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所有者不用勞動就可以獲得國民收入的一個可觀份額，資本收益率通常在每年4%～5%。在所有文明中，這一事實都會激起激烈的而且常常是憤怒的抵制，此外還有各種政治反應。禁止高利貸是最常見的政治反應之一，在大多數宗教傳統中，包括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我們都可以發現這種或那種形式。希臘哲學家對利息的意見搖擺不定。由於時間之流永不停息，利息原則上可以永無止境地增加財富。亞裡士多德特別指出，無限的財富是危險的，而他也註意到“利息”一詞在希臘語（tocos）中本意是“子女”。在他看來，錢不應該“生”出更多的錢。在一個低增長甚至零增長的世界，人口和產出世世代代幾乎保持不變，“無窮無盡”顯得尤其危險。
不幸的是，禁止利息的企圖常常不合邏輯。剝奪有息貸款的合法性，其效果通常是限制了某種類型的投資和某種類型的商業或金融活動，政治和宗教當局認為相較於其他這些類型的合法性和價值較小。然而，他們並不普遍質疑資本收益的合法性。在歐洲農業社會時期，基督教當局從未質疑過地租的合法性，因為他們自身從中獲益，他們賴以維持社會秩序的集團也從中獲益。當時社會禁止高利貸最好視作一種社會控制方式：某些類型的資本比其他資本更難控制，因此也更令人不安。資本可以給其所有者帶來收入，這一基本原則毫無疑義，所有者也無需證明其合理性。當時的思想頗為警惕無限的積累。來自資本的收入應該用到有益的方面，例如資助慈善行為，當然不能投入商業或金融冒險，這可能會導致疏離真實信仰。土地資本在這方面非常令人放心，因為它只是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自我繁殖。結果，整個社會和宗教秩序也顯得不可改變。地租在成為民主的死敵之前，長期被視為社會和諧的源泉，至少對獲得者而言是這樣。
由卡爾·馬克思和其他社會主義著述者在19世紀所建議、20世紀在蘇聯和其他地方付諸實施的資本問題的解決方案，要遠為激進，如果不談別的，邏輯上也更加一致。通過廢除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包括土地和建築，以及工業、金融和商業資本（除了很少的小地塊和小合作社），蘇聯實驗同時消除了所有資本的私人回報。禁止高利貸變得更為一般化：剝削率（在馬克思那裡代表被資本家占用的產出份額）因而降到零，連同私人回報率也降到零。伴隨資本的零回報，人（或工人）終於掙脫了連在財富積累枷鎖上的鎖鍊。不平等的 r > g無非是不好的回憶，尤其因為共產主義宣揚其對增長和技術進步的影響。對這些沉湎於極權主義實驗的人而言不幸的是，私人產權和市場經濟不單單服務於確保資本對除了勞動力外一無所有者的統治。它們在協調億萬個體的行動方面也扮演著有用的角色，沒有它們不會如此容易。蘇聯式中央計劃導致的人類災難非常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歷史視角下的資本稅
對於私人資本及其回報的永恒問題，資本稅將是較少暴力且更為有效的回答。在依賴私人產權和競争力量的同時，對私人財富徵收累進稅將以普遍利益的名義重新控制資本主義。每種類型的資本都將以相同的方式徵稅，沒有先驗的歧視，和這一原則相一致：即，在決定投資什麼上面，投資者一般比政府處於更有利的位置。如果需要，巨額財富的累進幅度可以非常大，不過這是法治政府的民主辯論問題。對不平等的 r > g，以及對資本回報作為初始股本規模之函數的不平等，資本稅是最適當的反應。
在這種形式下，資本稅是一種新的思路，是明確為21世紀全球化世襲資本主義所設計的。誠然，土地形式的資本從史前時期就被徵稅了。但是財產通常以非常低的統一稅率徵稅。財產稅的主要目的是通過要求財產登記來保障產權，而不是重新分配財富。英國、美國和法國的革命都遵從這一邏輯：他們設立的稅收制度決非旨在減少財富不平等。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累進稅的想法是被激烈争論的話題，但是最終累進原則被抛棄了。不僅如此，從建議的稅率相當低這個意義上說，當時最勇敢的稅收提議今天看起來都相當溫和。
累進稅革命不得不等待20世紀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一時期。它在混亂中出現，並且主要以累進所得稅和累進遺產稅的形式到來。不可否認，有些國家（最引人註目的是德國和瑞典）早在19世紀末期或20世紀早期就建立了年度累進資本稅。但是美國、英國和法國（直到20世紀80年代）沒有轉移到這個方向。而且，在確實對資本徵稅的國家，稅率也相對較低，無疑是因為這些稅收設計的背景和現在非常不同。
