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財富基金在近些年來有了長足發展，尤其是石油出口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但令人遺憾的是，目前有關主權財富基金投資策略和回報情況的公開數據並不充分。挪威的主權財富基金在2013年的資產規模超過7000億歐元（是美國所有高校基金會總額的兩倍不止），其財務報告是全球所有主權財富基金中最詳細透明的。其投資策略，至少在開始的時候，比美國大學基金會還保守。這也不難理解，因為畢竟主權財富基金是在公衆的嚴格監督下（或許挪威人民不像哈佛大學那樣喜歡把大量資金投到對沖基金和非上市公司股權中），因此其投資回報也沒有那麼高。最近該基金的管理者獲得授權，可以將更多的資金用於另類投資（尤其是國際房地產），因此該基金的未來回報有望提升。不過請註意，該基金的管理成本不到其資產規模的0.1%（哈佛大學是0.3%），但由於挪威財富基金的規模是哈佛基金會的20倍，因此從絕對數字上看，該基金也足以支付專業的投資建議。此外我們也了解到，在1970～2010年，挪威政府把石油產業60%的收入都投入了該基金，另外的40%則用於政府開支。挪威當局並未詳細說明，該基金的長期目標是什麼，也沒有說明從何時開始該國公民會消耗該主權財富基金及其投資回報的部分或全部資金。或許他們自己也不知道：這取決於挪威的石油儲量變化、每桶石油價格的變化以及該基金在未來幾十年的投資回報狀況。
主權財富基金：資本與政治
如果我們看看其他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尤其是中東國家的基金，那麼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透明度要與挪威相差許多。其財務報告往往言之不詳。因此我們幾乎不可能去徹底了解其投資策略，而投資回報狀況充其量也就提點幾句，此外各年度之間的數據也往往不可比較。掌管著全球最大主權財富基金的阿佈紮比投資局（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其基金規模與挪威主權財富基金相近）在最近發佈的報告中稱，1990～2010年間其基金的年均真實回報率高於7%，而在1980～2010年間為8%。考慮到美國高校基金會的投資業績，這樣的數字完全是有可能的，但由於該機構沒有提供詳細的年度信息，因此也很難對其做出進一步分析。
不同的主權財富基金顯然採取了不同的投資策略，這或許與這些基金對待公衆的不同態度以及對全球政治形勢的不同看法有關。阿佈紮比經常稱其基金獲得了高額回報，但沙特阿拉伯的主權財富基金卻十分低調，盡管其規模在石油出口國家中僅次於阿佈紮比和挪威而高於科威特、卡塔爾和俄羅斯。波斯灣沿岸的石油小國往往國民數量稀少，因此其主權財富基金報告的潛在閱讀對象是國際金融投資界。而沙特主權財富基金的報告則更加沉穩並提供了從石油儲量到國際收支和政府預算的情況，顯然這樣的報告是要給沙特阿拉伯王國的全體公民看的，沙特在2010年的人口總量是2000萬人，盡管與中東地區大國相比不算太多（伊朗8000萬人口、埃及8500萬、伊拉克3500萬），但卻要遠遠多於那些袖珍的海灣國家。這還不是唯一差別：沙特基金的投資似乎更加保守。據官方文件披露的信息，沙特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回報率不會超過2%～3%，因為大部分資金都投向了美國國債。沙特的財務報告中並沒有足夠的信息來讓外界推斷其投資組合變化，但其提供的信息卻要比阿聯酋詳細許多，而且在某些要點方面，這些報告中的數據似乎是正確的。
那麼為什麼明明可以在別處獲得更高的收益，但沙特阿拉伯卻選擇美國國債作為主要投資對象？這尤其值得發問，因為美國高校的基金會從幾十年前就開始慢慢停止投資於美國的國債了，而選擇了在全球範圍搜尋更好的投資機會，大量投資於對沖基金、非上市企業股權以及基於大宗商品的衍生交易品。誠然，美國國債是動蕩世界中最安全的投資港灣，或許沙特阿拉伯的公衆對於另類投資毫無興趣。但與此同時也必須考慮這種選擇背後的政治和軍事考量：盡管這從來沒有公開說破，但如果沙特阿拉伯是在通過這種方式給為其提供軍事保護的美國提供低息貸款，這在邏輯上似乎也並無不通之處。據我所知，無人試圖對這樣的“投資”計算其具體回報，但無疑回報是相當可觀的。如果美國和其西方盟友沒有在1991年將伊拉克軍隊趕出科威特，那麼接下來伊拉克就可能會威脅沙特阿拉伯的油田，那麼就有可能讓伊朗等其他國家也跳出來參與本地區石油資源的重新分配。如此全球資本分佈就會立刻變成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全面争衡。在殖民時代就曾有過這樣的景象，當時英法為首的帝國稍有龃龉就會忙不及推出大炮來保護本國的投資。顯然，在21世紀也同樣存在這樣或明或暗的争鬥，只是在充滿緊張氣氛的全球政治圖景中，現在人們難以提前預測沖突會在哪裡爆發。
