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的小說家常熱衷於詳細描述當時存在的收入和財富分層，此外，他們還經常以非常具體和細膩的筆觸描繪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以及什麼樣的收入水平對應著什麼樣的日常生活。有時候這種寫法也會有對懸殊貧富差距進行辯護的意味，字裡行間透露出來的意思就是，如果沒有這樣的貧富差距，那麼社會上就無法形成這樣少數精英階層來讨論超越日常柴米油鹽的事情：極端的不公平幾乎是文明的條件。
大部分崇尚精英主義的人都認為巨額薪水差距是正當的，因為由薪水造成的貧富差距據說要比由繼承財富造成的差距更具合理性。從拿破侖時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曾有一批數量很小但薪資很高的高級公務員群體（收入是當時平均水平的50～100倍），這些人最低也是政府部長級別。這種情況總是被認可的，包括拿破侖本人也認為這種情況合理，因為拿破侖本人也是科西嘉貴族後裔，當時認為最聰明能幹的人所獲的薪水應該能夠讓他們過上與最富裕的遺產繼承者相當的生活（這與伏脫冷所說的完全相反）。正如阿道夫·梯也爾於1831年在法國下議院中的發言所指出的：“行政長官應與所管轄範圍内榮譽公民享有同等地位。”1881年，法國經濟學家保羅·利萊-博利厄（Paul Leroy-Beaulieu）解釋說，如果政府只是去提高最低工資水平，那麼政府就存在錯位行為。他積極為當時的公務員辯護，當時大部分公務員的年收入在“15000～20000法郎之間”；這位法國經濟學家認為“普通人可能認為這樣的工資很高了”，但其實“根本不足以維持優雅的生活方式，也不足以留存任何積蓄”。
這種對精英階層的辯護也出現在最富裕社會的讨論中，這才是最令人憂心的，在精英社會中，奧斯汀所描繪的需求和尊嚴根本不用考慮。近年來，在美國我們可以聽到類似的對高級管理人員那種驚人收入的辯護（至少是平均收入的50～100倍）。支持這些高薪的人說，如果沒有這樣高的薪水，那麼社會上的真正財富就會落到繼承者的手裡，因為會造成不公平。因此按他們的說法，每年給高管支付的上百萬甚至上億薪酬最終是為了實現社會公正。這樣的論調容易為將來貧富差距的拉大和惡化鋪平道路。未來的世界可能會糅合了過去世界的兩大弊端：一方面存在巨大的由繼承財富造成的不公，另一方面又存在以能力和效率為理由的因薪酬造成的巨大貧富差距（其實這種說法並無道理）。
在此也值得強調的是，不僅那些身處財富榜頂端的人笃信精英主義論點，認為現代社會中所存在的不公平是合理的，許多身處中間位置的人也認同這種觀點，這就造成了底層社會和中層社會的看法差異。20世紀80年代，米歇爾·拉蒙特對美國和法國數百位“高級中產階級”人士進行了深度訪談，採訪對象不僅有生活在紐約和巴黎等國際大都市的人，也有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和立克萊蒙費朗等小城市的居民。她問了訪談對象的職業、社會角色以及社會地位認知以及他們與其他社會團體和階層的區別等。她的研究發現，無論是在美國還是法國，那些“教育良好的精英”總是首先強調自身的能力和道德品質，他們通常用到的形容詞包括活力、毅力、勤奮、努力等等（此外也有寬容、善良等）。奧斯汀和巴爾紮克小說中的人物從來不會覺得有必要去和自己的仆人對比個人品性（當然仆人在小說中都是默默無聞的）。
小型食利者組成的社會
世事輪回，繼承財富在當今世界又在崛起，尤其是在2010年以來的法國。根據我的估計，對那些出生在1970年之後的人而言，繼承財富將占其一生財富資源（包括來自繼承和勞動）的1/4。因此如果看總額，繼承財富對現代人的重要性已經不亞於對19世紀出生的人群。在此應當指出，如果最後的情況發展為低增長以及高資本淨回報率，那麼繼承財富可能會在21世紀出生的人的財富資源中占1/3甚至高達四成。
但繼承財富總量與過去持平並不意味著繼承財富就能發揮相同的社會作用。如前所述，財富的集中度現在大大降低（財富榜上排名前1%人群的財富在1910～1920年間占社會總財富的60%，但在此後的百年間該集中度下降了約2/3，目前只占全部財富的20%多一點），而且隨著“承襲中產階級”的興起，當今大規模財產的數量也要遠遠小於19世紀。
