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清“自由放任”的經濟學淵源之後，我認為有必要深究一下：亞當·斯密究竟說沒說過應當建立一種“守夜人政府”，有沒有說過“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或者“政府對市場幹預的越少越好”的話？其實，這些理論是奧地利學派提出的，《國富論》中既沒有這樣的字眼，也沒有這方面的意思，甚至連這種暗示都沒有。
“守夜人政府”是德國工人運動領袖對政府的嘲諷
“守夜人政府”的最早提出者，我認為是德國的工人運動領袖拉薩爾，此人最先將當時德國自由黨所主張的政府戲稱為“只履行守夜人或交通警察之類功能的政府”，這才是“守夜人政府”的最初來源。
這一來源，就連奧地利學派的核心人物，哈耶克的老師米塞斯也是承認的，他在《自由與財產》的著名演講中就有“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個人可以自由選擇任何一種他們想要整合於其中的社會合作結構的活動方式。只要存在著市場交換，就有自發的個人行為。這種體制被稱作自由放任主義，正如拉薩爾所說的‘守夜人政府’那樣”的說法。因為米塞斯引用了他的說法，導致很多人以為是米塞斯說的，而現在這一主張，幾乎成了奧地利學派的核心主張。
“守夜人政府”出自拉薩爾，大家只要在搜索引擎中輸入“拉薩爾+守夜人政府”的關鍵詞，就會出現大量的關於拉薩爾“守夜人政府”相關的學術文章，也就是說，可以確定“守夜人政府”出自拉薩爾。
那麼，“守夜人政府”最初的出處在哪裡呢？1863年2月，拉薩爾發表了“公開信”宣言，他在其中提出工人運動的目標之一就是使國家不再只是一個“守夜人”或警察，而是要積極地參與社會變革，要對工人合作社發放信貸，以逐步實現經濟上的社會化。
查閱歷史資料，我們就會知道，拉薩爾是德國早期工人運動活動家，擔任全德工人聯合會創始人、聯合會主席之職。拉薩爾出身於德國猶太富商家庭，少年時代曾被稱為神童，後來投身於革命運動，也曾為馬克思所領導的《新萊茵報》工作過。比馬克思年輕7歲的拉薩爾極其尊重馬克思，在金錢和出版事務上幫助馬克思，協助他完成《資本論》的寫作。1862年在倫敦對馬克思的一次拜訪中，拉薩爾還提出了跟馬克思合辦一家報紙的建議。不過馬克思不喜歡拉薩爾過度自負、侈奢放蕩的生活方式和浮誇的煽動。
亞當·斯密反對小政府
其實亞當·斯密對政府的主張，更接近今天的“積極政府”或“有為政府”的理論，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明確提出了政府的兩個目標：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更確切地說，使人民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或生計；第二，給國家或社會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總之，其目的在於富國裕民。但不論是“富國”還是“裕民”，皆有賴於國民財富的增加。因此，增加國民財富就是斯密經濟理論的研究主題。
可見，亞當·斯密對政府增加收入從來就不排斥，而且主張政府應該增加收入，因為政府收入增加了，才能更好地從事公共事務。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四篇中，明確地規定了國家的職能：“第一，保護社會使其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上的每個人，使其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第三，建設並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這種事業與設施在由大社會經營時，其利潤常能補償所費而有餘，但若由個人或少數人經營，就絕不能補償所費。”
前兩項是政府的政治職能，我們不讨論，後面一項則是政府的經濟職能，亞當·斯密特別重視政府修建公共工程，認為一國商業的發達，全賴有良好的道路、橋梁、運河、港灣等公共工程。《國富論》一書指出，英國道路未進行修理，有許多地方，重載車輛已不能通行，而在若幹地方，甚至騎馬旅行也有危險，唯有騾子是安全可靠的運載工具。
亞當·斯密特別推崇中國古代政府將修建公共工程作為官員考核標準的做法，他指出，“在中國、在亞洲其他若幹國家，修建公路及維護通航水道這兩大任務，都是由行政當局擔當。據說，朝廷頒給各省疆吏的訓示，總不斷訓勉努力治河修路；官吏奉行這一部分訓示的勤惰如何，就是朝廷決定其黜陟進退的一大標準。所以，在許多國家中，對於這些工程都非常註意，特別是中國。中國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說比歐洲著名的水路航道要好得多”。亞當·斯密在稱贊中國的同時，也批評了傳教士的少見多怪，其實是認為政府本身就應該這麼做。
另外，亞當·斯密雖然主張基礎設施由受益人付費，但也指出維護公路的通行稅不能隨便贈予個人，作為個人的收入。因為“運河不加修理，會變得完全不能通航，但公路不加修理，卻不會完全不能通行”。因此，收取公路通行稅者，盡管可能不去修理這道路，但道路卻依然可以給他提供同樣多的通行稅，這其實就是不能讓公路、鐵路等公共設施私有化的道理。同時，亞當·斯密還論述了政府辦教育的問題。
亞當·斯密和洛克是英國學術傳統的兩大奠基人，不僅亞當·斯密反對小政府，洛克也反對，在洛克構築的框架内，整個公民社會的興衰取決於兩點，一個是經濟領域間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貧富懸殊，二是因少數壟斷的出現而導致的透過經濟權力對人的自由的控制。可見按照洛克的觀點，小政府主義最大的危害就是會導致公民社會的衰落。而這種衰落完全是經濟原因，一個是貧富分化，另一個是強勢利益集團通過經濟力量對其他人自由的控制。這一預測跟現代社會的發展完全相同。
其實，週其仁的《守夜人的經濟學說》中也指出：“有好事之徒，將發明小政府、大社會的桂冠，也慷慨地安到了斯密先生的頭上……不妨讓我們更正一下：斯密從來沒有主張過政府‘應該’充當‘守夜人’。斯密對政府應當充當‘守夜人’的偉大思想，半點貢獻也沒有。”
我的結論是：“守夜人政府”只是工人運動領袖對當時政府的“戲稱”，不是亞當·斯密提出的，也不是其他經濟學家提出的，不是經濟學界的追求，也不能成為經濟學界的追求。
本文摘自《反誤導:一個經濟學家的醒悟》
《反誤導：一個經濟學家的醒悟》系作者對西方經濟思想史、發展經濟學、貨幣理論、福利社會理論等深入研究，以及對中國經濟宏觀調控、微觀經濟現象常年跟蹤觀察後，嘔心瀝血的一本“經濟學清本溯源”之作。在書中，作者首先澄清了“亞當·斯密並沒見過資本主義”、“‘看不見的手’是反諷”等一般大衆因被中國主流經濟學輿論渲染後，得出的錯誤認知；而後，針對認為錯誤的經濟學原理和各國改革經驗，進行批判，比如“打敗腐敗的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會”等；再之後，針對當下全球經濟現象進行鞭辟入裡、獨具一格地分析，得出“自由放任最大的受害者是企業家”等結論；最後，對中國經濟學界當下的輿論環境進行辛辣地批評，並得出“知識分子的話語權旁落”等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