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守夜人政府”出自工人領袖的戲稱，就連“看不見的手”也是亞當·斯密的一個“反諷”。
亞當·斯密提“看不見的手”的真實目的
亞當·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是在論述自由貿易的章節中提出的，亞當·斯密是主張自由貿易的，但是，當時英國的生產者都喜歡獨占國内市場，反對外國產品進入，亞當·斯密的完整意思是，“盡管這些國内生產者獨占國内市場的同時，在‘看不見的手’的指揮下也解決了不少人的生計問題——當然這不是他們的初衷。但從根本上獨占國内市場對國家增加財富是有害的，因為國家財富的增加有賴於自由貿易”，這是亞當·斯密完整的意思，而後人只取了前面一段，只說國内生產者在獨占國内市場的時候解決別人生計的問題，得出了“自利也利他”的結論，而完全不顧亞當·斯密對這個事的反對。
我們可以換成中國最常見的案例，“一個重污染工廠，雖然在‘看不見的手’的指揮下解決了幾十個工人的生計，但其排放的污水卻污染了幾百畝的土地”，這個案例的意思在於強調工廠污染，而非解決別人的生計，而如果只講解決生計的問題，那就是絕對的斷章取義。亞當·斯密也是一樣，他強調的是國内生產者獨占市場損害國家財富的增長，而非解決生計。
“看不見的手”在亞當·斯密長達50萬字的巨著《國富論》中，僅僅出現了一次，衆所週知，一篇巨著裡一個詞出現一次，最多只能稱其為一個文化信息，這不是經濟學思想，更不是理論。亞當·斯密用“看不見的手”這個詞匯時是作為一個比喻出現的，這就跟中國文學家經常在其文學作品中將小偷稱為“三只手”一樣，但我們不能因為該文學家的小說中出現了“三只手”這個比喻性詞匯，就斷定這個文學家贊同小偷行為。
這個錯誤不僅我發現了，英國劍橋大學歷史與經濟中心主任艾瑪·喬治娜·羅思柴爾德也曾經公開出面否定“看不見的手”。她說：“‘看不見的手’不是亞當·斯密經濟思想的重要概念，所謂‘看不見的手’，其實只是斯密在開一個反諷的玩笑。”
這才是學術的真相，只不過一些人將學術兒戲化了，然後以訛傳訛，更被別有用心之人所利用，才有了今天的錯誤認識，而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薩缪爾森的傳播。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缪爾森在其影響巨大的作品《經濟學》中說：“市場經濟的有序性最早為亞當·斯密所揭示。斯密以其最著名的論斷，即在本章開篇所引的《國富論》中的一段話，指明了公衆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和諧一致性。他強調即使個人‘所追求的僅僅是自己的安全或私利’，但是在他這樣做的時候，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引導著他去幫助實現另外一種目標，盡管該目標並非他的本意。追逐個人利益的結果是，他經常地增進社會的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要增進社會的利益時更好。”
經過薩缪爾森如此這般斷章取義地提煉、完善，最終釀成了一個廣泛傳播的虛假神話。有人說過，所有逝去的人都可能變成活人任意打扮的玩偶。偉大的斯密也沒有逃脫這個魔咒，成了被薩缪爾森任意打扮的玩偶。薩缪爾森編著的《經濟學》已經出版18版，誤導了全球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學人。
薩缪爾森引用“看不見的手”主要是想說明“自利利他”的結論，但亞當·斯密從來沒有論證“公衆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和諧一致性”，反而用了不少篇幅揭露與譴責私人資本為了私利傷害消費者，損壞社會公衆利益，脅迫政府、國會，暴力傷害國會議員等醜行，可見，亞當·斯密的真實目的是要證明私利與公衆利益之間的不一致性。
“看不見的手”一詞被濫用
斯密在對“人們追逐私利，被‘看不見的手’牽引著常常產生對社會有益的現象”進行反諷的同時，記載和揭露了大量私人追逐利潤時，不擇手段損人利己，傷害社會公共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矛盾沖突的現象。
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不論在哪一種商業或制造業中，商人的利益在若幹方面往往和公衆利益不同，有時甚至相反。擴張市場、縮小競争，無疑會增加一般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雖然往往對於公衆有利，後者卻總是和公衆利益相反——縮小競争，只會使商人的利潤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餘市民卻為了他們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負擔。因此，這一階級所建議的任何新商業法規，都應當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除非小心翼翼地、抱著懷疑的態度做了長期的仔細檢查，否則，決不隨便採用。因為他們這般人的利益，從來不是和公衆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說，他們的利益，在於欺騙公衆，甚至在於壓迫公衆。事實上，公衆亦常為他們所欺騙所壓迫。”