此外，如今的文學小說中，社會階層之間的不平等通常都表現為因工作、薪酬以及技能不同而產生的收入差距。從前以財富層次劃分的社會變成了按勞動和人力資本分層的社會。例如，許多最近熱播的美國電視劇中的男女主人公要麼擁有高知要麼技能超群，例如善於治療疑難雜症（《豪斯醫生》）、解決神秘罪案（《識骨尋蹤》）或幹脆領導美國（《白宮風雲》），這是很驚人的現象。編劇顯然認為，劇中必須要有幾位博士，最好還有諾貝爾獎獲得者。在觀看這些電視劇時，觀衆可以察覺到這些電視劇是在給“正當的不公正”背書，即因精英階層的才能、教育和社會作用所產生的不平等是合理的。誠然最近還是有些電視劇描繪了那種更加令人不安的不公平，就是基於巨額財富的不公平。電視劇《裂痕》中就上演了一批冷漠的企業經營者，他們騙取了工人數百萬美元的財富，他們的妻子變得更加自私自利，一面鬧離婚，一面不舍得放棄現金以及帶遊泳池的住宅。在第三季中，受到麥道夫案例的啟發，編劇們描繪了某位金融人士入獄後，他的子嗣是如何瘋狂争奪其父親留在安提瓜的財產，由此來繼續維持紙醉金迷的生活。在電視劇《黑金家族》中，我們看到生活腐化的年輕繼承者們無才無德，終日無恥揮霍繼承來的財產。這些當然是極端例子，但當代電視劇中那些依靠祖上遺產過活的角色或多或少都偏向負面，哪怕電視編劇沒有公開譴責，而依靠繼承遺產生活在奧斯汀和巴爾紮克年代則被認為是完全正常的，甚至大部分人都會從心底裡覺得這是必要的。
這種對不公平的觀念轉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其中也牽涉到若幹誤解。首先，當今教育所發揮的作用顯然要超過19世紀。（在當今世界，幾乎人人都有相應的文憑和技能，如果沒有則幾乎寸步難行：人人都在努力學得某種技能，即便那些有望獲得豐厚遺產的繼承者也是如此，特別是當繼承年齡在逐漸往後推時。）但這不意味著社會朝著精英治理的方向邁進，不意味著勞動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在提升（如前所述，勞動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並未有任何實質提升），也不意味著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獲得各種技能。實際上，培訓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只是往高層教育方向推移了，另外也沒有證據表明教育的普及真正有效增加了代際之間的社會流動性。然而無論如何，人力資本的轉移總是要比金融資本或房地產的轉移要複雜（因為至少繼承者需要付出某些努力才能完成人力資本的轉移），這種狀況於是就讓人們普遍相信，遺產財富宣告終結，社會變得公平，但可惜這種普遍的認知是偏頗的。
主要的誤解在於：首先，繼承並未終結，繼承財富的分佈產生了變化，但這是另外的問題。在當今法國社會，超額財產數量相比19世紀確實減少了，現在3000萬歐元資產甚至500萬或1000萬歐元資產都少見。但由於繼承財富的總額已經恢複到此前19世紀的高位，因此數額比較大的遺產數量大大增加，例如那些20萬、50萬、100萬甚至200萬歐元的遺產。這樣的遺產數額雖然不至於大到可以讓繼承者完全放棄職業而選擇隨心所欲的生活，但歸根到底還是相當客觀的數目，畢竟許多人畢生勞碌也不見得能掙到那麼多錢。換言之，我們的社會從數量稀少的龐大食利者變成了數量衆多的小型食利者，即由小型食利者組成的社會。
食利者：民主之敵
其次，繼承資本的分佈在21世紀很可能會變得像19世紀那樣懸殊。如前面章節所述，目前並無必然力量阻止財富高度集中的重新出現，假設因為各國稅率競争等因素引發增長放緩而資本回報率高企，那麼財富集中很可能會回到與歐洲美好年代時類似的程度。如果這種局面發生，那麼這將引發劇烈的政治動蕩。民主社會的根基在於崇尚奮鬥的世界觀，或至少是通過奮鬥而實現價值的信念，即社會普遍認為，財富不均等應由能力和努力程度決定而不是遺產和租金。這種信念和希望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原因很簡單：在民主體制中，盡管公民的生活條件有著巨大差別，但全體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因此要想克服這對矛盾，那麼社會的不公平就必須是由理性和普世真理造成，而不是由不可抗拒的偶然性造成。因此不公平性必須符合正義，而且對人人有用，至少從道理上說是如此，在現實中則盡量做到。1893年，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杜爾凱姆預測，如果繼承財富依然存在，那麼現代民主社會必然不可持久。他認為，最終財產私有權將徹底終結，由此民主社會才得以延續。
