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時代》（New Times）的一封公開信裡，我的四位蘇聯同行發表了對我的善意的抨擊。我欣賞他們所做的努力，我更欣賞他們如此坦誠直率地表達了他們的觀點。只有當一個人盡力地去全面了解了他的對手的想法、動機、理解方式，以至於他能夠用自己的觀點（此處英文為his eyes（他的眼睛）。——譯者。）看清世界時，他才有可能在人與人的事務中表現得明智。所有本意善良的人們都應盡可能地為增進這種相互的了解做出貢獻。正是出於這種精神，我懇請我的俄國同行和其他讀者接受我對於他們來信的如下答複。這是一個急切地努力尋找可行解決辦法的人的答複。他並不幻想他自己知道了“真理本身”或“正確的道路”。倘若在下文中我表述自己的觀點有些武斷，那麼我那樣做也僅僅是為了清晰、簡潔的目的。
盡管你們的來信，主要地看起來是針對非社會主義的別國，尤其是對美國的攻擊，但我相信，在進攻性陣地後面存在著防禦性的精神態度，那不是別的，正是走向無限的孤立主義的趨勢。這種向著孤立主義的逃離是不難理解的，只要你認識到了蘇聯在過去30年裡在別國手中所遭受到的一切——德國入侵時對平民有計劃的大屠殺，内戰時期外國的幹預，西方媒介系統的诽謗運動，對希特勒作為攻打蘇聯的聯盟工具的扶持。但是，不管這種孤立的願望是多麼的可以理解，它對俄國乃至所有其他國家都有著巨大的災難性。這一點我將在後面詳細闡述。
你們攻擊我的主要目標集中在我對於“世界政府”的支持。我將會讨論這個重要的問題，但首先我想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敵對說幾句話。因為看起來你們對於這種敵對的重大意義的態度，完全決定了你們對於國際問題的觀點。如果客觀地考慮社會-經濟問題的話，情況是這樣：技術的發展使得經濟機構不斷集中。也正是這種發展使得在所有廣泛工業化的國家裡，經濟實力開始集中在相對少數人的手裡。在資本主義國家裡，這些人不需要就他們的行為對廣大民衆負責，但在社會主義國家裡，他們必須向民衆負責，因為在那裡，他們正如行使政治權力的人們一樣，都是民衆的公仆。
我贊成你們的觀點，即社會主義經濟擁有的優點完全可以平衡其缺陷，只要這種管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達到適當的標準。毫無疑問，終有一天所有的國家（只要那些國家依舊存在）將會感激蘇聯第一次排除了巨大的困難，以有力的行動展示了計劃經濟的實際可行性。我也認為資本主義，或者我們應該說自由企業制度，將不能夠應付失業的問題，而這又由於技術的進步而變成一個長期的問題，而且不能夠在生產能力和民衆購買力之間維持一個合理的平衡。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把所有社會的、政治的罪惡歸咎於資本主義，並且錯誤地假定社會主義的建立恰好能夠治愈人類所有社會的、政治的痼疾。這種信念的危險首先在於它實際上鼓勵了所有“忠實信徒”的狂熱的不寬容性，它把一種可能的社會方式變成了一種像教會一樣的東西，把所有不屬於它的人視為反叛者或肮髒的罪人。一旦達到這一步，理解那些“非忠實信徒”的信念和行為的能力便消失殆盡了。我確信，你們從歷史中知道這種頑固堅持一類信念的做法使人類遭受了多麼大的不必要的痛苦。
任何政府，只要它自身攜有蛻化為專制暴政的趨勢，它本身就是罪惡。然而，除了極少數無政府主義者以外，我們所有的人都認為，沒有政府，文明社會也就不複存在。在健全的國家裡，在民衆的意願和政府的意願之間存在著一種動態平衡，它能阻止政府蛻化為專制暴政。顯然，當一個國家裡，政府不僅對軍事力量擁有權威，而且對教育與信息渠道及每一個公民的經濟存在擁有權威時，這種蛻化的危險就更加嚴重。我說這些僅僅是想表明，不能把社會主義當成所有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而只能看作是能夠容納這種解決方法的一個框架。
在你們的信裡表述的普遍態度中，最令我驚詫的是以下的方面：你們在經濟領域是如此熱烈的反對無政府狀態，同時你們又是如此熱烈的無政府狀態的贊同者，比如，在國際政治領域的無限制的主權問題上。對於你們來講，縮減各個獨立國家的主權的建議本身是該受譴責的，因為它是對天賦權利的一種侵犯。而且你們努力去證明，在縮減主權的想法背後，美國隐藏了不通過戰争便對世界其他國家實施經濟統治和剝削的企圖。你們以極大的熱情分析了這個政府自上次戰争以後的某些行為，試圖證實這個暗藏的意圖。你們試圖表明，聯合國大會不過是由美國乃至美國資本家所操縱的傀儡。
這些論點給我的印象如同一種神話，它們是不能說服人的。但是，它們使我們兩國知識分子深刻的疏遠變得明顯，這種疏遠是令人惋惜的，是人為隔離的結果。如果個人間自由的意見交換成為可能，並得到鼓勵的話，那麼知識分子，或許比別的人更能夠幫助在兩國及他們的問題間建立相互理解的氛圍。這種氛圍是政治合作有成效的進展所必需的先決條件。然而，既然我們暫時只能依賴於這種麻煩的“公開信”的形式，我想簡潔地表明我對於你們的論點的反應。
