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為18世紀中國開出的藥方
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中有很多關於中國的介紹，他指出，“中國比歐洲任何國家富裕得多”，“但是今日旅行家關於中國耕作、勤勞及人口稠密狀況的報告，與500年前視察該國的馬可·波羅的記述比較，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中國似乎長期處於靜止狀態，財富已完全達到了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的發展程度”。
但亞當·斯密又認為“一國所獲的財富，應該達到它的土壤、氣候和相對於他國而言的位置所允許獲得的限度，才沒有了再進步的可能”，“中國若易以其他法制，那麼該國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可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
那中國應該實行什麼制度呢？亞當·斯密開出的藥方是“自由貿易”，他指出“一個忽視或鄙視國外貿易、只允許外國船舶駛入一、兩個港口的國家，不能經營在不同法制下可以經營的那麼多交易”。
亞當·斯密的總體邏輯就是，中國雖然比歐洲任何國家都富裕，但中國若改變國家治理的方式，也就是採用他所極力主張的自由貿易的話，那中國可以變得更富。這是亞當·斯密對中國的總體看法。
但亞當·斯密有一個疑問，一直沒有解開，那就是“中國和歐洲生活資料的價格，相差懸殊。中國的米價比歐洲各地的小麥價格低廉得多”，他認為這與國家的貧富沒有關系，舉例來說，“英格蘭比蘇格蘭富裕得多，但兩地小麥價格的差異卻小得多，基本上沒什麼差別”。
亞當·斯密並不了解的是，在當時自由貿易只適合海洋國家，而中國是個内陸國家，即使實行自由貿易了，對中國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而當時法國的重農學派則持與亞當·斯密完全不同的看法，法國的重農學派認為，中國之所以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是因為中國最重視農業。
法國重農學派的主張就是回歸實體經濟
重農學派的思想主要都是來自對中國的研究與總結，重農學派是法國最重要的學術思想派別，甚至在巴黎所謂社會顯貴名流的社交場合中，都以稱道農業改革和穿著帶有農家色彩的裝束為時尚。
法國出現重農學派也有當時的歷史背景，重農學派出現於重商主義後期，其背景就是歐洲各國推行重商主義政策，不僅沒帶來國家財富的增加，相反導致了農業經濟的衰敗，而農業的衰敗又導致了國家財政困難，農民生活更是日益貧困，因此社會上對重商主義怨聲載道，普遍批判重商主義的做法。
畢竟在當時工業革命還沒有爆發，除了煤炭之外，其他各種礦產資源都沒有被人發現，社會的一切物質財富都來自農業，而一旦農業凋敝就意味著社會的潰敗。以魁奈為首的重農學派指出，財富是物質，它來源於生產而非流通，生產而不是交換才是財富的真正源泉。在一切經濟部門中，只有農業才生產新的財富，才是真正的生產部門，其餘所有產業部門都只是改變物質形態，並不創造新的價值，只是參與分享農業創造的價值。必須重視農業，國家才能富裕。
其實重農學派的思想從上面我們提到的“亞當·斯密疑問”中也能得到驗證，英國非常重視自由貿易，但是由於農業不發達導致糧食價格奇高，最終人民還是得不到好處，因此在當時倡導重農思想是非常正確的。
這裡面其實是通貨膨脹的問題，在亞當·斯密時代，經濟學中還沒有通貨膨脹的概念，重商主義者將本國貨物銷售到國外換回金塊，這樣就會導致國内貨幣增加而實物減少，必然導致通貨膨脹，這也是亞當·斯密感慨當時英國物價奇高的原因所在。
而從根本上說還是因為當時是農業社會，跟現在“商品出口能促進國内生產”的情形不同，農業社會的產出是固定的，出口一部分之後，國内可以享用的產品就必然減少，在貨幣增加的情況下必然出現高物價。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英國，在葡萄牙表現得更厲害。葡萄牙殖民者不斷從殖民地掠奪金銀，而國内貨物生產卻停滞不前，也曾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重農學派所主張的重視農業，認為農業是唯一的財富產出部門，和現在的經濟學家主張的“回歸制造業”、“重視實體經濟”是一回事，而當時工業革命沒有發生，農業就是唯一的實體經濟，因此重農思想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
亞當·斯密是重商主義的信徒
亞當·斯密其實也感覺到了“重商主義”的危害，但是他的解決方法與重農學派不同，亞當·斯密認為重商主義之所以傷害了國家財富的增加，是因為重商主義者為國家換回的是金銀，金銀不能吃、不能喝，不是實物財富。亞當·斯密主張國家自由貿易應該換回諸如葡萄酒之類的實物財富，這是他對重商主義的改良。因此亞當·斯密對國内那些阻止外國貨物輸入的人，進行了非常嚴厲地抨擊。
很多人誤以為亞當·斯密是反對重商主義的，他不是重商主義者。其實通過對亞當·斯密著作的文本分析，結合當時英國發展的歷史史實，可以確認亞當·斯密也是重商主義的信徒，兩者屬於同一個思想脈絡。而自由貿易也並非由亞當·斯密首倡，而是重商主義的核心思想之一。歷史上對國際貿易的研究和理論在最早的時候，幾乎都是出自重商學派的著作。
亞當·斯密的主張是改良重商主義，他與法國重農學派的分歧就是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區別。法國重農學派主張重視實體經濟，亞當·斯密認為應該改良虛擬經濟，兩者都對，但重農學派更適合指導18世紀的經濟體，而亞當·斯密的“改良重商主義”確實能改善當時英國畸形貿易所導致的問題，但其作用也不可高估，因為如果沒有後來的工業革命，特別是蒸汽革命（爆發於亞當·斯密去世40多年之後），這一切讨論都是毫無意義的。
工業革命，特別是後來的物理革命、化學革命才真正的改變了人類的歷史，我們沒必要本末倒置。而工業革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工業革命既沒有爆發在最早開始殖民貿易的葡萄牙，也沒有爆發在最早實行資產階級統治的荷蘭，而是爆發在了英國。
工業革命爆發之前，傳統社會重視農業是正確的，因為當時農業是唯一的實體經濟部門，而且社會上也不存在多餘的勞動力，一個人從農業部門轉移的話，就直接意味著農業產出的下降，而當時又不存在國際性的糧食貿易。如果國家將主要精力放在商業上，就必然導致糧食的短缺或糧價的高企，這就是當時英國面臨的問題。
而重視實體經濟的思想，在全球經濟危機之後也日益得到經濟學界的認可，這更印證了當時重農學派的思想先見。
本文摘自《反誤導:一個經濟學家的醒悟》
《反誤導：一個經濟學家的醒悟》系作者對西方經濟思想史、發展經濟學、貨幣理論、福利社會理論等深入研究，以及對中國經濟宏觀調控、微觀經濟現象常年跟蹤觀察後，嘔心瀝血的一本“經濟學清本溯源”之作。在書中，作者首先澄清了“亞當·斯密並沒見過資本主義”、“‘看不見的手’是反諷”等一般大衆因被中國主流經濟學輿論渲染後，得出的錯誤認知；而後，針對認為錯誤的經濟學原理和各國改革經驗，進行批判，比如“打敗腐敗的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會”等；再之後，針對當下全球經濟現象進行鞭辟入裡、獨具一格地分析，得出“自由放任最大的受害者是企業家”等結論；最後，對中國經濟學界當下的輿論環境進行辛辣地批評，並得出“知識分子的話語權旁落”等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