概言之,貧富差距的根本動因就是本書從頭至尾都在強調的，資本回報率高於經濟增長率導致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機制與市場競争不充分沒有關系，因而也不會因為市場變得更加自由或競争變得更加充分而消失。因此認為完全自由競争會讓繼承財富消失並讓世界形成精英治理的公序良俗的想法屬於危險幻想。全民公投以及無財產門檻的投票權的形成使得富人不再擁有法律上的特權，但這並未消除形成食利者社會的經濟力量。
繼承財富的回歸：歐洲還是全球現象？
那麼在法國看到的繼承財富的回歸是否在其他國家也是如此呢？鑒於數據的局限，現在很難對此問題給出精確答案。顯然法國在財產數據方面的豐富和全面是其他國家所難以比肩的，但至少有若幹結論應該是成立的。首先，來自德國和英國等其他歐洲國家的不完整數據也反映了20世紀繼承財富的U形曲線，這與法國的變動趨勢是吻合的，由此證明在法國看到的情況在歐洲其他地方也同樣存在。
特別是在德國，盡管只有在有限的年份才有相關的數據，但現有的估測表明，德國繼承財富在1941～1945年間的暴跌可能較法國更為劇烈，繼承財富在德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從1910年的16%下降到了1960年的2%。此後繼承財富額就開始持續快速上升，在1980～990年間存在明顯的加速上行，並在2000～2010年間達到了國民收入的11%～12%。這比法國的水平低（法國在2010年時繼承財富額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是15%），但由於德國在1950～1960年間的起點較低，因此繼承財富在德國社會中的反彈實際上更加猛烈。此外，目前德法兩國的遺產繼承額差異完全是因為兩國不同的資本/收入比（即β值，見本書第二部分論述）。如果德國私人財富總額也上升到法國的水平，那麼兩國的繼承財富額就會相當（假設其他條件不變）。在此也應指出，德國繼承財富回升較快主要是饋贈額的迅速上漲，這與法國的情況相似。根據德國官方數據，在1970～1980年，登記在冊的饋贈額每年約占繼承財富總額的10%～20%，但此後該比例就一直上漲並在2000～2010年達到60%的水平。最後，1910年德國繼承財富額較小也主要受到了萊茵河以北人口數量快速增長的影響（即m效應）。同理，由於當前德國人口總量停滞，因此德國繼承財富額很可能會在未來幾十年裡超過法國。像意大利和西班牙等總人口減少以及出生率下降的歐洲其他國家也會出現類似的情況，只是當前沒有可靠的歷史數據對意大利和西班牙兩國的情況展開具體分析。
在20世紀初，英國的情況和法國也很相似：兩國的遺產繼承額都占國民收入的20%～25%。但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並未出現法國和德國那樣繼承財富大幅萎縮的狀況，這可能是因為英國的私人財富存量並未像德法兩國那樣受到劇烈破壞（β效應），財富積累也沒有出現嚴重倒退（μ效應）。英國的年度遺產和饋贈額占國民收入比例從1950～1960年的8%下降到了1970～1980年的6%。盡管從1980年開始，英國的繼承財富額也出現了回升，但其勢頭並不像在法國或德國那樣明顯：根據現有數據，在2000～2010年，英國繼承財富額占國民收入比重僅略超8%。
這其中可能存在若幹解釋。首先，英國繼承財富額較低可能是因為很大一部分財富都是以養老基金的形式存在的，因此這些財富不會轉給後人。這當然只能部分解釋英國的狀況，因為英國養老基金額只有全部私人財富存量的15%～20%。此外，現世財富和可代際轉移財富之間也未必完全是替代關系：從邏輯上講，這兩類財富應該是可以相加的，因此如果某國對養老基金的依賴度較高，那麼該國的私營財富存量也會相應較大，而其中就會有相當部分的財富投資於其他國家。
英國繼承財富額較低的另外一種解釋是，英國人對儲蓄以及家族饋贈和遺產有著不同的心態。在分析這個解釋之前，必須要強調英國在2000～2010年間繼承財富額較低的現象完全可用英國禮物饋贈較少的事實來解釋，因為自1970～1980年以來，英國的饋贈額一直占繼承財富總額的10%左右，而在法國和德國，這一比例達到了60%～80%。即便考慮到記錄禮物饋贈行為的難度以及各國不同的做法，英國和歐陸國家的差距似乎也大到令人有些難以置信，因此不能排除英國禮物饋贈存在低估的狀況，至少不能完全排除。那麼按照現有的數據，很遺憾我們無法斷定，英國繼承財富回升勢頭較溫和的現象到底是反映了行為差異（即英國人賺錢更喜歡自己花，而法國和德國人更喜歡留給子孫）還是統計誤差。（如果英國的禮物饋贈/繼承財富總額的比例與法國和德國相同，那麼英國在2000～2010年的繼承財富額應該是國民收入的15%，與法國相當。）