沒有人想否認經濟寡頭的統治對我們公衆生活的所有部門的影響力。然而，這種影響力也不應被高估。盡管有這些強大集團的絕望的反對，富蘭克林R26;德拉諾R26;羅斯福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美國第32屆總統（1933－1945），民主黨人。——譯者。依然當選為總統，而且還當選過三次，並且這是在不得不做出有重大影響的決策的時刻發生的。
關於戰後美國政府的政策，我不願意，也不能，更無資格去對之進行辯護或解釋。但不能否認，美國政府對於原子武器的建議至少表明了朝向建立超國家的安全組織的努力。如果它們不是可接受的，至少可以作為對於真正解決國際安全問題進行讨論的基礎。實際上，正是蘇聯政府部分否定、部分拖拉的態度，才使得這個國家裡本意善良的人很難如願地運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去反對“戰争販子”。至於美國對於聯合國大會的影響，我想說，在我看來，這似乎不僅是由於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而且也由於美國和聯合國向著真正解決安全問題的努力。
關於有争議的否決權，我相信努力消除它或使其無效，有它們基本的原因，這種原因主要不是美國的特別意向，而更多的是否決權被濫用的做法。
現在我來談論你們所認為的下列看法：美國政策的目的在於獲得對別國的經濟統治和剝削。談論任何關於目的和企圖的事情都是一件危險的事。我們不妨考查一下其中的客觀因素。美國有幸可以在自己的國家内生產足夠數量的工業產品和食品，它又擁有幾乎所有重要的原材料。由於它固執地堅信“自由企業”，它不能夠維持民衆購買力和國家生產能力之間的平衡。也正是這個原因使得失業問題帶來的危險已達到迫在眉睫的地步。
由於這些情況，美國被迫強調她的出口貿易。非此她將不能永遠保持其全部生產設備被充分利用。倘若出口被進口以相同價值平衡的話，這種狀況便是無害的。那時對外國的剝削就在於進口的勞動價值遠遠超過出口。然而，由於每一種進口將使生產設備的一部分閑置，（美國）正全力避免這一點。
這便是為什麼外國不能償付美國的出口商品。從長遠看，只有通過後者的進口，償付才真正成為可能。這就解釋了為何所有黃金的大部分來到了美國。總的來說，這些黃金是無用的，除非購買外國商品，其原因在上面已陳述過。於是，這些被仔細保護起來以防偷盜的黃金成了稱頌政府的智慧和經濟的科學的紀念碑。上面陳述的理由使我很難認真對待所謂美國剝削全世界的說法。
然而，上面描述的狀況有其嚴重的政治後果的一面。由於上述原因，美國被迫出口部分產品到外國。這些出口是通過美國給別國的貸款來支付的。實際上很難想象這些貸款會還清。因而，出於現實的原因，這些貸款必須被當成一種饋贈，它成了權力政治領域裡的武器。鑒於現存的狀況及人類的普遍性格，我坦率地承認，這表明了一種真正的危險。然而，難道事實上我們不正是已跌入國際事務中的一種狀態——傾向於把我們頭腦裡的每一個發明，每一件實物當成武器，並最後成為對人類的危害嗎？
這個問題把我們帶到最為重要的事情上來，與之相比，任何別的事情都變得毫無意義。我們全都知道強權政治遲早會導致戰争。而在現有狀況下，戰争就意味著巨大的人員和物資毀滅，其程度將遠遠大於歷史上發生過的任何事情。
難道真的由於我們的沖動和天生的習性，我們將因相互完全的毀滅，不留任何東西，而不遭譴責嗎？我們在這次奇怪的通信中所論及的争議和觀點的差別與我們都身處其中的危險相比，難道不都是毫無意義的瑣屑嗎？難道我們不該以我們的力量減少威脅著所有國家的危險嗎？
如果我們堅持無限制的國家主權的想法和行為的話，那它就只能意味著每個國家保留為達到各自目的而採用類似戰争手段的權利。在此狀況下，每個國家都必須為這種可能性作準備，這又意味著它必須盡全力超過其他國家。這個目標會逐漸統治我們的公衆生活，而且在災難降臨前毒害我們的年輕人。但是，只要我們還保留了一點冷靜的理智和人類情感，我們便堅決不能容忍它。
這便是我支持“世界政府”這一想法時所抱的觀點，而不管為此目標工作的其他人是如何想的。我贊同世界政府是因為我深信沒有別的可能的辦法能減輕人類所面臨的最恐怖的危險。避免完全毀滅的目標必須高於其他一切目標。
我深信，你們會認為這封信是集我所有的憂慮和誠摯寫成的；我相信你們會以同樣的精神接受它。
本文摘自《愛因斯坦晚年文集》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不僅是一位無可争辯的、偉大的科學家，也是一位有良知的、具有高尚精神、深具同情心和責任感的人。在一生中，他無視過威脅，拒絕過總統職位，但從未放棄過對正義和良知的追求。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還在為全人類的和平與發展思索。這本書反映了愛因斯坦的哲學、政治和社會態度，讓我們看到這個偉大的人深沉的精神力量，讓我們相信，曾經有這樣一個血肉之軀在地球上匆匆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