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共識》是90年代我國國企產權改革的一大背景。在世界範圍内，《華盛頓共識》鮮有成功的案例，我國國企產權改革受之影響，倉促實施，也導致了大量國企被“一賣了之”的悲劇結局。 2003年之後，產權改革則基本停滞，改革又陷入了矯枉過正的尴尬境地……
2014年7月5—6日，在複旦大學召開的追思楊小凱逝世十週年學術會議上，林毅夫與張維迎圍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發生了激烈争論，而裹挾其中的核心命題，就是事關新一輪國企改革的路徑選擇，以及對既往國企改革的成敗定性。
林毅夫為會議準備的是一次題為《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學科的發展》的發言，這次發言的内容，則是林毅夫根據其即將發表的《反思華盛頓共識：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一文整理而來。其中提到的《華盛頓共識》，可以視為90年代我國國企產權改革的一大背景。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國企產權改革的前夜。而在中國之外，由於債務危機爆發，絕大多數拉美國家的經濟正在一次長達十餘年的惡性通貨膨脹中掙紮。誰也不會料到，在幾年之後，拉美危機所帶來的改革思想和風潮會波及到萬裡之外的中國，並給中國的國企改革帶來深遠影響。
拉美危機爆發之後，一直將拉美視為自家後花園的美國沒有袖手旁觀。為了探讨和解決拉美國家存在的問題，找到危機的根源，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以拉美國家經濟調整和改革為主題的研讨會，研讨會邀請了拉美國家代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會議結束後，根據與會人士的意見，一份被稱為《華盛頓共識》的文件很快被擬定並宣告誕生。這一文件，旨在為拉美國家提供改革的方案。
《華盛頓共識》涉及到多個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加強政府的自我約束，減少財政赤字；調整財政支出的方向、重點；通過降低邊際稅率和擴大稅基改革稅收；放開利率；倡導貿易自由化；改革匯率制度；清除影響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推動國有企業私有化；減少政府對企業的管制，擴大進入和退出的自由度；加強產權保護。由於這些思想秉承了西方自由主義傳統，《華盛頓共識》因此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
除了拉美國家的危機，《華盛頓共識》的出台有其更為廣闊的時代背景，同時適應了當時的普遍需要。理論方面，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世界經濟發生滞脹後，凱恩斯的理論失去了現實支持，與此同時，自由主義再次步入舞台，掌握了經濟理論的主流方向。現實方面，很多西方國家都在進行的的私有化運動為《華盛頓共識》的出台制造了氣氛，還有一些國家，正面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難題，這些國家迫切需要一種思想為它們指明方向。
由於《華盛頓共識》適應了許多國家轉軌或發展的需要，也由於接受《華盛頓共識》被作為很多國家得到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經濟支援的前提條件，《華盛頓共識》指明的改革方案很快進入了大範圍的實踐，不僅拉美國家，俄羅斯、東歐和東亞的很多國家也紛紛採納，以期解決國家經濟中出現的問題。這使得《華盛頓共識》越來越接近世界共識、全球共識。
我國的產權改革之所以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大規模展開，一方面是被現實倒逼，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受到了《華盛頓共識》和新自由主義掀起的各國改革浪潮的影響。事實上，我國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衆多舉措與《華盛頓共識》如出一轍——只有動了產權的改革才算改革，產權改革的多少是衡量一個行業和地區國企改革成績的唯一標準。
我國的國企產權改革，要從1993年算起，當時中央在國企一片蕭條、亟待擺脫困局的現實狀況下，提出國有企業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產權改革開始提上日程。隨後，一種“抓大放小”、讓處在虧損中的中小企業通過資產變賣退出市場的改革思路很快被確立下來。山東諸城的改革是最早發生並產生很大的影響重要改革案例，當時諸城市國有企業數量過百，虧損企業也過百，虧損額超過全市的財政收入。類似的、同一性質的改革，還有銅陵的“公有私營”改革，重慶的抓大放小改革……各地的國企改革都在走“放小”路線，形勢如火如荼、愈演愈烈，後來，甚至一些大型企業也開始被轉讓，產權改革與“一賣了之”在一些地區被劃了等號。
然而，反觀《華盛頓共識》在各國的實踐，幾乎找不到成功的案例——結果似乎恰恰相反，參與實踐的很多國家都發生了經濟危機，危機引發了嚴重後果。
在拉美國家中，從1994年到2001年，與推行《華盛頓共識》直接相關，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先後陷入金融危機，貨幣危機和經濟危機。
俄羅斯的“休克療法”將其帶入了來勢兇猛的社會和經濟危機，80年代末，俄羅斯的GDP是中國的兩倍多，十年之後，僅有中國的三分之一。波蘭也實行了“休克療法”，結果只帶來了繁重的債務和飛漲的物價，工人不斷卷入失業和罷工，導致了生產狀況和社會治安惡化，經濟陷入困頓。幾乎所有東歐國家都惹了一身麻煩。
