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有企業的改革，促進了國有控股、參股企業的迅速發展，也為當前民企參與混合所有制改革，做了良好的鋪墊。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
同樣，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一直在摸索中前進，並且，我國對混合所有制的持續探路，實事求是地講，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均取得了較為不錯的成績，這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啟動混合所有制改革，顯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實事求是地講，混合所有制對於我國經濟而言，其實並非是新生事物，只不過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内，僅僅是我國主體經濟形態的有限補充，並沒有構成我國經濟的主體部分，更沒有上升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頂層設計高度。
對我國混合所有制實踐進行追溯，其經歷了改革開放早期的萌芽階段，也經歷了上世紀80—90年代的外資參與式階段，並一直延伸至國民結合式的混合所有制階段。
混合所有制萌芽
我國的農村一直是孕育希望和奇迹的地方，從井岡山時期“農村包圍城市”的星星之火，到拉開改革開放大幕的鳳陽縣小崗村，都是農村，直到混合所有制的萌芽，歷史再一次選擇了中國農村！
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形式主要表現為大量共有財產和農戶私有財產的共同使用、共同受益的合作經濟。如果從生產資料的構成和資金來源上加以區別，這些經濟合作體可以分為五種。
農戶與農戶聯辦。農戶與農戶聯辦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是每個企業成員都提供資金和勞力，並且不接受外部人員提供的資金，這樣的話，企業成員同時實行按勞分配和按參股資金分紅兩種分配方式；另一種形式是，企業的一部分資金是由企業外部人員所投入，這部分人員不提供勞力，也不參與按勞分配，只參與股金分紅。這兩種企業都是共同所有，不是集體所有。兩者的區別在於聯辦企業的資金組合方式，前者是機械型組合，後者是有機型組合。在機械型組合中，資金的投入者對自己投入的資金擁有所有權，他可以隨時退股，收回自己的股金；而在有機型組合中，所有的資金融合為一體，不可分割，聯辦企業所有的成員都是全部資金的所有者。
全民所有制企業與農戶聯辦。這種類型的聯辦企業，指的是單戶農民與全民所有制企業聯合籌資成立的企業。例如，為了生產哈密瓜罐頭，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一O三團修造廠與遼甯省沈陽市子洪區農民孫建修聯合集資建廠，該廠年產四百萬瓶，產值四百萬元，約定利潤各取一半。
集體與農戶聯辦。江蘇省海門縣中關村將集體企業改為與農戶聯辦，在新成立的“長虹股份公司”中，全體村民都是公司的股東。除了現金入股，農戶的資金有兩種方式匯入公司：一是農戶投資置辦機器，為企業制造產品；二是農戶集資置辦機器，集體共同使用。公司盈利後，會將稅後利潤的三分之一用於投股和分紅。
集體與集體聯辦。聯辦企業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原來的集體企業，原集體企業的財產也折價入股，作為聯辦企業的生產資料。這類聯辦企業屬於集體所有，資金不參與分紅，實行的是按勞分配。
國家、集體、個人聯辦。為了對武昌湖進行漁業開發，安徽省望江縣採用這種“三合一”的模式，聯合投資開辦漁場，實行共同開發、共同經營、共同分利。
合作聯辦的經濟組織形式經過幾年的實踐，讓一部分勤勞、敢幹的個人先富了起來，伴隨著這一群體的壯大，一批個人獨資或獨資為主、附加集資創辦起來的企業開始嶄露頭角。在河南，鄭州農民張長山開辦了三家企業，包括電器廠、水泥預制件廠和一家從事生產資料服務的企業，自有固定資產過百萬元。在陝西，一座裝機容量為5500千瓦的發電廠拔地而起，它由韓城市棗莊鄉農民楊森威投資300萬籌建，發電廠工人多達150人，另有土建工程師，機電工程師，技術員數人。從總趨勢看，越來越多的行業，都開始出現農民作為唯一投資者或主要投資者經營企業的現象，這些企業，都不同程度地帶有私人所有的屬性。
這些合作經濟體，多數反映的是一些農戶、農戶私營企業或鄉村集體企業利用自身所擁有的土地、勞動力等資源，與國有企業聯合起來，通過充分利用國有企業的資金和技術較為先進的優勢，對當地的資源進行開發。而從國有企業一方講，鄉村土地資源豐沛、勞動力價格低廉，則是大可利用的。兩方各自看好對方的優勢，通過取長補短，最終自然可以實現雙贏。
作為兩種所有制的聯合，這種出現在農村的聯辦企業，幾乎是最早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的承載形式和個體，並且極具有原始性和典型性。經過八十年代的充分實踐和發展，壯大中的鄉鎮企業很快就面臨著擴大規模、提高水平層次和現實問題，這就要求原來的一些局限，不管是地域性的，還是血緣性的，必須打破。到九十年代，這種要求更加迫切，於是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宣告誕生。這樣，就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在農村經濟發展中大顯身手奠定了基礎。
外資參與式的混合所有制
伴隨著對外開放進程的推進，外國資本也越來越多地參與到中國經濟中來，這使得以外商投資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
