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說明：謝爾蓋R26;瓦維洛夫（Sergei Vavilov），專長於熒光領域的物理學家，蘇聯科學院院長。A．N．弗魯姆金（Frumkin），著名的膠體化學家，莫斯科科學院膠體與電化學研究所所長。 A．F．約飛（Joffe）以其對晶體在水下情況的研究工作著稱，是彼得格勒的科學院物理化學研究所所長。N．N．謝苗諾夫（Semyonov）是化學動力學的權威，莫斯科科學院的化學物理研究所所長。——原註。
著名物理學家阿爾伯特R26;愛因斯坦不僅以其科學發現知名，近年來，他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表現了極大的關註。他通過電台發表演講，並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他與許多公共組織保持著聯系。他一次又一次大聲疾呼反對納粹的殘暴行徑。他是持久和平的倡導者，並就反對新戰争的威脅，反對軍國主義者把美國的科學完全置於其控制之下的野心發表了講話。
蘇聯科學家和蘇聯廣大人民欣賞這種人道主義精神，它促成了這位科學家的這些活動，盡管他的立場並不總是如人們可以要求的那樣堅定不移和輪廓鮮明。然而，在愛因斯坦的一些新近的言論中，有些方面在我們看來不僅是錯誤的，而且對愛因斯坦所熱烈擁護的和平事業有很大的損害。
我們認為有責任促使公衆關註，以便澄清像如何最有效地為和平而工作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愛因斯坦博士最近一直倡導的“世界政府”的思想正應該從這一角度進行考慮。
在對這種思想表示擁護的五顔六色的支持者中，除了用它作為無限擴張掩護的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者外，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有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他們被這種思想的貌似合理性所俘獲，而沒有意識到這種思想的真實含義。這些愛好和平、思想自由的人們相信一個“世界政府”將是制止世界邪惡的一副萬應靈丹和維護世界持久和平的衛士。
“世界政府”的鼓吹者們大量利用似乎激進的論據，即在原子時代國家主權是過去的遺物，正如比利時代表斯巴克斯巴克（Paul-Henri Spaak, 1899-1972），曾兩度任比利時首相（1938-1939、1947－1949），三次任外交大臣（1936－1938、1939－1945、1965），1946年任第一屆聯合國大會主席，1949－1951年任歐洲委員會協商會議主席，1952－1954年任歐洲煤鋼聯合體主席，他主張建立一個強大的歐洲，並極力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可謂歐洲一體化的先驅者。1957－1961年擔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譯者。在聯合國大會中所說的，是一種“過時的”甚至是“反動的”觀念。很難想象出比這個論據更遠離真理的了。
首先，一個“世界政府”和超國家的觀念絕不是原子時代的產物，它比這個時代要古老得多。例如，在國際聯盟形成時它們就曾引起過争論。
其次，這種觀念在當今時代中從來都不是進步的。它們反映著統治主要工業國的壟斷資產階級認為其本國國界太狹窄這一事實。他們需要一個世界範圍的市場，世界範圍的原材料來源和世界範圍的資本投資場所。由於他們在政治和行政事務中的支配地位，勢力龐大的壟斷利益能夠利用國家機器争奪勢力範圍並用經濟和政治手段努力徵服其他國家，以使像在他們自己國家内一樣自由地充當主人。
