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了以弗裡德曼為代表的批判政府的一類經濟學家，但弗裡德曼反對政府的理由與中國學者不同。
弗裡德曼在其最著名的著作《自由選擇》的最後一章，也是最重要的一章中，大力批判西方政府體制，其中一個標題就是“為什麼特殊利益占優勢？”
弗裡德曼提出“西方各國政府未能達到它們所宣佈的目標”，所以他反對“大政府”。他在書中這樣描述，“每當我們來到我國首都華盛頓的時候，都對集中在這個城市裡的巨大權力驚歎不已。漫步在國會大廈，我們很難看到那435名衆議員和100名參議員，因為這裡有1800名政府雇員，平均每個參議員約有65名雇員，每個衆議員約有27名雇員。另外，還有1、5萬多名正式的院外活動集團成員，身後經常跟著秘書、打字員、調查研究人員或者他們所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表。他們在國會大廈裡竄來竄去，伺機施加影響”。
“而這僅僅是冰山之巅。聯邦政府雇用著近300萬文職人員（不包括穿軍服的武裝力量），有35萬人以上在華盛頓以及附近的郊區工作。而且還有無數人間接地被政府雇用，雇用他們的是同政府訂有合同的名義上的私人機構。另有一些人被勞工組織、資方組織或其他特殊利益集團雇用，這些組織或集團都在華盛頓設有自己的總部或者至少設有一個辦事處，因為華盛頓是政府所在地。”
在美國，權力被分割為許許多多的小塊。全國各地的每一個特殊利益集團都試圖盡可能地把他們的手伸到力所能及的不管什麼樣的權力上面。其結果是，政府幾乎在每個問題上都腳踏兩只船。
弗裡德曼還在書中舉了兩個例子。例如，在華盛頓的一座大樓裡，一些政府雇員正在工作，試圖制訂和執行各種計劃，用納稅人的錢勸阻人們不要吸煙；而在另一座距離不太遠的大樓裡，另外一些同樣具有獻身精神並且同樣努力工作的雇員，便用納稅人的錢補助農場主們去種植煙草。
另一個例子，在一座大樓裡，工資與物價穩定委員會正在加班加點工作，試圖用軟硬兼施、連蒙帶吓的方法迫使企業家降低產品價格，並用同樣方法迫使工人降低他們的工資要求；而在另一座大樓裡，農業部的某些下屬機構則正在執行各種計劃，以維持或提高食糖、棉花以及其他許多農產品的價格；在另外一座大樓裡，勞工部的官員們根據“戴維斯－培根”法案，正在確定所謂的“普遍實行的工資”，以此提高建築工人的工資率。
弗裡德曼認為權力的分散和各項政府政策的相互矛盾，其根源在於民主制度的政治現實，這一制度是通過制定詳細而具體的法律而運轉的。其實這也是分權制度的主要特徵，他對分權制度的批判是，這樣一種制度“往往把過大的政治權力賦予利益高度集中的小集團，往往比較重視政府行動的明顯的、直接的和即刻顯示出來的效果，而不重視政府行動可能更重要的但卻是隐蔽的、間接的和遲緩的效果；往往為了特殊利益而犧牲普遍利益，而不是相反”。
可見弗裡德曼對西方政治制度最反感的地方是，政府不能為全民辦事。用他的話說，那就是政府不服務於“普遍利益”，而只“為利益集團辦事”，也就是“特殊利益”。他比喻，在政治生活中似乎也有一只無形之手，其作用恰好與亞當·斯密所說的無形之手的作用相反。本意想要普遍獲得利益的人們，受這只無形的政治之手的指引，促進了並非他們本意想要促進的特殊利益。弗裡德曼的這些批判，與中國一些“左派”對資本主義體制的批判簡直是如出一轍，如果你不系統地了解弗裡德曼的全部思想，而只看他對西方政治體制的批判，肯定也會認為弗裡德曼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其實，亞當·斯密和弗裡德曼都差不多，他們並不反對政府本身，而是反對那種不服務於“普遍利益”，而只服務於“特殊利益”的“被綁架”的政府，他們反對政府是基於西方多黨、分權以及利益集團綁架政府等現實民主的無效性，而如果一個政府能夠服務於普遍利益，這兩位學者不僅不會反對，肯定會大加贊賞。無論是亞當·斯密對西方政府專門制定違反底層利益法律的精辟發現，還是弗裡德曼指出這種現象的根源在於，權力分散導致了利益集團的崛起的深入見解，其實都是對具體體制的反對，而不是反對政府本身。
而中國的政府完全相反，中國不是“分權政府”，而是“集權政府”，以高效著稱，與西方政府深陷各個強勢利益集團博弈，所導致的低效和不為“普遍利益”服務，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將亞當·斯密、弗裡德曼反政府的主張盲目套到中國國情上是錯誤的。而中國政府無論是修高鐵，拯救經濟危機，還是建立全民社保，制定最低工資制度都是在為弗裡德曼所說的“普遍利益”和亞當·斯密所說的“整體利益”服務。即使亞當·斯密和弗裡德曼本人也不會反對。
而更加奇怪的是，中國部分經濟學家反對政府，其目的反而是在追求亞當·斯密和弗裡德曼所批判的那種體制。這更是對以上兩位經濟學家最大的誤解。
市場不是萬能的，很多事情離開了政府，市場根本辦不到。其實，西方政府雖然存在被綁架的現象，但經過社會大衆長期的抗争，雖然艱難曲折，但最終還是可以部分實現“為普遍利益服務”的目的。比如亞當·斯密反對的《最高工資法》早已廢除，西方各國早已建立了《最低工資法》。讓亞當·斯密最痛心疾首的工人貧困現象在全面社會保障體制建立後，也得到了很大的緩解；而讓亞當·斯密最痛恨的資本家的貪婪，在各種勞工保護法案被通過後，也得到了極大的限制。因此，盡管政府存在各種缺點，但抛棄政府的結果必然是一事無成。
我的結論是：西方那些反政府的經濟學者，反對的是西方分權制衡式政府，反對的是被強勢利益集團綁架後不再服務於普遍利益的政府，而不是政府本身。如果一個政府能夠為社會普遍利益服務，那他們並不反對。
本文摘自《反誤導:一個經濟學家的醒悟》
《反誤導：一個經濟學家的醒悟》系作者對西方經濟思想史、發展經濟學、貨幣理論、福利社會理論等深入研究，以及對中國經濟宏觀調控、微觀經濟現象常年跟蹤觀察後，嘔心瀝血的一本“經濟學清本溯源”之作。在書中，作者首先澄清了“亞當·斯密並沒見過資本主義”、“‘看不見的手’是反諷”等一般大衆因被中國主流經濟學輿論渲染後，得出的錯誤認知；而後，針對認為錯誤的經濟學原理和各國改革經驗，進行批判，比如“打敗腐敗的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會”等；再之後，針對當下全球經濟現象進行鞭辟入裡、獨具一格地分析，得出“自由放任最大的受害者是企業家”等結論；最後，對中國經濟學界當下的輿論環境進行辛辣地批評，並得出“知識分子的話語權旁落”等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