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泛地講，中國的國企改革是和國家的改革開放相伴而生的，自1978年開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重新拉開改革大幕的今天，在歷時35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國企改革也從未停止。
2014年5月，因為企業子弟無法接班，大慶油田的千名老職工聚集抗議。
據媒體報道，這次事件源於大慶油田出台的招工新政策：老職工的子女如畢業於“二本”非石油專業或“三本”將無法直接“接班”，而要通過考試。為了反對這種“不公”的待遇，部分職工“揭竿而起”。
“接班”，這種帶有濃烈的計劃經濟時代色彩的詞匯，很難想象，的的確確就出現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只不過，這一次是作為“新聞”出現。報道一出，使人“恍如隔世”的同時，也引來了社會的熱議。有媒體評論就直言，“什麼年代了，還有國企子弟包分配？”這種看法，基本上代表了社會輿論。
值得一提的是，事件發生的時間節點，是很有意味的：在十八大報告宣佈繼續深化改革，“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之後，2013年年底，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又將國企改革的方向鎖定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而此時，各地都在響應中央政策，紛紛研究和出台國企改革的具體安排。
大慶油田是認識國企改革的一個切口和樣本。
在國企中，大慶油田無疑是最有資格稱元老的幾個之一。說起大慶油田，很多國人對它的認識都停留在那個工人幹勁十足、激情澎湃的年代，沒有人不知道大慶，就像沒有人不知道王進喜。他們幾乎是一個時代的標桿。
如今的大慶，是央企、上市公司、“兩桶油”之一的中石油旗下最大的油田公司，體量不減當年。中國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開天辟地、風雲變幻，1992年鄧小平南巡，打破思想牢籠之後，市場經濟的發展更是日新月異，而接班制度，早在1986年已經被國家明令廢止。“接班事件”，將大慶的蒼老和改革的無力，戲劇性地展露在了公衆面前。
實際上，大慶僅僅是國企的一個代表，大慶的改革不徹僅僅是國企改革諸多疏漏中的一點。近年來，隨著國企體制僵化、盈利能力不足、國企領導貪腐案頻發等諸多問題的暴露，改革不得不再一次被排上日程。
盡管人社部回應稱，大慶油田的分配是個個案，但這絲毫不能讓我們回避問題的本質。
中國素來有“以史為鑒”的傳統，叙述歷史，是為了關照現實。我們之所以以一個發生在眼下的事件開始本章，也是為了讓讀者在驚奇之餘，有所思考：國企改革始於何時？進程如何？為何在市場經濟發展多年並取得累累碩果的今天，國企中還保留著計劃經濟時代的老舊圖景？改革的是非功過，該如何評說？欲知今日，當問來時，如今國企改革又到關口，更需要理清過往。
寬泛地講，中國的國企改革是和國家的改革開放相伴而生的，自1978年開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重新拉開改革大幕的今天，在歷時35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國企改革也從未停止。而另一種更為理性、深入的認識認為，真正的國企改革應該從1994年算起。之前的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有了堅實的理論依據，國企改革得以真正步入了軌道。
從1994年算起，國企改革的過程也已經持續了20年。
之前的背景是，改革開放已經在摸索中進行了十餘年，這十餘年，也是國企摸索行進的一段時間。首先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針對當時政企不分、國企效率低下的狀況，國家提出放權讓利，將經營管理的自主權下放給企業，使企業成為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雖然收效較為明顯，但這些摸索和嘗試基本是淺層次的，是權宜之計，不能從根本上解放國企，釋放國企的活力。而改革之所以能夠順利推進，也是因為利益的調整沒有觸及原有的產權架構，在調動了利益主體的積極性的同時，得以被全社會所接受。
從1987年開始，隨著摸索漸漸走向深入，經營權的改革捉襟見肘，產權改革的硬骨頭開始顯露，為應對形勢，到1992年，國家進行的是企業承包制和租賃制的改革。承包制和租賃制在提高了勞動者積極性，激發了經濟活力的同時，也暴露了嚴重問題，主要表現為經營者傾向於短期行為，“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現象並不鮮見。1991年年末，國企的狀況可以用當時流行的“三三制”的說法生動表現出來——盈利的國企只占國企全數的三分之一。這樣，承包制和租賃制就不可避免地招來廣泛的質疑和批評。
在國企承包制和租賃制改革進行的同時，另一種嘗試也在進行，這就是股份制改革。遺憾的是，受制於當時的條件局限，股份制改革也未能順利進行下去。這種局限，一是社會和學界對股份制本身缺乏足夠清晰的認識，導致了改革的理論準備不充分；二是非國有介入主體匮乏，股份制的參與往往局限在内部職工，而内部職工的籌資能力優勢很有限的。由於改革給國企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股份制改革最終陷入困局，不了了之。
整個這一時期，有一個明星式的代表——週冠五。時勢造英雄，週冠五是1978年後國企在摸索中探求出路的風雲人物。當時著名作家蔣子龍的改革小說《喬廠長上任記》，風行一時，小說中喬廠長的原型，就是週冠五。
軍人出身的週冠五，彼時是首鋼的領導人，而1979年，在國務院的政策推動下，首鋼和其他幾家大型企業，率先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首鋼提出的承包制改革，由於效益突出，很快就成為全國的焦點和各地效法的榜樣。但自始至終，首鋼的探索也只是在產權不變的前提下變通實踐。1995之後，週冠五因其子週北方經濟問題黯然下台，首鋼的光環漸漸褪去。其繼任者畢群以冶金工業部副部長身份掌舵首鋼，稱首鋼“一團亂麻”。法國《新觀察家》則這樣描述首鋼：它什麼都經營，鋼鐵、面條、自行車、醫院、槓鈴、大衣、飯店、計算機，公司還擁有一家銀行、一支船隊。
國企改革真正看到破局的希望，始於1992鄧小平南巡之後，“姓社姓資”的思想禁忌被打破。之後，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幹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1994年以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在國企中逐步展開。
以此為起點，國企改革第一次向著明確的方向，邁開步伐。
本文摘自《混合所有制的邏輯》
經濟新常態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動了誰的“奶酪 ”？國企改革20年未竟之路將走向何方？民營企業因 何歡喜又擔憂？國有企業如何重新激發活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來，關註 和議論不少，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卻不多。宋文閣、劉 福東編著的這本《混合所有制的邏輯(新常態下的國 企改革和民企機遇)》在回顧國企改革艱辛歷程、總 結國内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全面深刻解讀混合所有 制的内涵特徵和實踐路徑，在當前的歷史性機遇下， 從操作層面給出國企與民企借勢升級的指導意見，為 中國經濟全面深化改革貢獻智慧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