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人:現在很多學者也在呼籲,說中國的改革需要頂層設計。您對這個頂層設計是怎麼理解的?這跟您說的來自領導力的理念是一致的嗎?
張維迎:不太一樣。我理解現在好多人說的頂層設計是指,我們有一個統一設計的改革方案,有一個宏偉的藍圖。我覺得這從歷史上看不是很現實,歷史上好多成功的改革,都不是靠那種所謂的頂層設計。
訪談人:為什麼?
張維迎:因為你的信息是不全的,生活總是在調整,而且好多信息,包括好多制度的信息來自基層,來自老百姓。最上層的人怎麼能夠知道每一個人在想什麼,需要什麼?這是不可能的,正因為這樣我們才需要市場經濟。另外,人的觀念變革需要一點兒時間。如果你一開始就把所有事情都跟大家講明白,那好多人反倒被吓住了,改革就沒辦法往前走了。我在很早之前舉了一個例子,像媽媽帶著孩子到姥姥家。孩子走一會兒路累得不行說不走了,他媽媽說很快就到了,其實還很遠呢。如果你一開始就告訴孩子說一共20裡現在才走了10裡,小孩肯定坐在那兒不走了,永遠到不了外婆家。但是他媽媽告訴他快到了,一會兒就到了,那麼慢慢地小孩真的有這個勇氣逐步走下去。這兩個原因就是說,如果把頂層設計理解成從上到下整體的改革方案,我覺得是不現實的,不可行的。但是,如果領導人有一個很好的正確的理念,又非常有責任心、使命感,同時又有那種魄力,敢冒風險推動這些事,下面人看到了大方向,每一個人就會去創造。我們回過頭講,20世紀80年代深圳、廣東的改革,那不是中央設計出來的,鄧小平也看不到深圳的發展、廣東的發展會那麼快。但是有一點鄧小平很清楚,中國各地不一樣,應該給地方更多權力。廣東、福建是沿海地區,在海外有很多華僑,所以它們可以利用這個優勢發展自己。這就是個理念。當時最早是習仲勳,後來像任仲夷這些人在廣東主政的時候,做出好多創新。中央好多部門對這些創新是反對的,中央每一個部門發的文件都說廣東、福建不能例外,那怎麼做?就靠鄧小平等人的支持。他們的很多做法跟很多現行規則並不是很相符,但是符合鄧小平改革的精神,他們就去做。有時候他們也會受批評,任仲夷好幾次被召回北京到中紀委開會,讓他做檢查,上綱上線,調子定得很高,比如什麼階級鬥争的新動向,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有一次任仲夷做完檢查後擔心回去把挨的批評告訴廣東當地的幹部,大家可能就沒有信心了。於是他找胡耀邦問回去以後怎麼傳達這個精神。胡耀邦說:你看著辦,你想怎麼傳達就怎麼傳達。這就是個理念。任何改革都會觸動人的利益,都會有人反對,關鍵是你有沒有改革的理念。我們現在很多改革聽起來很複雜,其實真的沒那麼複雜。
訪談人:如果我們總結一下改革的路徑,您心目中的路徑,肯定不是剛才我們所讨論的頂層設計這種自上而下設計出來的路徑。那麼,改革的路徑在您看來應該是什麼樣的?
張維迎:中國的改革上邊要有領導力和理念,下邊要給普通老百姓積極性和創造性,給他們自由。好多改革都是最初地方提出,最後上面的領導接納了,承認了。我們坐在辦公室的人,怎麼可能知道每一個地方具體應該採取什麼措施呢?所以包產到戶、承包制,還有後來的股份制等一系列的改革,都是從地方做起的。但是,如果上邊沒有這種理念,地方也沒法做,做了他馬上給你槍斃掉,你也不會做。但是如果下邊做了,能得到上面的默許,你就可以往前走。像20世紀80年代,應該說好多地方幹部是競争性地改革,比賽誰在改革。那時候不改革的地方政府只能抱怨,而抱怨得不到什麼好處,最後慢慢都轉向了改革。鄉鎮企業的發展從沿海開始。内地像西北、東北這些地方都是很保守的,成天到中央抱怨,最後有什麼用?沒用了,所以90年代開始它們也奮起直追,重視發展私人企業,發展鄉鎮企業。
本文摘自《思想市場驅動中國變革》
這兩年,中國改革風起雲湧,重啟改革、全面改革的呼聲一波高過一波。但是,改革怎樣才能成功呢?在《改革新啟蒙》一書中,張維迎教授堅信,中國的未來取決於理念和領導力。他認為,沒有好的、正確的理念,以及強有力的領導力,中國的未來就會問題重重。
自出版《什麼改變中國》之後,時隔兩年,張維迎教授再次系統談論中國的改革和未來。在《改革新啟蒙》中,作者針對當下中國嚴峻的現實,以及全面重啟改革的迫切性,從理念的力量、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國企改革、民主和法治建設四個方面闡述了自己觀點。
借新書《改革新啟蒙》,作者呼籲中國需要更多的思想碰撞和激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