這些稅收也受困於基本技術缺陷：它們不是基於課稅對象資產的市場價值，這每年可以修訂，而是基於不經常修訂的稅務機構的價值評估。這些評估價值最終喪失了與市場價值的聯系，很快使得稅收失去價值。隨著1914～1945年間的通脹沖擊，同樣的缺陷破壞了法國和許多其他國家的財產稅。如此的設計缺陷對累進資本稅可能是致命的：每個稅收等級的臨界值多少依賴於比較隨意的因素，比如在指定的城鎮或地區最後一次財產評估的日期。1960年以後，對這種隨意性稅收的挑戰變得越來越普遍，尤其是在不動產和股票價格快速上升的時期。法庭也常常介入（就是否違反平等稅收原則進行裁決）。德國和瑞典在1990～2012年間廢除了年度資本稅。這主要是由於其設計陳舊（回到了19世紀），而不是對稅收競争的反應。
法國目前的財富稅（impôt de solidarité sur la fortune, 或 ISF）某種程度上更加現代：它基於各種資產的市場價值，每年重新估值。這是因為該稅的設立相對較近：20世紀80年代引入，當時通貨膨脹，尤其是資產價格，已不能忽視。在經濟政策上與其他發達國家保持不一致或許有好處：在某些情況下，這會讓一個國家領先於其時代。盡管法國的“團結財富稅”（ISF）基於市場價值，在這方面它和理想資本稅類似，然而在其他方面它與理想稅制非常不同。前已述及，它因大量豁免而漏洞百出，並且是基於自我申報財產持有的做法。2012年，意大利引入一個相當奇怪的財富稅，它顯示了目前背景下單個國家自己可以做什麼的界限。西班牙的情況也很有趣。西班牙的財富稅就像現在已經不存在的瑞典和德國版本，是基於多少有些隨意的不動產和其他資產的評估。該稅的徵收在2008～2010年暫停，然後在2011～2012年嚴重的預算危機中恢複，但是其結構並未修改。類似的緊張氣氛幾乎無所不在：雖然鑒於政府不斷增長的需要資本稅看起來符合邏輯（當大額財富增長且收入停滞，政府不可能對這樣誘人的財源視而不見，無論哪個政黨當權），但是在單個國家内合理設計這樣的稅種非常困難。
總結一下：資本稅是一個新想法，需要適應於21世紀的全球化世襲資本主義。稅收設計者必須考慮何種稅收安排是合適的，應稅資產的價值該如何評估，以及關於資產所有者的信息應該如何被銀行自動提供和在國際範圍内共享，以便稅務機構不需要依賴納稅人自我申報財產持有情況。
非正統的管理形式：保護主義和資本管制
資本稅沒有替代者嗎？不，有其他方法管理21世紀的世襲資本主義，有些已經在世界的不同部分進行嘗試了。然而，這些非正統的管理形式不如資本稅令人滿意，而且有時候其制造的問題比解決的還要多。如前所述，政府收回經濟和財政主權最簡單的方法是訴諸保護主義和資本管制。保護主義有時是保護一國經濟中相對不發達部門的有用方法（直到國内企業做好了面對國際競争的準備）。它也是反對不遵守規則（金融透明度、健康標準和人權，等等）國家的有用的武器，對一個國家而言，排除使用的潛在可能性是愚蠢的。不過，保護主義，當大規模長時期使用時，其自身並非繁榮的源泉和財富制造者。歷史經驗表明，選擇這條路的國家，承諾使其民衆的生活方式得到顯著改善，可能會遭遇巨大的失望。此外，保護主義對阻止不平等的 r > g或財富積累到越來越少的人手中無能為力。
資本管制是另一個問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多數富裕國家提倡完全和絕對的資本流動自由化，沒有控制，也沒有各國間關於資產所有情況的信息分享。諸如經合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類的世界組織，以經濟科學最新發展的名義來推銷同一套措施。但是，這一運動本質上是由民主選舉政府推動的，反映了特殊歷史時刻的主導思想，蘇聯解體和對資本主義自動調節市場的無限信心是這一時期的標志。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這種方式是否明智遭遇嚴重質疑，富國很可能將增加資源在未來數十年進行資本控制。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開始，發展中世界已經展示了其道路，那次危機讓很多國家包括印度尼西亞、巴西和俄羅斯相信，國際社會指示的政策和“休克療法”並不總是明智的，是時候設定自己的道路了。那次危機也鼓勵一些國家積累額外的外匯儲備。這可能不是對全球經濟不穩定的最佳反應，但是它有如下優勢：單個國家在不喪失主權的情況下即可應付經濟沖擊。
中國資本管制的秘密
