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在1950-1980年間達到了最低谷：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占到了美國國民收入的30-35%，與法國今天的水平大致相當。保羅·克魯格曼戀舊地稱之為“我們所愛的美國”——童年時期的美國。在上世紀60年代，即電視劇《廣告狂人》（Mad Men）描述的那個時期，也就是戴高樂將軍時期，美國實際上是一個比法國更均等的社會，至少對美國白人來說是這樣的（法國最富有的10%人群的收入份額飛速增長超過了35%）。
然而，自1980年以來，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就開始迅猛擴大。最富的10%人群的收入份額從上世紀70年代的30~35%上漲到本世紀頭十年的45~50%——15個百分點的提升。趨勢線顯得異常陡峭，這讓人很自然就會想到，這樣的快速膨脹到底還能持續多久？如果以這種節奏上漲，到2030年最富的10%的人的收入將占到國民收入的60%。
對於這種變化，我們有必要停下來做出幾點說明。第一，我所基於的數據，只考慮了在所得稅表格中的申報收入，並沒有對任何由於各種合法和非法因素造成的資本收入低估進行矯正。鑒於美國國民賬戶中的總資本收入（特別是股利和利息收入）與稅收表格中的申報數額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以及避稅天堂的快速發展（收入以各種方式流向這些地方，大部分甚至不包含在國民賬戶中），我提供的數據很可能低估了最富10%的人所掌握財富的實際增長幅度。通過對多種可得的資料的比較分析，可以估計，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夕，最富10%的人的收入略超過美國國民收入的50%，這種情況在進入2010年代後再一次出現。
另外，還要註意，在過去三十或四十年裡，股市的狂飙和資本收益只是最富10%的人收入份額結構性上漲中的一部分。可以肯定的是，資本利得在在2000美國互聯網泡沫時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7年也是如此：這兩個時期，資本利得一項就為最富10%的人的收入份額增添了5個百分點，這一數額是巨大的。之前的紀錄是在1928年，即1929年股市崩盤的前夕，那時也不過是3個百分點而已，但這種水平難以長期持續下去。股票市場上持續不斷的短期波動，為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額的變化增加了很大變數（當然對整體美國經濟的波動也帶來影響），但對於不平等的結構性擴張並沒有多大影響。如果我們簡單忽略掉資本利得（鑒於這種類型的收入在美國的重要性，這並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方法），仍會發現最富10%人群收入份額的增量很大，上世紀70年代為32%左右，2010年上升到超過46%，增加了14百分點。上世紀70年代，資本利得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為1%~2%，到2000-2010年間為2%~3%（剔除極好的和壞的年份）。因此結構性在上漲在1個百分點左右：這並非一點不重要，但與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額上升的14個點相比，這確實不算什麼。
通過考察不含資本利得的數據序列，我們可以更清晰識別美國不平等擴大的結構性特徵。事實上，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2010年，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額（不含資本利得）的上漲表現得相對穩定乃至保持恒定：上世紀80年代在35%的水平，到90年代達到40%，到本世紀之交達到45%。更引人註目的是，2010年的水平（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額已超過國民收入的46%，當然這剔除了資本利得收入）已經明顯高於2007年即金融危機前夕的水平了，而且2011~ 2012年的早期數據顯示，這種增長仍在繼續。
至關重要的一點是：事實清晰表明，不能指望這樣的金融危機本身來結束美國不平等的結構性擴大。可以肯定的是，股市崩盤的直接後果是不平等的擴大總會隨之變得更為緩慢，就像它總在股市繁榮時期擴大得更為迅速一樣。2008 ~2009年雷曼兄弟破產後，就像2001~2002年第一次互聯網泡沫破裂之後，在股市上獲利已風光不再。這些年份的資本利得確實下降了。但是這些短期的波動並沒有改變長期趨勢，因為長期趨勢是由其他力量決定的。我現在必須闡明這些因素的邏輯機制。