“三資”企業在沿海地區的大量出現，是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後帶來的直接現象和結果。外資的來源，一開始主要是香港、澳門、東南亞的華僑人士。而所謂的“三資”企業，一是外商獨資企業，二是外商聯合國内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創辦的中外合資企業，三是中外合作企業。其中的合資企業與合作企業，都是混合所有制企業的一種，他們之中，包括了外商投資聯合國有經濟開辦的企業，也包括了外商與集體經濟或者私人合辦的企業。
這些混合所有制企業的優勢在於，企業的技術及設備都較為先進，所以，生產出的產品往往檔次較高，出口率也高，内地企業受之帶動，技術和管理水平都有很大的進步和提高。另外，這種模式的企業發展很快，1991年，合資企業和合作企業的總數量，已經有8500家之多，而總產值達到了196.1億元，實現利潤9.8億元，上繳稅金2.86億元。
在這一波外商投資浪潮中，很多企業由於抓住了機遇，在日後成為了各個行業的佼佼者。TCL便是這些優秀企業的其中之一。
改革開放之初，TCL公司正式創立，當時的情況是，企業完全依靠國家投資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TCL順勢而為，抓住了外商在中國投資的嶄新機遇，合資企業一經建立，在資金技術得以引入，市場得到開拓的形勢下，企業的生存問題便迎刃而解。這一決斷，是TCL邁出的關鍵一步，可以說為TCL長遠的發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礎。
TCL集團的起步，要從“惠陽地區電子工業公司”開始說起，這家公司，是在1981年由惠陽地區機械局電子科改組而成，在此基礎上，利用財政借款5000元，與外商合資創辦了生產磁帶的“TTK家庭電器有限公司”。這是中國最早的十三家中外合資企業之一，其股權結構是中外兩方各占50%股份。
TCL不走尋常路，從1990年起，經過短短的幾年時間，TCL打破規則，越級兼並，打造出了一家由三級企業組成的多種所有制形式並存的混合所有制集團企業，其一級企業為國有獨資的集團公司，二級企業為公衆公司，三級企業為中外合資或者股份合作制公司。此後，TCL為謀求規模化經營，形成大產業，集團與香港投資方合資，進行大屏幕彩色電視機的開發經營，先後有26家下屬企業通過絕對控股、相對控股等形式得以建立。
TCL集團從一家5000元家底的不起眼的小企業起步，發展成為一家實力雄厚的國有企業集團，前後僅僅用了十多年的時間。1996年，TCL集團產值達到67億元，實現銷售收入58.3億元,利潤2.6億元，為國家貢獻稅收2.3億元。當年，在全國電子百強企業名單中，TCL集團排名第9位；在全國500家最大工業企業中，TCL集團排名第156位；在廣東省70家大型企業中，TCL集團公司被列為第2名……
1996年還是TCL新一輪發展的起步之年，從這一年開始，通過完善混合所有制結構與大規模資產流動，一面擴張主導產業，一面縮減副業，TCL迅速走上了國際化發展道路。
TCL集團的實踐表明，在新的市場經濟和開放經濟的條件下,國有資本不能再存有固守其所有制不變的老舊觀念，不能在排斥與其他經濟成份的聯盟合作,選擇合作與否的關鍵,應當在於這種聯盟與合作是否有利於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是否有利於國有經濟發揮對國民經濟的有效參與和導向作用。
混合所有制條件下,通過資產增量調整,採用靈活的形式和策略,可以提高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的競争力,使國有經濟在中國戰略性產業國際化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同時,混合經濟的發展可以採取多種靈活的方式,如依托經過初步改革建立起的現代公司制企業,通過資本市場上股權轉讓或收購兼並等活動,實現對國有經濟的改組和調整,是實現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的根本途徑。不僅如此，混合所有制有利於實現國家的戰略發展目標和社會公平。實現社會公平與保障經濟效率是國有經濟的基本功能之一。
隨著對外開放的程度不斷加深，我國利用外資的數量和範圍都在逐年增加和擴大。外商投資數量的增加，增大了外資經濟與我國現存各種經濟形式的聯合，必然使得混合所有制經濟逐步壯大。
國民結合式的混合所有制
近年來，國有企業的改革，促進了國有控股、參股企業的迅速，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也隨之增大。這為當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做了良好的鋪墊。
按照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佈局結構調整的要求，我國現存的國有獨資企業、公司，特別是競争性行業的企業一直進行著多種形式的股份制改造。據統計表明，2007年，我國全部國有企業的68.2%仍為國有獨資企業，數量上高達10.8萬戶；全部國有企業的77.6%仍分佈在競争性行業中，數量上高達12.3萬戶；國有企業的94.1%仍為小型企業，數量為14.9萬戶。其後，這部分國有獨資企業，不斷進行著向股份制企業轉型的改造。
中聯重科是一家誕生於科研院所（原建設部長沙建設機械研究院）的企業，如今，經過股份制改造和其他形式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全世界的舞台上，已經成為工程機械行業享有盛名的上市公司。
原建設部長沙建設機械研究院作為中聯重科的前身，是中國工程機械技術的起源之地，在機械技術方面，研究院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有著相當豐厚的積澱，也為中聯重科的發展做足了基本功的鋪墊。
