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學中有個重要的概念是“自由放任”，這是很多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核心主張，而這個核心主張其實是源自中國的，具體來說是從中國傳到歐洲的。
在上面小節中，我們分析後的結論是，亞當·斯密的思想並非來自他對工業革命後市場經濟的真實感悟。其實，亞當·斯密也並非西方經濟學家的鼻祖。西方經濟學的鼻祖在法國，是法國的重農學派，這是大部分經濟思想史學家都承認的，亞當·斯密的很多經濟思想也是從法國繼承過來的，他的老師魁奈正是法國重農學派的領袖人物。
魁奈是法國重農學派的領袖，被尊為“歐洲孔子”。他本人也十分崇拜孔子，曾經寫過《孔子簡史》，儒家的重農思想對魁奈產生過重要影響。1756年，魁奈曾促使法國國王路易十五模仿中國古代皇帝，舉行了“籍田大禮”。然而，對魁奈影響更大的還是老子的思想。
中國經濟思想在西方的傳播，是從法國的重農學派開始的，重農學派是西方第一個經濟學派別，是西方經濟學的真正鼻祖，而之前的重商主義只是一種社會風潮。重農學派提出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在西方經濟學中居於主流地位。
馬克思也曾指出，亞當·斯密深受重農學派的影響，甚至在他反對重農學派的時候也明確地表現出來。最早提出“自由放任”思想的，並非斯密，而是重農學派。熊彼特也說過，“19世紀自由主義的全部理論武器實際上當然都可以追溯到魁奈那裡”。
中國的經濟思想能在法國得到發揚，是因為中國的古代文化典籍通過傳教士大量進入歐洲。到了17世紀，對中國文化的推崇和對中國商品的消費成為時尚，形成遍及歐洲的“中國熱”。“中國熱”對18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當時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如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鸠、狄德羅、霍爾巴赫、魁奈等，都非常崇拜中國文化，將中國古代文化中的人道主義價值觀、平等觀、自由觀、博愛觀等視為他們建立理想秩序的重要思想來源。霍爾巴赫甚至宣稱，法國要想繁榮必須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
伏爾泰則說，“在這個地球上曾有過的最幸福的、並且人們最值得尊敬的時代，那就是人們遵從孔子法規的時代”，“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伏爾泰甚至感慨，在歐洲各國還是森林中的野人的時候，中國人已經能夠用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國家。他以不能生活在中國那樣的國度為憾。
魁奈將老子的“無為”翻譯成“自由放任”
魁奈吸取了老子的“無為”思想，且第一個把“無為”譯成“自由放任”，並創立了依賴自然法則的重農經濟學。這絕非臆測，而是有完全的歷史依據，當時這些人出版著作，發表文章和經濟對話的記錄都還存在，魁奈在宣揚重農思想時大量引用中國的典籍。魁奈為了顯示其論文專集《重農主義，最有利於人類的管理的自然體系》的神聖和權威，居然將出版地點標明為“北京”。不僅是法國人，就連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也有大量關於中國的叙述。
魁奈的《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一書，至今仍具有極為寶貴的文獻價值。首先，在這本書裡，“中國”是他用來進一步闡述和鼓吹“自然秩序”的素材。在這裡，中國是一個實行自然法的理想國度。該書最後一章，即第八章，題目叫作“中國的法律同作為繁榮政府的基礎的自然原則相比較”，在這一章中，魁奈極為精彩和簡練地叙述了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精神，即遵循自然法、自然秩序的精神。後世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也許會在某些細節上超過魁奈，但在核心思想上，至今仍沒有人能夠超越。
魁奈的這本書，後來被用作一本名為《中國：歐洲的楷模》的書的第二部分内容。而第一部分則是對16世紀、17世紀歐洲崇尚中國運動的一個全景式的描述。不僅如此，中國古典哲學實際上直接影響到了亞當·斯密。在《中國：歐洲的楷模》一書中，作者馬弗裡克談道，“孟子有關人的完美性的信條影響到歐洲人，就像他有關仁愛的思想會對亞當·斯密寫作《道德情操論》有所啟發一樣”。為了進一步證明亞當·斯密受到了中國的直接影響，他引用了《道德情操論》中的一段話：“一個人應對所有人的愛不是外在於這個人，而是這個人本身；他的本性使他愛所有的人，這種情感就和他愛自己一樣自然。”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
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思想直接來源於重農學派
除了魁奈，杜爾哥是重農學派的另一個重要代表人物。按馬克思的評價，杜爾哥使重農主義發展到最高峰。杜爾哥的經濟學著作《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經濟史上有著很高的地位，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它已經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杜爾哥的理論比《國富論》的理論更勝一籌”。