進一步的分析很有必要將收入最高的10%人群分解成三組：最富有的1%，緊接著的4%，和底部的5%。不平等增長的大部分來自“1%”，其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從上世紀70年代的9%上升到2000-2010年的大約20% （資本利得的波動使得年度之間存在較大差異），總體增加了11個百分點。可以肯定的是，底部的“5%”群組（2010年家庭收入介於108000至150000美元之間）以及“4%”群組（收入介於150000美元至352000美元）也經歷了大幅增加：前者占美國國民收入的比例從11%增加到12%（1個百分點），而後者從13%升至16%（3個百分點）。很明顯，這意味著自1980年以來，這些社會群組的收入增長大大高於美國經濟的平均增長率，而且高出的程度不容小觑。
美國學院派經濟學家也算是高收入組的一員，他們中的許多人認為，美國經濟運行的相當不錯，特別是它準確而恰當地給才能和功績以物質回報。這種反應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事實是位於他們之上的社會群組更厲害：國民收入增長的15%歸於10%的人；其中的約11%，或者說近3/4屬於那“1%”群組（2010年收入超過352000美元）；這其中又有大約一半歸屬於那“0.1%”群組（每年年收入超過150萬美元）。
正如我剛剛展示的，金融危機本身似乎並未對不平等的結構性上漲產生影響。是否存在反向因果關系呢？有沒有可能是美國不平等程度的擴大助推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呢？美國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份額在上個世紀兩次達到峰值，一次是在1928年（在1929年經濟危機前夕），另一次是2007年（在2008年危機前夕），考慮到這些特徵，上述疑問很難避免。
在我看來，毫無疑問，美國收入不平等的擴大一定程度上會引發國家的金融不穩定。原因很簡單：收入不平等擴大的一個後果是，美國中下階層的購買能力發生實質停滞，這必然增大了樸實家庭借債的可能性，特別是那些不擇手段的銀行和金融中介機構，他們免於監管，並渴望從流通到體系中的巨額儲蓄中賺取優厚利息收入，進而就慷慨提供了日益增長的授信額度。
為支持這一論點，我們必須要註意到，1980年以來，美國國民收入中有相當一部分（大約15%）從最窮的90%人口轉向了最富的10%人口。具體地，如果我們考察一下危機發生前的30年（即1977-2007年間）美國經濟的增長情況，就會發現最富的10%人口占據了增長總額的3/4，這一時期最富的1%人口就獨自占了國民收入增長的近60%。因此，對於剩下的90%人口，收入增長率每年不足0.5%。這些數字是無可争議的，但卻是讓人吃驚的：當人們考慮收入不平等的基本合理性時，都應詳細審查這些數字。很難想象，在社會群體之間存在如此極端分化情況下，這個經濟和社會如何能夠持續運轉下去。
很明顯，如果收入不平等的擴大伴隨著異常強勁的美國經濟狀況，情況將大大不同。然而不幸的是，這並非事實。與過往幾十年相比，美國經濟增長更為緩慢，這導致中下收入階層的實質停滞。
還要註意，這種在社會群體内部的收入轉移規模（大約占到美國國民收入的15%）是美國本世紀頭十年貿易赤字規模（大約占到國民收入的4%）的四倍。這種比較的有意義之處在於，這一巨額貿易赤字（對應著中國、日本和德國等的貿易盈餘）經常被認為是造成“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的關鍵因素，而這種不平衡使得多年來美國乃至世界的金融體系變得不穩定，進而導致了2008年危機的發生。這是有可能的，但要知道的是，美國的内部不平衡是全球不平衡的四倍。這提示我們，要探索很多問題的根源及應對措施，更應關註美國國内的因素，而不僅僅是推向中國以及其他國家。
綜上所論，如果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或者更一般意義的全球金融體系長期不穩定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是美國收入不平等的擴大，這種說法總體上是過頭的。以我看來，這種不穩定的更為重要的原因是資本/收入比率的結構性上升（在歐洲尤為如此），加之國際資產頭寸總量的巨額增長。
本文摘自《21世紀資本論》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對自18世紀工業革命至今的財富分配數據進行分析，認為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導致了財富不平等的加劇，自由市場經濟並不能完全解決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問題。皮克迪建議通過民主制度制約資本主義，這樣才能有效降低財富不平等現象。
皮克迪在中，對過去300年來的工資財富做了詳盡探究，並列出有關多國的大量收入分配數據，旨在證明近幾十年來，不平等現象已經擴大，很快會變得更加嚴重。在可以觀察到的300來年左右的數據中，投資回報平均維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長1%?2%。5%的投資回報意味著每14年財富就能翻番，而2%的經濟增長意味著財富翻番要35年。在一百年的時間裡，有資本的人的財富翻了7番，是開始的128倍，而整體經濟規模只會比100年前大8倍。雖然有資本和沒有資本的人都變得更加富有，但是貧富差距變得非常大。