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人：現在很多學者也在呼籲，說中國的改革需要頂層設計。您對這個頂層設計是怎麼理解的？這跟您說的來自領導力的理念是一致的嗎？
張維迎：不太一樣。我理解現在好多人說的頂層設計是指，我們有一個統一設計的改革方案，有一個宏偉的藍圖。我覺得這從歷史上看不是很現實，歷史上好多成功的改革，都不是靠那種所謂的頂層設計。
訪談人：為什麼？
張維迎：因為你的信息是不全的，生活總是在調整，而且好多信息，包括好多制度的信息來自基層，來自老百姓。最上層的人怎麼能夠知道每一個人在想什麼，需要什麼？這是不可能的，正因為這樣我們才需要市場經濟。另外，人的觀念變革需要一點兒時間。如果你一開始就把所有事情都跟大家講明白，那好多人反倒被吓住了，改革就沒辦法往前走了。我在很早之前舉了一個例子，像媽媽帶著孩子到姥姥家。孩子走一會兒路累得不行說不走了，他媽媽說很快就到了，其實還很遠呢。如果你一開始就告訴孩子說一共20裡現在才走了10裡，小孩肯定坐在那兒不走了，永遠到不了外婆家。但是他媽媽告訴他快到了，一會兒就到了，那麼慢慢地小孩真的有這個勇氣逐步走下去。這兩個原因就是說，如果把頂層設計理解成從上到下整體的改革方案，我覺得是不現實的，不可行的。但是，如果領導人有一個很好的正確的理念，又非常有責任心、使命感，同時又有那種魄力，敢冒風險推動這些事，下面人看到了大方向，每一個人就會去創造。我們回過頭講，20世紀80年代深圳、廣東的改革，那不是中央設計出來的，鄧小平也看不到深圳的發展、廣東的發展會那麼快。但是有一點鄧小平很清楚，中國各地不一樣，應該給地方更多權力。廣東、福建是沿海地區，在海外有很多華僑，所以它們可以利用這個優勢發展自己。這就是個理念。當時最早是習仲勳，後來像任仲夷這些人在廣東主政的時候，做出好多創新。中央好多部門對這些創新是反對的，中央每一個部門發的文件都說廣東、福建不能例外，那怎麼做？就靠鄧小平等人的支持。他們的很多做法跟很多現行規則並不是很相符，但是符合鄧小平改革的精神，他們就去做。有時候他們也會受批評，任仲夷好幾次被召回北京到中紀委開會，讓他做檢查，上綱上線，調子定得很高，比如什麼階級鬥争的新動向，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有一次任仲夷做完檢查後擔心回去把挨的批評告訴廣東當地的幹部，大家可能就沒有信心了。於是他找胡耀邦問回去以後怎麼傳達這個精神。胡耀邦說：你看著辦，你想怎麼傳達就怎麼傳達。這就是個理念。任何改革都會觸動人的利益，都會有人反對，關鍵是你有沒有改革的理念。我們現在很多改革聽起來很複雜，其實真的沒那麼複雜。
訪談人：如果我們總結一下改革的路徑，您心目中的路徑，肯定不是剛才我們所讨論的頂層設計這種自上而下設計出來的路徑。那麼，改革的路徑在您看來應該是什麼樣的？
張維迎：中國的改革上邊要有領導力和理念，下邊要給普通老百姓積極性和創造性，給他們自由。好多改革都是最初地方提出，最後上面的領導接納了，承認了。我們坐在辦公室的人，怎麼可能知道每一個地方具體應該採取什麼措施呢？所以包產到戶、承包制，還有後來的股份制等一系列的改革，都是從地方做起的。但是，如果上邊沒有這種理念，地方也沒法做，做了他馬上給你槍斃掉，你也不會做。但是如果下邊做了，能得到上面的默許，你就可以往前走。像20世紀80年代，應該說好多地方幹部是競争性地改革，比賽誰在改革。那時候不改革的地方政府只能抱怨，而抱怨得不到什麼好處，最後慢慢都轉向了改革。鄉鎮企業的發展從沿海開始。内地像西北、東北這些地方都是很保守的，成天到中央抱怨，最後有什麼用？沒用了，所以90年代開始它們也奮起直追，重視發展私人企業，發展鄉鎮企業。
本文摘自《思想市場驅動中國變革》
這兩年，中國改革風起雲湧，重啟改革、全面改革的呼聲一波高過一波。但是，改革怎樣才能成功呢？在《改革新啟蒙》一書中，張維迎教授堅信，中國的未來取決於理念和領導力。他認為，沒有好的、正確的理念，以及強有力的領導力，中國的未來就會問題重重。
自出版《什麼改變中國》之後，時隔兩年，張維迎教授再次系統談論中國的改革和未來。在《改革新啟蒙》中，作者針對當下中國嚴峻的現實，以及全面重啟改革的迫切性，從理念的力量、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國企改革、民主和法治建設四個方面闡述了自己觀點。
借新書《改革新啟蒙》，作者呼籲中國需要更多的思想碰撞和激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