主權財富基金會擁有全世界嗎？
那麼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主權財富基金的規模會膨脹到什麼程度？根據目前的估測（當然這些估測十分粗糙），2013年全球主權財富基金的總規模是5.3萬億美元，其中3.2萬億美元屬於石油出口國家（除上面提到的國家和地區外，還有迪拜、利比亞、哈薩克斯坦、阿爾及利亞、伊朗、阿塞拜疆、文萊、阿曼等國家），其餘的2.1萬億美元則屬於非石油出口國和地區（主要是中國内地和香港、新加坡和其他小型主權財富基金等）。為方便理解主權財富基金的規模，這與《福佈斯》財富榜上所有億萬富翁的財富總額相當（2013年約為5.4萬億美元）。換言之，億萬富豪如今擁有全世界財富總額的1.5%，主權財富基金也擁有全球財富的1.5%。或許這是值得慶幸的消息，至少現在還有97%的全球財富不被超級富豪和主權財富基金所掌控。按照我對億萬富翁未來財富的推算方法，同樣大家也可推算主權財富基金的未來變化。按現有的推算，這兩者還不至於很快就成為世界財富的主宰，在21世紀下半葉，其在全球財富中的比重也就在10%～20%，因此我們似乎還不用擔心按月給卡塔爾酋長（或挪威納稅人）支付租金的日子。但如果我們完全忽略，那就會犯下嚴重錯誤。首先，現在我們沒有理由高枕無憂，因為我們的下一代和孫輩可能會被迫交租金，而我們不應該等到這種局面出現時再去臨時想辦法。其次由於全球資本的很大一部分是非流動的（包括房地產以及不可在金融市場交易的商業資本），因此主權財富基金所擁有的流動資本（億萬富翁所擁有的流動資本相對少一些）實際上要比數字所顯示的高，這些是可以用來收購破產公司、買下足球俱樂部或在政府無力時出面重振某衰落社區的“活”資金。事實上，來自石油出口國家的投資活動在法國等發達國家日趨活躍，而正如前所述，法國等國又恰好是對資本重新崛起最缺乏心理準備的國家。
最後一點，主權財富基金與億萬富豪的關鍵區別在於，主權財富基金或至少是石油出口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不僅會將投資所得用於再投資，而且還會接受來自石油銷售的源源不斷的投入。盡管這些新增流量究竟能有多少還充滿著不確定性，這是因為地下到底有多少石油、石油需求如何以及每桶石油的價格等都屬於未知信息。但可以料想的是，來自石油銷售的投入會遠遠超過現有資產的投資回報。來自自然資源開採的租金，即自然資源銷售所得與開發成本之間的差距，自21世紀頭10年中開始約占全球GDP的5%（其中半數都是石油租金，而其餘的則主要來自天然氣、煤炭、礦藏和木材），這與20世紀最後10年的2%以及70年代初期的1%有了明顯提升。根據某些預測模型的測算，石油價格將從目前100美元一桶（21世紀初約為25美元一桶）上漲到2020～2030年的200美元一桶。如果每年都有相當比例的石油資源租金流入主權財富基金，那麼到2030～2040年，全球主權財富基金將占全球資本總額的10%～20%甚至更高。現在沒有任何經濟規律說這種情況不會發生。一切都取決於供求狀況，即新的石油儲備或其他新能源是否被發現，以及人們對無石油生活的適應速度。不管如何，石油出口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必然會繼續增長，其在全球資產中的比重到2030～2040年時將比現在的比重高出至少兩三倍，這是相當規模的增長。