在比較鄉紳與資本家的時候，斯密就指出他們的利益與公衆利益的矛盾：“在一切人民中，鄉紳與農業家算是最少有卑劣的獨占精神的人，這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光榮。大制造廠的企業家，如果發覺附近20裡内新建了一個同種類工廠，有時會驚慌起來。……鄉紳與農業家，散居國内各地，不易於結合，商人與制造業者卻集居於城内，易於結合。他們都沾染城市所盛行的專營同業組合的習氣，他們一般取得了違反各城市居民利益的專營特權，自然竭力設法取得違反所有同國人利益的專營特權。保障國内市場獨占、限制外國貨物輸入的方法，似乎就是他們的發明。”
斯密還指出，由於美洲的發現，本來是可以通過自由貿易給各國人民帶來利益的，但是歐洲資本家損人利己的蠻橫，卻“成為若幹不幸的國家遭到摧殘和破壞的根源”。
西方經濟學在論證自由市場經濟的合理完美的時候，常常濫用權威來為自己的觀點作證。薩缪爾森也不例外，他說：“斯密用幾百頁的篇幅抨擊了政府數不勝數的幹預蠢舉。不妨回顧一下17世紀那些試圖改進其產業的紡織行業的會長。當時城鎮行會規定：‘如果紡織者要想用自己發明的方法織佈，則應該首先取得行會中四位最年長的商人和四位最年長的紡織者的同意；其次還要經過城鎮法官的準許，才可以使用一定數量和一定長度的紗線。’斯密辯駁說，這類約束——無論是由政府規定還是由壟斷者提出，也無論是關於生產還是對外貿易——都會限制市場體系的正常運行，並最終損害工人和消費者的利益。”
斯密想要指出的是，阻止技術發明與創新的不是政府，而是中世紀的同業行會。因為需要獲得行會中最年長的四位商人和最年長的四位紡織者的同意，紡織者才有可能拿到一定數量的紡線來實踐自己發明的織佈方法。而最年長的商人和最年長的紡織者，他們恰恰是市場經濟中的主角。這個案例證明，阻止技術進步的是市場經濟中的主角們自己——一個個的私人。
斯密還揭露和譴責私人為了私利最大化，脅迫政府與傷害國會議員。斯密的確反對政府不當幹預對經濟造成的傷害，但他是有所指的，他大量反對的是一些大的私人資本出於自私自利脅迫政府制定有利於自己的政策，加害不聽他們的話的正直的國會議員；此外，斯密還反對他們對自由貿易的嚴重阻礙與破壞——“不能期望自由貿易在不列颠完全恢複，正如不能期望理想島或烏托邦在不列颠設立一樣。”
斯密還強調：“商業獨占增加了某些制造業的人數，他們像一個過於龐大的常備軍，不但可以脅迫政府，而且往往可以脅迫立法機關。那些支持加強此種獨占權提案的國會議員，不僅可獲得理解貿易的佳譽，而且可以在那一個以人數衆多和財富龐大而占重要地位的階級中，受到歡迎與擁護。反之，要是哪個國會議員反對這類提案，要是他有阻止這類提案的權力，那麼，即使他被公認是最正直的人，有最高的地位，有最大的社會功績，恐仍不免被侮辱與诽謗，不免受到人身攻擊，而且有時有實際的危險，因為憤怒和失望的獨占者，有時會以無理的暴行，加害於他。”
顯然，這不是斯密對政府幹預的批判，恰恰是對工商大資本家們綁架國會，脅迫政府動用國家權力來實現他們的私利的批判。
私人資本或資本集團出於私利，脅迫政府與國會不當幹預經濟，這種行為不僅存在於英國，也存在於其他國家。不僅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還會如此。
斯密認為，私人資本造成的危害比封建王公造成的危害還大。“國際通商與個人通商一樣，原本應該是團結與友誼的保證，現在卻成為分裂與仇恨的最大根源。王公大臣們反複無常的野心，對歐洲和平所造成的危害，並不大於商人和衆多制造業者狂妄的嫉妒心所造成的危害。
如果沒有這類商人和制造業者自私自利的詭辯混淆人們的常識，這亦不會成為什麼問題。在這一點上，這類商人和制造業者的利益與人民大衆的利益正相反。像同業組合内自由人的利益在於阻止國内居民雇用其他人，而只能雇用他們自己一樣，這類商人和制造業者的利益在於，自己保有國内市場的獨占權。因此，在英國，在歐洲大多數其他國家，對於幾乎一切由外國商人輸入的商品，都課以異常重稅。因此，凡能輸入本國，與本國制造品競争的一切外國制造品，都課以高的關稅，或禁止輸入。因此，認為貿易差額不利於本國的那些國家，換言之，民族仇恨異常激烈的國家對幾乎一切貨物的輸入都加以異常的限制。”
由於資本的獨占壟斷，“葡萄牙人獨占東印度貿易幾乎達100年之久，其他歐洲國家要想把任何貨物運到東印度去或從東印度購入任何貨物，都須間接經過葡萄牙人之手。上世紀
指17世紀。——編者註初葉，荷蘭人開始侵入東印度時，還是把東印度的全部商業交由一家獨占公司經營。英國人、法國人、瑞典人和丹麥人隨後都仿效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的先例。所以，歐洲任何大國都沒有享受到對東印度自由貿易的利益。”