我們從自己國家的過去經歷中很清楚地認識了這一點。在沙皇制度下，由於俄國的反動政權以其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奴性十足地迎合資本家的利益，俄國成為外國資本家們的誘人佳肴。 法國、英國、比利時和德國的公司像肉食鳥一樣在我國大吃大喝，賺取在他們國内不可想象的利潤。他們以敲詐性的貸款把沙皇俄國跟資本主義西方綁在一起，在由外國銀行所提供的資金的支持下，沙皇政府殘酷鎮壓革命運動，阻止俄國科學文化的發展，煽動對猶太人的集體迫害（pogroms）。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打碎了把我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壟斷勢力束縛在一起的經濟和政治依賴的鎖鍊。蘇維埃政府使我國第一次成為真正自由、獨立的國家，以歷史上迄今為止從未有過的速度促進了我們社會主義經濟、技術、科學和文化的發展，使我國成為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一個可靠堡壘。我國人民在國内戰争中，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國家集團的幹涉和反抗納粹侵略的偉大戰争中支持國家的獨立。
而現在一個“世界超級國家”的鼓吹者卻正在要求我們為了“世界政府”自願交出這種獨立。這只是資產階級壟斷勢力争奪世界霸權的一塊色彩豔麗的招牌。
顯而易見，對我們提出任何這樣的要求都是十分荒謬的。而且這樣的要求不僅僅對蘇聯而言是荒謬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很多國家成功地掙脫了壓迫和奴役的帝國主義體系。這些國家的人民在努力把經濟獨立和政治獨立結合起來，排除國外勢力對他們國内事務的幹涉。再者，殖民地和附屬國中迅速發展的民族獨立運動已經喚醒了數以億計人民的民族意識，他們再也不願保持其奴隸身份了。
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者們已經失去了許多有利可圖的、可進行剝削的領域，並面臨著失去更多這種領域的危險。但他們正在盡力剝奪已經從其統治下掙脫出來的、獨立了的國家，這些壟斷勢力很讨厭這種獨立。它們還在盡力阻止殖民地的真正解放。為了［達到］此目的，帝國主義者就訴諸軍事、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戰争等盡可能多樣的方法。
正是與這一社會訓令（social behest）一致的，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專家努力使人們懷疑“國家主權”這一概念。他們所用方法之一就是為“世界國家”的虛僞的計劃辯護。這些計劃聲稱要消滅帝國主義、戰争和國家之間的仇視，確保普遍法律的勝利等等。
正在努力奪取世界霸權的資本主義掠奪欲就這樣被披上了僞進步的觀念的外衣，這一觀念在資本主義國家裡對一些知識分子——科學家、作家以及其他人——頗有吸引力。
在去年9月致聯合國各代表團的一封公開信中，愛因斯坦博士提出了一個限制國家主權的新方案。他建議聯合國大會應加以改組，應被改為一個擁有比安理會更大權威的長期起作用的世界議會。愛因斯坦宣稱（重複著美國外交追隨者們一天到晚都在講的論調）：安理會因否決權而陷於癱瘓。根據愛因斯坦博士的計劃，改組後的聯合國大會有最後決定權，大國一致的原則將被摒棄。
愛因斯坦建議聯合國代表應通過普選產生，而不是如現在這樣由各國政府任命產生。乍一看，這個建議似乎是進步的，甚至是激進的，事實上，它絲毫無助於改進現狀。
讓我們自己想象一下，這種“世界議會”的選舉實際上意味著什麼。
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至今仍生活在被總督、軍隊和一些資本主義大國的金融和工業壟斷勢力統治的殖民地和附屬國之中。在這些國家中的“普選”實際上意味著代表由殖民政府和軍事當局任命產生。人們很容易就能找到例子，只要回想一下在希臘舉行公民投票的拙劣表現就可想而知了。這次公民投票是在英國刺刀的保護下，由保皇分子-法西斯主義統治者實施的。