如果這樣的局面發生，那麼西方國家會越來越難接受這樣的觀點，即本國資產越來越被來自石油出口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掌控，遲早這會引發政治上的應對措施，例如限制主權財富基金對房地產以及實業和金融資產的購買，甚至部分或全部將主權財富基金擋在門外。這樣的應對措施在政治上缺乏謀略，也在經濟上缺乏效用，但這畢竟是各國政府所能採取的行動，哪怕是小國政府也完全可以這樣做。請註意，即便是石油出口國家本身也開始減少對外投資，希望把更多的資金留在國内，因此石油出口國家正在大興土木建造博物館、高級酒店、大學甚至滑雪場，這些建設項目規模如此之大，完全不考慮經濟或財務上的合理性。或許這種行為反映了這樣的意識，即與其投資國外而讓外國政府將來沒收資產，還不如肥水不流外人田。當然現在並無保證說這樣的過程會始終維持和平方式：當涉及本國資產被他國擁有時，沒有人能預知公衆的心理和政治底線到底會在哪裡。
中國會買下全世界嗎？
非石油出口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則略有不同。為何一個沒有特殊自然資源的國家會決定去買下另外一個國家？其中的一種可能性當然是新殖民主義思想，像是歐洲殖民主義時代那種純粹對大國實力的渴求。但如今的狀況已經不同，現在歐洲國家擁有了技術上的優勢可保證它們的支配地位。中國和其他非石油產出新興市場國家正在迅速發展，當然證據都表明，一旦這些國家追趕上了發達國家的生產效率以及生活水平，那麼其高速發展也自然會走到盡頭。知識和生產技術的傳播起到了基礎性的平等化作用：一旦當後發展國家追趕上了發達國家，那麼這些國家也就不會再高速發展。
假設當國際平等化過程接近尾聲時，儲蓄率將會穩定在國民收入10%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各地的資本積累都會呈現出相似的狀況。世界資本積累的很大一部分當然會發生在亞洲，尤其是在中國，這將與該地區在未來全球產出中的比重相配。但根據核心情境的假設，世界各大洲的資本/收入比都會趨同，因此各地區都不會產生儲蓄和投資的嚴重不平衡。非洲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因為21世紀非洲的資本/收入比會低於其他各洲（尤其是非洲的追趕速度較慢，其人口結構轉變也延後了）。如果資本可以自由流動，那麼我們會看到來自其他國家對非洲源源不斷的投資，尤其是來自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鑒於上述原因，這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緊張對立，而現在已經可以看到某些緊張苗頭。
當然也有可能出現較核心情境遠為不平衡的狀況。但無論如何，財富差距擴大的力量在主權財富基金方面並不表現得那樣明顯，因為主權財富基金的增長完全來自意外收獲，而與其受益人群的需求不成比例（尤其是當主權財富基金所在國的國民數量較少時）。這會導致永無止境的積累，資本回報率高於經濟增長率代表的不平等轉化成了全球資本分佈中永遠的差距擴大。總而言之，石油租金或許能讓石油生產國買下全世界（或世界大部分）並依靠所積累資本的租金自我延續。
中國、印度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情況則不同。這些國家人口衆多，國内人口的需求（無論是消費還是投資）還遠未滿足。當然我們可以想象，中國的儲蓄率會繼續大大高於歐洲和美國的儲蓄率：例如中國可能會採取累積制的養老金體系而不是現收現付制，這在增速放緩的情況下是極有吸引力的（如果人口負增長，那麼這樣的選擇將更有吸引力）。例如，如果中國在2100年之前都會把國民收入的20%轉換成儲蓄，而歐美的同期儲蓄率只有10%，那麼到了21世紀末，新舊世界的許多資產都會被龐大的中國養老基金掌控。這雖然在邏輯上能說通，但這種可能性並不大，因為首先中國工人和中國社會整體肯定更希望（當然是有理由的）依靠公共養老體系維持退休後生活（如同歐美那樣），第二個原因正如上面對石油出口國家和其主權財富基金論述時提到的政治考量，中國的養老基金也會受此影響。
