振全球對中國改革的信心和整個資本市場的樂觀情緒。
第三條解決路徑是以中國為主建立自己的内循環或者小循環。目前中國在對外交往方面，同“二戰”剛結束時美國面臨的環境和機遇窗口是類似的。當時美國擁有全球最多的黃金儲備，占當時西方世界黃金儲備的48.5%，為法意德英日的4.5倍。目前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的3.8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當時美國擁有全球最大的工業產能，“二戰”中美國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至1948年，美國工業已占世界總產量的53.4%，占世界出口總值的32.4%。中國現在存在普遍的產能過剩。根據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今年計劃淘汰落後產能，目標任務：鋼鐵2700萬噸、水泥4200萬噸、平闆玻璃3500萬標準箱等。
中國完全可以通過不斷擴大内陸沿邊、開放外部沿海和遠程綠地投資，來形成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其中的抓手部分是推出一批重大支撐項目，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拓展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新空間。在走出危機的過程中，基礎設施投資被視為拉動世界經濟複蘇和增長的有效手段。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居多的亞洲，正處在工業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階段，對能源、通信、交通等基礎設施需求很大，但這些需求面臨著資金約束。僅從城市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口徑來看，每年亞洲的建設資金缺口大約有600多億美元。在2013年10月初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會上，國家領導人就曾多次表示，中國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向包括東盟國家在内的本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
與此同時，在更加宏觀的層面，中國應當全力推動各種規格的自貿協定談判。目前中國正在建設18個自貿區，涉及31個國家和地區，已簽署12個自貿協定，6個自貿協定正在談判中。此外在多邊方向上，中國還應積極推動服務貿易協定、政府採購協定、信息技術協定等的談判，加快環保、電子商務等新議題談判，主動回應並參與新一代高標準自貿區規則談判，推進中美、中歐投資協定談判，不斷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實現與各國的互利共贏，最終形成對外開放與改革發展良性互動格局。
這也是一場大考，在“走出去”戰略和高規格自貿協議博弈中提升中國企業和資本的競争力非常重要。應推進對外投資管理方式改革，以備案制為主，大幅下放審批權限。健全金融、法律、領事等服務保障，規範“走出去”的秩序，促進產品出口、工程承包與勞務合作。特別是依靠民間資本的力量和效率，讓他們更多地扮演一般合夥人角色，避免傳統國企投資“内戰内行，外戰外行”的尴尬局面以及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也可以同步實現混合所有制，這也是深化改革的一種具體體現。
所以中國應該更積極地行動起來，考慮在維持和穩定原來的大循環，即傳統的資源國、消費國、生產國的格局基本不變的情況下，同地緣上接近、產業鍊可以協同的新興經濟體和部分發達經濟體之間形成小循環。也就是形成以中國為核心的週邊國—資源國—科技國—品牌國的新動力格局，構造對外交往的全新利益格局，突破原來的三個格局的牢籠以及美元枷鎖，打破以中國制造、美國消費為主的循環圈，從輸出廉價的中國制造升級到輸出工程、服務、產能、投資和資本。在貿易、工程、物流、投資方面拓展自己的發展空間的同時，大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經之路就是貿易人民幣、金磚人民幣、馬歇爾人民幣、石油人民幣、歐洲（離岸）人民幣和地緣安全人民幣。全力加入日益白熱化的全球貨幣競争，獲取自己應得的地位和話語權。
本文摘自《改革錦標賽與市場新動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掀起了中國改革的新篇章，框定了未來10年中國的發展格局。財稅、金融、土地、戶籍、國企改革等各大領域改革全面鋪開，各級政府從過往的“GDP錦標賽”轉向“改革錦標賽”。在強有力的體系和意志推動下，這將徹底改變以往改革推不動的局面，激活改革基因，形成更強的改革合力。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博士以其生動的文字和獨特的視角，全方位解讀了財稅體制改革、金融改革、資源要素價格改革、土地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國資國企改革等六大領域的改革，分析了這股巨大的改革驅動力將對宏觀經濟、資本市場走勢產生怎樣的影響，並在此基礎上預測了未來各個領域的投資新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