而杜爾哥寫作此書，與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有著直接的關系。當時的法國經濟學家一般都認為中國是開明政治的發源地，1763年，有兩位留學法國的中國人完成了學業，正準備回國。法國學者都希望這兩個人幫助他們了解中國的情況。於是杜爾哥向他們提出了52個經濟問題，這就是杜爾哥的《中國問題集》，讓他們回國後回答，以幫助法國思想家全面掌握中國的經濟情況。
為了讓他們能夠明白這些問題的意義，杜爾哥又在這些問題前面寫了一篇關於社會勞動和財富分配的簡略分析，這就是《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直接起因。杜爾哥提出的問題都與其所掌握的中國經濟知識有著不同程度的聯系，他是受中國情況的啟發，也直接從中國古代文化中汲取了營養。所以研究者都說杜爾哥的《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書受中國的影響最深，而此書又影響了後來的亞當·斯密。
1764年2月至1766年10月，亞當·斯密進行了為期3年的歐洲大陸遊學。他在法國逗留了10個月，期間會見了魁奈、杜爾哥等許多法國著名的思想家。斯密在與這些人的接觸中，加深了對經濟學的認識，並著手制訂《國富論》的寫作計劃，亞當·斯密以前是研究倫理學的，而其走上研究經濟學的道路，完全是受魁奈等法國老師的影響，而《國富論》的很多經濟思想都來自法國重農學派。
重農學派是中國思想與西方經濟學之間的一座橋梁，亞當·斯密從重農學派那裡繼承的思想也對後世影響深遠，直到“凱恩斯主義”出現前，一直占據著西方經濟學的正統地位。
哈耶克將老子視為思想教父
在西方經濟學界，一直就存在研究中國古典思想的傳統，哈耶克是奧地利經濟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20世紀最重要的自由主義理論家之一，被尊為當代自由經濟的鼻祖。但是，鮮有人提及的是，哈耶克奉老子為“思想教父”。
讓哈耶克名垂青史的是他的“自發秩序”理論，這一理論的最初來源就是法國的重農學派，重農學派的思想源頭是老子。而哈耶克自己也認為老子的《道德經》中，“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兩句話，是對“自發秩序”理論最經典的描述。
1966年9月，哈耶克在東京做《自由主義社會秩序諸原則》的演講，在談到“自發秩序”理論時，激動地反問道：“難道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嗎？”從這裡，可以看出老子的“無為思想”對哈耶克的影響是多麼大，哈耶克對老子思想的熟悉也已經到了信手拈來的地步。
當代中國不少經濟學人都以哈耶克的中國傳人自居，他們想用哈耶克埋葬凱恩斯。他們翻譯《哈耶克傳》，組織哈耶克協會，寫文章紀念哈耶克。而哈耶克最崇拜的卻是中國的老子，歷史及現實就是如此的諷刺。
“自由放任”核心理論早被後人推翻
“自由放任”思想雖然來自中國的老子，但我並不認同這樣的思想。經濟學界雖然有人仍很推崇“自由放任”思想，但主流學界早已否定了這一觀點，經濟學教科書也早已不主張“自由放任”。
經濟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任何一種偉大的經濟理論都是為解釋和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而提出的，其基本假設是以當時的社會和自然環境為基礎的。一旦環境發生了變化，就不再支持以前的一些基本假設，這套理論便會失效。
畢竟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經過這麼多代人的發展，其體系已經相當完善，與當初比較，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代市場失靈理論認為，由於壟斷、外部性、信息不完全和在公共物品領域，僅僅依靠價格機制來配置資源無法實現效率的帕累托最優，因此會出現市場失靈。市場失靈就是指市場失去效率，也就是說，當市場配置資源出現低效或無效率時，就出現了市場失靈。現在許多西方經濟學家對市場失靈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認識。
理清現代經濟學的中國起源沒有壞處，這至少可以讓中國學人不再那麼自我矮化。而這一段歷史也應該寫進中國的歷史教材，至少應該寫進經濟學專業的學生教科書。
本文摘自《反誤導:一個經濟學家的醒悟》
《反誤導：一個經濟學家的醒悟》系作者對西方經濟思想史、發展經濟學、貨幣理論、福利社會理論等深入研究，以及對中國經濟宏觀調控、微觀經濟現象常年跟蹤觀察後，嘔心瀝血的一本“經濟學清本溯源”之作。在書中，作者首先澄清了“亞當·斯密並沒見過資本主義”、“‘看不見的手’是反諷”等一般大衆因被中國主流經濟學輿論渲染後，得出的錯誤認知；而後，針對認為錯誤的經濟學原理和各國改革經驗，進行批判，比如“打敗腐敗的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會”等；再之後，針對當下全球經濟現象進行鞭辟入裡、獨具一格地分析，得出“自由放任最大的受害者是企業家”等結論；最後，對中國經濟學界當下的輿論環境進行辛辣地批評，並得出“知識分子的話語權旁落”等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