美國的繼承財富數據更有問題。美國在1916年開始推行聯邦遺產稅，但只有很少部分的遺產交了聯邦稅（大約不足2%），而大部分財產贈與也沒有報稅的要求，因此從這個稅種的歷史數據上並不能看出真實情況。但遺憾的是，也無法找到其他數據來補充。國家統計部門所做的遺產和贈與調查總是存在嚴重的低估。這使得我們的知識存在嚴重的缺失，而大部分基於調查數據的研究也就不值一提。即便在法國，主動申報的贈與和遺產也僅僅占財稅數據所反映的一半而已（財稅數據還只是實際繼承財富額的下限，因為人壽保險等情況是不含在財稅數據中的）。顯然，那些接受統計調查的個人常常會遺忘自己實際接受的遺產和贈與，此外也會採用“最合適”的方法來說明其財富歷史來源（這本身也反映出現代社會對繼承財富的看法）。在許多國家，包括在美國，可惜沒有相應的可靠財稅數據來比照調查數據。當然也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認為，在法國統計調查的低估狀況就一定比美國好，因為至少法國公衆對繼承財富的態度與美國公衆同樣負面。
總而言之，由於美國的數據十分不可靠，因此很難精確研究美國繼承財富的歷史變遷。如果一定要估算20世紀繼承財富在美國的變遷（當然美國的數據基礎沒有那麼完整），我們會發現繼承財富在美國的變化也存在U形曲線，只不過沒有那樣明顯。美國繼承財富占國民收入比重在20世紀和21世紀初都要低於法國（美國在1950～1970年也存在低點）。主要原因在於美國的相對快速人口增長，這導致資本/收入比（β效應）較低以及財富向高齡集中的趨勢相對溫和（m和μ效應）。當然這種差距不應被誇大：繼承財富在美國社會也有著重要作用。畢竟美歐之間的差異並不是由所謂的既定文化差異造成的，而主要是由於人口結構和人口增速的差異造成的。假如某天美國的人口增速像某些長期預測那樣出現下降，那麼美國的繼承財富額也有可能向歐洲那樣出現明顯上升。
對於貧窮和新興市場國家，可惜現在缺乏可靠的歷史數據對其繼承財富和變遷進行分析。但如果這些國家的人口增長和經濟增長放緩，預計在21世紀就會出現這種狀況，那麼與低增長發達國家的情況類似，繼承財富的重要性在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也將大大提升，這一點應該是可以推斷的。在那些出現人口總量下降的國家，繼承財富的重要性很可能會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必須記住，這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鑒於目前像中國這樣的高速經濟增長，繼承財富額可能在未來若幹年内都會相對保持低位。對於現在的中國勞動年齡人口，他們的收入正以每年5%～10%的速度增長，因此大部分社會財富將是來自現有人口的積累，而不是來自祖上的遺產，因為祖輩的財產可能極其有限。繼承財富在全球範圍的卷土重來將是21世紀的重要特徵，但在未來幾十年内受影響程度最深的可能還是歐洲以及受影響程度略輕的美國。
本文摘自《21世紀資本論》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對自18世紀工業革命至今的財富分配數據進行分析，認為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導致了財富不平等的加劇，自由市場經濟並不能完全解決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問題。皮克迪建議通過民主制度制約資本主義，這樣才能有效降低財富不平等現象。
皮克迪在中，對過去300年來的工資財富做了詳盡探究，並列出有關多國的大量收入分配數據，旨在證明近幾十年來，不平等現象已經擴大，很快會變得更加嚴重。在可以觀察到的300來年左右的數據中，投資回報平均維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長1%?2%。5%的投資回報意味著每14年財富就能翻番，而2%的經濟增長意味著財富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時間裡，有資本的人的財富翻了7番，是開始的128倍，而整體經濟規模只會比100年前大8倍。雖然有資本和沒有資本的人都變得更加富有，但是貧富差距變得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