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一些國家經常實施資本管制，不為完全解除資本流動和經常賬戶管制的大潮所動。中國是一個值得關註的例子，其貨幣從來都不可自由兌換（但是，將來有一天可能會，當中國確信積累了足夠的儲備可以埋葬任何對賭人民幣的投機者）。中國也嚴格控制進入的資本（沒有政府批準，不能投資或購買中國的大公司，其批準通常除非外國投資者滿足於占有少數股權）和流出的資本（沒有政府同意，資產不能轉移出中國）。資本流出問題目前在中國非常敏感，是中國資本管制模型的核心。這就引出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中國的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他們的名字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全球財富排行榜中，是不是他們財富的真正所有者？比如，如果他們願意，他們能不能把錢轉出中國？雖然這個問題的答案籠罩著神秘的面紗，但是毫無疑問，中國的產權概念和歐美是不同的。它依賴於一套複雜且不斷演變的權利和責任。舉個例子，一個取得中國電信20%股份的中國巨富，想要帶著家人移居瑞士，同時繼續保留他的股份並收取數百萬歐元的股息。相較於一個俄羅斯寡頭，他這樣做很可能會非常困難。這一判斷基於這樣的事實，經常有大量資金離開俄羅斯去可疑的目的地。這在中國從未見到，至少到目前為止是如此。無可否認，在俄羅斯寡頭們必須小心翼翼不得罪總統，因為總統可以送他們進監獄。但是，如果能夠避開這個麻煩，他們顯然可以依靠來自開發俄羅斯自然資源的財富過得很好。在中國這似乎控制得更嚴格。上述問題可能是衆多原因之一。該結論很可能經不起更細致的考察。
我不是要為中國的資本管制制度辯護，它極端不透明很可能也不穩定。不過，資本管制是管理和遏制財富不平等動態的一種方法。此外，中國有比俄羅斯更加累進的所得稅（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採取統一稅，像許多前蘇聯集團的國家），盡管它仍然不夠累進。所得稅帶來的收入投入教育、醫療和基礎設施，其規模遠大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比如印度，中國顯然已經將其遠遠抛在後面。如果中國願意，尤其是如果其精英階層同意，允許民主透明和法治政府與現代稅收制度相結合（並不是確定的事），那麼中國顯然足夠大，來實施我此前讨論的累進所得稅和資本稅。在某些方面，中國比歐洲更有能力迎接這些挑戰，因為歐洲必須應付政治分裂和稅收競争的特殊緊張局面，這可能會在未來某個時間到來。
無論如何，如果歐洲國家不能一起協調和有效地管理資本，單個國家很可能實施自己的控制和國家偏好。（實際上，這已經開始了，有時伴隨著對國家捍衛者和國内股東的不合理推廣，這常常基於虛幻的前提，即他們比國外股東更容易控制。）在這方面，中國擁有明顯的優勢將很難被擊敗。資本稅是資本控制的自由形式，能更好地適應歐洲的相對優勢。
本文摘自《21世紀資本論》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對自18世紀工業革命至今的財富分配數據進行分析，認為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導致了財富不平等的加劇，自由市場經濟並不能完全解決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問題。皮克迪建議通過民主制度制約資本主義，這樣才能有效降低財富不平等現象。
皮克迪在中，對過去300年來的工資財富做了詳盡探究，並列出有關多國的大量收入分配數據，旨在證明近幾十年來，不平等現象已經擴大，很快會變得更加嚴重。在可以觀察到的300來年左右的數據中，投資回報平均維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長1%?2%。5%的投資回報意味著每14年財富就能翻番，而2%的經濟增長意味著財富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時間裡，有資本的人的財富翻了7番，是開始的128倍，而整體經濟規模只會比100年前大8倍。雖然有資本和沒有資本的人都變得更加富有，但是貧富差距變得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