在東亞，金融自由化也釀出了苦果，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給東亞各國經濟造成了災難性影響。有些國家的財富損失一半以上，數十年經濟發展成果付之一炬。
實際上，強如歐美等市場經濟發展成熟的國家也沒有避免厄運，2008年引爆於美國的世界金融危機，《華盛頓共識》便難辭其咎。
盡管“新自由主義”罪行累累，但國内的很多學者和官員卻沒能破除迷信，他們認為，產權改革、私有化不僅可以使國有企業停止虧損，還能獲得大量的資金，一舉兩得的好事，何樂而不為。這種唯私有化是從、認為國企改革只有私有化一條路的觀點，不管出於何種目的，都是過分簡單和粗暴的，它最終導致了國有資產在很短的時間内被大量變賣。
從當時的情況看，我國的國有企業數量過多，總規模過大，的確有通過實行產權改革進行合理優化的必要。從國有企業本身來講，其機制不靈，效率低下，市場化是國企改革的必經之路，所以，90年代國家提出建立市場經濟的目標是沒錯的，而過多的國有企業會擠壓民企的生存空間，最終不利於市場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其次，在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應該體現在控制力上，規模和數量不代表控制力——如果國有企業都在虧損，談控制力不是很可笑嗎？國有企業改革要做的，是從國家戰略出發，將國有企業佈局到關系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中去，在這個過程中，部分國企退出某些行業和領域是必要的。
但是，產權改革畢竟能作為國企改革中的一種形式、一個方面來看待。除了產權改革，國企改革涉及到的還有企業内部管理體制等方面的改革，如果我們把改革的一種形式當作衡量改革成敗的唯一標準，那只能是以偏概全，挂一漏萬，最終將得不償失，將大批國有企業“一賣了之”的做法就是歷史給我們的教訓。
中國的國企改革一直是摸著石頭過河，深一腳淺一腳在所難免，矯枉過正的事情也時有發生。自2003年國資委成立以來，國企重組的集結號吹響，“國退民進”漸漸向“國進民退”轉變。2004年，著名的“郎顧之争”將國企改制中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拉入了人們的視野，國務院在此後叫停了MBO。2005年之後的幾年，國企逐步實現了股份制改造，開始上市融資，經營方式日漸靈活，但企業的控制權仍然有效地掌握在國資委手中。2009年，“通鋼事件”發生，在國企“通鋼”面臨股權調整、民企建龍集團即將入主通鋼之際，通鋼老總被不滿的工人打死，並直接導致了重組計劃流產，之後，“國進”之勢更為迅猛，尤其在鋼鐵行業，地方政府把鋼鐵企業私有化的現象從此絕迹。這一階段，國企經過重組規模擴大，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也迅速好轉，強勢的形象逐步確立。
我們看到，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與2000年之後的國企，尤其是和近幾年的國企相比，面貌和實力已經是判然有別。但遺憾的是，我們同時看到，“國進民退”和“國退民進”一樣，也有著致命的不足。我國的民營航空從無到有，在面臨興起之際，卻在國有航空的圍剿下铩羽而歸；在煤礦行業，為了扭虧為盈，煤礦行業曾經向很多民營企業敞開了大門表示歡迎，等到市場形勢一片大好，卻一聲令下，毫無道理地進行強制收編；鋼鐵行業的命運也是如此；此外，國有企業在衆多競争性領域也是“捷報頻傳”……這些現象都值得我們警惕和深思。
我們不能忽視，我國國有企業的迅速發展，是有著巨大的代價的，這些企業能夠做大做強，不是因為企業自身的效率得到了多大的提升，也不是因為公司治理已經足夠科學和合理，而是因為占據著大量的有形資源和無形資源。僅從證券市場來看，2010年，在1700多家上市公司中，國有性質的上市公司數量上占55%，資產卻占上市公司資產總額的90%，賬面現金占77%。與此同時，數量上占18%的央企，資產卻占據上市公司資產總額的76%，賬面現金占48%。這些數據說明，一些國有企業幾乎壟斷了證券市場，成為了吸取民衆財富的資本怪獸。
事實證明，簡單的“國退民進”或者“國進民退”，都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資產應有的實現方式。當前，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將重點放在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對既往國企改革的糾偏式反思。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國有企業改革對民企敞開大門，是國企和民企共同的春天，不同所有制的資本通過科學融合，優勢互補，一定可以創造出國民共贏的大好局面。
本文摘自《混合所有制的邏輯》
經濟新常態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動了誰的“奶酪 ”？國企改革20年未竟之路將走向何方？民營企業因 何歡喜又擔憂？國有企業如何重新激發活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來，關註 和議論不少，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卻不多。宋文閣、劉 福東編著的這本《混合所有制的邏輯(新常態下的國 企改革和民企機遇)》在回顧國企改革艱辛歷程、總 結國内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全面深刻解讀混合所有 制的内涵特徵和實踐路徑，在當前的歷史性機遇下， 從操作層面給出國企與民企借勢升級的指導意見，為 中國經濟全面深化改革貢獻智慧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