無論如何，現在不用擔心由於中國（或石油出口國的主權財富基金）逐漸買下發達國家而造成國際財富分化，最大的危險還是在於國内寡頭的崛起，即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資產將集中在國内富豪手裡，甚至更進一步，包括中國和石油出口國在内的國家的資產也會越來越被掌握在億萬富翁和百萬富翁手裡。如前所述，這樣的過程其實已經開始。隨著全球經濟增速的放緩以及各國對資本的競争加劇，那麼現在有理由認為，未來幾十年的資本回報率將遠遠高於經濟增長率。如果再考慮初始財富越大回報就越高的效應，隨著全球金融市場的發展，這種分化現象可能會被進一步強化，那麼顯然，排名在前1%或前0.1%的超級富豪的財富就會越來越多，與普羅大衆的差距也會越拉越大。當然現在很難判斷說，這種寡頭壟斷究竟會發展多快，但似乎寡頭壟斷的風險要遠遠高於國際壟斷。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目前對“中國將要買下全世界”的擔憂純屬杞人憂天。發達國家的富裕程度實際上遠遠超過公衆的想象。如今歐洲家庭擁有的房地產和金融資產在減去負債之後依然高達70萬億歐元。而中國所有主權財富基金的資產再加上其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目前也就是3萬億歐元，不及歐洲家庭淨資產總額的1/20。因此發展中國家根本無力買下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必須經過長時間的發展才有可能做類似的舉動，但這應該是至少幾十年後的事情。
那麼為何發達國家公衆會有這樣的擔憂，會擔心自己的國家財富落入他國之手？至少這樣的情緒不是完全空穴來風吧？首要原因是那種怪罪外國人來解釋國内矛盾的普遍情緒。例如許多法國人都認為，來自外國的購買者推高了巴黎的房價。但如果真正分析巴黎購房者的結構，我們就會發現外國購房客（或外國居民）對房價上漲的貢獻度充其量不過3%。換言之，如今巴黎房價居高不下97%的原因都是由於法國本國居民造成，因為現在有數量足夠多的法國居民有購買房產的能力。
在我看來，這種被剝奪感還可能是因為在發達國家中，財富高度集中於富人之手（因此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資本僅僅是抽象概念），而超級富豪逃離本國的過程也已開始上演。對於大部分生活在發達國家的居民而言，尤其是歐洲居民，他們很難接受歐洲家庭財富其實是中國家庭財富的20倍，這是因為歐洲財富主要是私人所有，而政府無權調用這些私人財富來行使公共職能，例如援助希臘，而中國此前卻完全可以提出這樣的援助設想。但歐洲私人財富非常真實，如果歐盟真的決定要好好動用這筆財富，那也會有辦法。但問題在於，單一歐洲國家政府很難單獨對資本實施監管或對資本收入課稅。今天在發達國家居民那種彌漫的被剝奪感也可能是民主主權的弱化造成。這在歐洲表現得尤為明顯，歐洲各國都在為了吸引資本而相互競争，這就強化了整個財富分化過程。外國資產頭寸的迅猛增加（即每個國家都越來越多持有鄰國的資產，如第5章所述）也是整個財富分化過程的一部分，這也加深了歐洲居民的無助感。
寡頭壟斷的概率要遠遠大於國際壟斷，此外寡頭壟斷也更加難以對付，因為這需要各國政府高度合作，而現在各國政府卻在忙著相互競争。財富的流轉也使得國籍的概念淡化，因為最富有的人總是可以轉移資產甚至變更國籍，由此切斷與其母國的所有聯系。只有在相對宏觀層面協力推行應對政策，這種困境才有望解決。
本文摘自《21世紀資本論》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對自18世紀工業革命至今的財富分配數據進行分析，認為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導致了財富不平等的加劇，自由市場經濟並不能完全解決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問題。皮克迪建議通過民主制度制約資本主義，這樣才能有效降低財富不平等現象。
皮克迪在中，對過去300年來的工資財富做了詳盡探究，並列出有關多國的大量收入分配數據，旨在證明近幾十年來，不平等現象已經擴大，很快會變得更加嚴重。在可以觀察到的300來年左右的數據中，投資回報平均維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長1%?2%。5%的投資回報意味著每14年財富就能翻番，而2%的經濟增長意味著財富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時間裡，有資本的人的財富翻了7番，是開始的128倍，而整體經濟規模只會比100年前大8倍。雖然有資本和沒有資本的人都變得更加富有，但是貧富差距變得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