到2014年，中聯重科已成立近 22 年，縱觀中聯重科的發展史，我們可以發現，從未間斷的體制、機制創新是中聯中科發展過程的鮮明特徵：通過股份制改造、總部改制、進入H 股等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現在中聯中科，已經形成了國有資本、企業員工和管理者、國際投資者、戰略投資者等多方共同持股的混合所有制產權結構。
中聯重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包含了長沙建設機械研究院（大股東）和中聯重科自身兩個主體的改制和股份制改造，兩個主體的改革，在大股東的整體上市中得以交疊，造就了混合股權結構。不同性質的資本融合為一體，成為市場機制之下的利益共同體。
可以說，大膽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中聯重科成功的關鍵，而產權主體的多元化，則是中聯重科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思路。中聯中科之所以選擇發展國有資本、非公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因為清醒地認識到：國有企業的優勢在於品牌、資源、市場，而民營企業的機制靈活、效率較高則是國有企業所欠缺的，將國企和民企有機結合，有利於兩種資本取長補短。兩者之間是共生共贏、相互促進的關系，而不是互相排斥、彼此對立的關系。
發展混合所有制，必須充分抓住改革創新這個核心。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一“混”了之，更不是一“混”就靈，在實現混合主體多元化的同時，中聯重科通過董事會等方面的改革，積極創新公司治理的機制體制，使激勵約束、法人治理等科學理念得到了充分落實。
從董事會的人員結構來看，在中聯重科的7名董事會成員中，僅獨立董事就有4名，超過一半，而且，這些獨立董事都是企業管理不同方面的專家，這就在確保話語權的同時，又保證了決策的科學性。2013 年，中聯重科啟動了獨立董事的獨立調查，有效維護了股東權益，這在國内尚屬首次。
從2001 年開始，截止2013年，中聯重科實施了多次海外並購，在這一過程中，英國保路捷公司、浦沅工程機械公司、意大利 CIFA 公司、德國 M－TEC 公司等世界優質的企業和及其資產被整合，使中聯重科的規模不斷擴張，實力不斷加碼，發展一再增添動力。不斷擴張實業的同時，在資本市場的運作方面，中聯重科的表現也異常活躍，通過發行美債，開發自身金融業務等方式，企業在海内外都進行了的富有成就的融資，並打開了新的發展空間。
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機制創新，中聯重科實現了飛速發展，與此同時，國有資產實現了保值、增值，國有資本的功能得到了有效放大。2005 年以來，借助股權多元化釋放的推動力，中聯重科的營收、稅收、資產總額等多項數據被不斷刷新，其中，湖南省國資委持有的國有資產，一度增值超過800倍。
總之，中聯重科自實現混合所有制以來，其發展速度和質量始終領先於業内平均水平。2013 年，在世界經濟衰退的背景中，中聯中科實現營收480.71億，淨利潤73.3億，繼續領跑中國工程機械行業，成為國内排名第一、世界第六的工程機械企業，位列福佈斯全球企業 800 強榜單第 779 位。
中聯重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說是國企改革的典範。隨著中聯重科行業實力的增強，國際地位的提升，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和體制創新的繼續深化，國有資本在釋放市場活力的同時，其影響力也與日俱增。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中聯中科的改革告訴我們，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外資資本、個人資本、PE資本，只要有利於國有企業的成長壯大，只要有利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只要有利於人民群衆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能夠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參與者。
近3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混合所有制經濟在實踐中的發展是令人矚目的，作為一種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所有制實現形式，它也必將繼續發展，成為社會主義所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本文摘自《混合所有制的邏輯》
經濟新常態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動了誰的“奶酪 ”？國企改革20年未竟之路將走向何方？民營企業因 何歡喜又擔憂？國有企業如何重新激發活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來，關註 和議論不少，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卻不多。宋文閣、劉 福東編著的這本《混合所有制的邏輯(新常態下的國 企改革和民企機遇)》在回顧國企改革艱辛歷程、總 結國内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全面深刻解讀混合所有 制的内涵特徵和實踐路徑，在當前的歷史性機遇下， 從操作層面給出國企與民企借勢升級的指導意見，為 中國經濟全面深化改革貢獻智慧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