但在正式存在普選制的國家裡情況並好不了多少。在由資本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資本家們借助數以千計的欺詐和詭計使普選制和投票自由成為一場笑劇。愛因斯坦當然知道美國上次的國會選舉只有39%的選民前去投票，他當然知道南方各州數以百萬計的黑人事實上被剝奪了公民權，或不時在私刑的威脅下，被迫選舉他們的死敵，如極端反動、仇恨黑人的比耳波參議員（Senator Bilbo）。
選舉稅、特別檢查和其他方法被用於剝奪數以萬計的移民、移民工人和貧困農民的選舉權。我們暫且不提及廣泛盛行的賄選，也不提被腰纏萬貫的報業主控制的對公民有巨大影響的工具——反動的新聞界——的作用等等。
所有這些表明，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現有條件下，愛因斯坦所建議的通過普選成立世界議會究竟意味著什麼。它的結構不會好於現在的聯合國大會，它將是對群衆的真實情感，對他們持久和平的要求和願望的扭曲反映。
我們知道，由於聯合國壓倒多數的成員有賴於美國，被迫根據華盛頓的要求修改它們的外交政策，所以在聯合國大會和聯合國各委員會中，美國代表團有一套固定的表決機器。例如許多拉丁美洲國家，都是農業單一作物制的國家，被美國壟斷者捆住了手腳，後者決定著它們產品的價格。在這樣的情況下，難怪在美國代表團的壓力下能在聯合國大會產生一種機械的多數，因為這些國家根據他們事實上的主子的命令進行投票。
在有些情況下，美國的外交手腕發現打著聯合國的旗號實行某些法案比通過國務院更為有利。請看看臭名昭著的巴爾幹委員會或被派去監督朝鮮選舉的委員會就很清楚了。正是懷著把聯合國變成美國國務院一個部門的目標，美國代表團才強行通過“小型大會”的方案。這實際上是取代遵循大國一致原則——這個原則被證明是妨礙實現帝國主義方案的一個障礙——的安理會。
愛因斯坦的建議將導致同樣結果，它遠不能促進持久和平與國際合作，而將其僅僅作為對建立了阻止外國資本從當地掠奪利潤的政權的國家進行攻擊的掩護屏障。它將助長美帝國主義肆無忌憚的擴張，並在思想意識方面解除保持獨立的國家的武裝。
由於命運的嘲弄，愛因斯坦事實上已經成為作為和平與國際合作最兇惡敵人的陰謀與野心的支持者。他在那條路上走得太遠，竟然在他的公開信中預先宣稱， 如果蘇聯拒絕加入他的那個新奇的組織，別的國家完全有權單獨行動而為蘇聯最終作為成員或“觀察員”參加這個組織敞開大門。
本質上，這個建議與美帝國主義坦率的擁護者的建議沒有什麼區別，而不論愛因斯坦博士事實上跟他們有多大的不同。這些建議的要點和實質是，如果聯合國不能成為美國政策的武器，不能成為帝國主義陰謀和方案的掩護，這個組織就應被摧毀，代之以一個沒有蘇聯和新的民主國家參加的新的“國際”組織。
難道愛因斯坦博士不知道這些計劃對國際安全與合作會是多麼致命嗎？
我們認為愛因斯坦博士已走上了一條錯誤而且危險的道路，他在一個存在著不同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的世界裡追逐著“世界國家”的海市蜃樓。如果人們能清醒地看待不同國家之間社會和經濟結構的差異，就沒有理由能說明為什麼這些國家不能進行經濟和政治合作。但愛因斯坦正發起了一個政治風尚，它落入誠懇的國際合作和持久和平的死敵的手裡。他所發明的聯合國成員國的採納的方針沒有帶有更大的國際安全，而是帶來了新的國際複雜性。它只會使得資本壟斷者受益，對於他們而言，新的國際複雜性帶來了更多戰争合同和更多利益的保證。
正是由於我們如此看重愛因斯坦作為一個傑出的科學家和盡其全力促進和平的具有公共精神的人，所以我們認為以完全坦誠而不帶外交飾詞的方式表達觀點是我們的責任所在。
本文摘自《愛因斯坦晚年文集》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不僅是一位無可争辯的、偉大的科學家，也是一位有良知的、具有高尚精神、深具同情心和責任感的人。在一生中，他無視過威脅，拒絕過總統職位，但從未放棄過對正義和良知的追求。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還在為全人類的和平與發展思索。這本書反映了愛因斯坦的哲學、政治和社會態度，讓我們看到這個偉大的人深沉的精神力量，讓我們相信，曾經有這樣一個血肉之軀在地球上匆匆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