斯密繼續批判道，資本家們不僅如此獨占，而且他們損人利己的卑鄙貪欲還危及國家之間的和平，這種危害不僅比王公大臣的野心危害大，也比政治家們造成的危害大，呼籲“商人和制造業者的獨占觀念和卑鄙貪欲，雖然無法改正，但至少別去擾亂人民的安甯”。
綜上所引可見，亞當·斯密雖然承認個人追逐利潤的時候往往會自利利他，同時也指出往往損人利己、危害社會，而且這種危害比王公貴族和政治家們造成的損害還要大。因此，斯密特別反對大資本壟斷或操控市場，脅迫政府與國會幹預經濟，傷害議員。
所以，那些認為斯密完全反對政府幹預市場，主張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場之說，顯然是沒有根據的。所謂斯密反對政府幹預經濟，恰恰是反對少數工商大資本家出於私利脅迫政府進行的幹預。
斯密強調國家立法“不為片面利益吵吵嚷嚷的要求所左右”，即不被私利所蠱惑，其意思就是主張國家立法應該堅持公正獨立，防止私人資本對國家立法和經濟決策的幹擾，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侵害。
不僅如此，斯密還主張國家通過稅收政策、獎勵政策等來保護國防等戰略產業，以及帆佈火藥等民用產業。斯密指出，“如果某一種制造業確是國防所必需，那麼靠鄰國供給這種制造品，未必就是聰明的辦法。如果這一種制造業非獎勵不能在國内維持，那麼對其他一切產業部門課稅，來維持這一種制造業，亦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對於英國制造的帆佈及火藥的輸出給予獎勵，也許都可以根據這個原理來加以辯護。
薩缪爾森絕筆的修正
晚年的薩缪爾森最終也意識到了自己斷章取義的危害，面對“看不見的手”這個神話的破滅，薩缪爾森不得不承認：“在經歷了兩個多世紀的時間和思考之後，我們逐漸認識到這一學說的適用範圍和現實的局限性。我們發現存在著‘市場不靈’，並且市場也不總是產生最有效率的結果。‘市場不靈’的一種情況是壟斷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完全競争。‘看不見的手’的第二種不靈表現為市場的外溢性或外部性：正面的外部性包括科學發現等，而負面的外溢效果包括環境污染等。”
斯密早就在《國富論》中將個人欺騙與壟斷對市場效率的損害寫得清清楚楚。不過幸好薩缪爾森在自己的絕筆之作，第18版《經濟學》中承認了自己一手締造的“看不見的手”神話的破滅，並且承認了經濟活動中，離不開政府的作用：“關於政府成就和政府失靈的争論再一次提醒我們，合理劃分市場和政府的界限是一個長期而持久的課題。在刻畫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和民主政府機制幹預之間的黃金分割線的問題上，經濟學是能夠幫助社會的必不可缺的基本工具。一個好的混合經濟應當，且必須是有限制的混合經濟。那些希望將政府縮減為警察加燈塔的人只能生活在夢幻的世界中。每個有效率並且講人道的社會都會要求混合經濟的兩面——市場和政府都同時存在。如果沒有市場或沒有政府，現代經濟運作就孤掌難鳴。”
客觀地說，薩缪爾森最後的經濟學絕筆終於說出了市場經濟的真相：“每個有效率並且講人道的社會都會要求混合經濟的兩面——市場和政府都同時存在。如果沒有市場或沒有政府，現代經濟運作就會孤掌難鳴。”
薩缪爾森編著的《經濟學》已經出版了18版，誤導了全球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學人。西方經濟學將一個亞當·斯密沒有論證的觀點，一個公開反對的觀點強加給亞當·斯密，然後以訛傳訛，誤導世人很久，又制造了經濟學冤案，如不糾正，就徹底喪失了學術的道德底線。
我最後的結論是：“看不見的手”只是亞當·斯密採用的一個比喻性詞匯，不是思想，而且亞當·斯密的本意是講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不一致，他並不認為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始終會存在一致性。
本文摘自《反誤導:一個經濟學家的醒悟》
《反誤導：一個經濟學家的醒悟》系作者對西方經濟思想史、發展經濟學、貨幣理論、福利社會理論等深入研究，以及對中國經濟宏觀調控、微觀經濟現象常年跟蹤觀察後，嘔心瀝血的一本“經濟學清本溯源”之作。在書中，作者首先澄清了“亞當·斯密並沒見過資本主義”、“‘看不見的手’是反諷”等一般大衆因被中國主流經濟學輿論渲染後，得出的錯誤認知；而後，針對認為錯誤的經濟學原理和各國改革經驗，進行批判，比如“打敗腐敗的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會”等；再之後，針對當下全球經濟現象進行鞭辟入裡、獨具一格地分析，得出“自由放任最大的受害者是企業家”等結論；最後，對中國經濟學界當下的輿論環境進行辛辣地批評，並得出“知識分子的話語權旁落”等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